中日这些年的和解与反目
全球都在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中日关系的走向。怎样才能遏制对立，并找到共存的道路？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几年中日关系的和解与反目。
“好久不见，有机会访问北京吧”，2013年在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之后，中国方面向日本政党相关人士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此前议员交流因受尖阁诸岛（中国名：钓鱼岛）问题影响而陷入中断。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放弃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中国转向了重启交流。
8月30日，以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为代表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等访问了北京。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会谈中表示，希望继续政党、议会与民间交流，向日本送出了秋波。
在那之后，日本国会议员掀起了不大不小的访华高潮。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大家的党的议员相继访问了北京，并与作为知日派的前国务委员唐家璇等人举行了会谈。
在拒绝与日本首相和外相举行会谈的同时，中国举起了议员交流的大旗。中国在会谈中积极强调的是搁置对立。中国敦促日本承认争端的存在，同意进行共同开发等。
“中国认为安倍首相的对华姿态目前不会软化，因此决定首先恢复与日本议员的交流。希望借助安倍身边人士说服安倍”，熟悉内情的多位中日相关人士这样解读。
到10月下旬之后，中国还重启了一直陷入停滞的政府高官访日。
首个访日的高官是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顾朝曦以考察NPO为名访问了日本，并与外务省副大臣三矢宪生等人举行了会谈。事实上，自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以来，这是中国副部长级官员首次专程访问日本。
11月，负责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部门国家发改委高层低调进行了访日。
因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而形势变动
但是，由于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局面出现了改变。中国叫停了议员交流，开始加大反日报道。
“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前，中日关系改善迹象稳步加强。即使是安倍，应该也知道这一点”，中国相关人士如此表示。尽管中国开始修复中日关系，但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让这一努力付之东流。
与此相反，安倍政权方面的看法则有些不同。
中国虽然同意了议员和民间交流，但在作为问题核心的尖阁诸岛（中国名：钓鱼岛）问题上，并未改变强硬立场。这是对立的根本原因，认为关系改善局面因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而安全归零的说法并不准确。
安倍身边人士表示，安倍政权的高层持这种观点。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如果将灯光照向舞台背后的博弈，就能看到巨大的障碍在哪里。
实际上从去年初开始，中日两国就针对包括尖阁诸岛在内的各项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谅解”，而且私下里推进了旨在实现首脑会谈的磋商。双方同意3月敲定谅解方案，并提交给双方的政府高层。
(1)日本坚持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同时关注中国的不同主张；(2)为了防止尖阁诸岛（中国名：钓鱼岛）周边的危机，中日展开合作。
谅解方案基本是这样的内容。虽然在3月之前未能达成协议，但双方其后也继续展开了交涉。
犹如是与此呼应，6月安倍首相亲信、内阁官房参与（当时）谷内正太郎飞往北京。7月，日本外务省次官斋木昭隆也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等举行了会谈，试探了对方的真实意图。
促使中日采取上述行动的是可能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在去年2月爆出日本认为中国军队利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本自卫队舰船的事件中，中国政府也被认为惊出了一身冷汗。
但自去年秋季前后起，谅解方案谈判并未取得进展。此时“靖国危机”起到了消极推动作用。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海监船进入日本主张的领海的问题。作为交换谅解方案的前提，日本要求中国停止上述行动，但中国对此没有回应。
中国的所谓搁置问题，指的是维持包括中国船只持续监控该海域的状态在内的现状。如果要求中国停止派出海监船，就需要作为领土问题进行谈判。多位相关人士表示，这是中国目前的主张。
中日关系的“地雷”
另一个投下浓重阴影的因素是中日两国的国内情况。日本方面表示，到9月前后，中国的谈判立场不知为何迅速转向了慎重。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这样认为，“在中国内部，当时旨在确定改革方向的11月的三中全会召开在即，路线有可能出现了分歧。中国方面可能认为与日本谈判非常危险”。
对于中国新领导层而言，巩固基础是最优先课题。如果出现不稳定，推动与日本和解的余地将缩小。
曾在当时的野田政权中参与这一事务的日本高官如此回顾表示，2012年9月，在日本政府实施国有化之前，中国方面的应对举措似乎呈现出摇摆态势。“在反对国有化这一点上，中国的立场从开始一直未变，但反击的强度逐渐趋于强烈是在2012年8月下旬前后”。
当时，中国即将在11月进行10年一度的领导层换届。中日都受到“内政地雷”的影响。这种格局同时也是此前两国关系的缩影……
《日本经济新闻》 2014.03.04
中日交流“管道”越来越窄？
中日关系持续冷淡之中，2013年9月底10家中国大企业的经营者赴日与日本政界和经济界人士进行对话，摸索在经济层面改善关系的可能。虽然经济界期待“政经分离”，但是这种活动能否扩大却令人担忧。原因在于能够促进中日双方开展交流的人才本身正在减少。
.jpg)
中国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宝钢集团的何文波总经理在谈及中日关系时回忆起了一个场面：2007年11月，在千叶县召开的宝钢与新日铁（现为新日铁住金）友好合作30周年的宴会上，两家公司的约250位出席者在久别重逢后相互拥抱，喜极而泣。
宝钢成立于1978年12月，如今已成为全球第四大钢铁厂商。而帮助宝钢走过创业期的正是新日铁。在带着“文化大革命”创伤的上海，新日铁帮助建成了中国首个大型现代化一条龙生产的炼钢厂。最多时，日方曾派出700人常驻上海。新日铁在君津制铁所等地合计接收过约2400位中国研修生，传授最先进的设备操作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
由于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主导的国家项目，所以宝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双方来说都是肩负国家重托的大项目。不过离开车间，大家也只是一介凡人。新日铁的员工会邀请研修生到自家做客，不管在工作上还是私底下大家都相处得很愉快。而何文波也是当时的一名研修生。何文波表示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很珍惜这份回忆。
由于战后处理等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好时坏。中日之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仍能在经济层面不断加深信赖关系，主要得益于草根层面的交流。
派研修生赴日学习的不只有宝钢。1980年代，中国政府和银行也向日本派出了大批研修生和留学生。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如饥似渴地从最先成为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学习经验技术。曾经留日的中国人民银行退休员工回忆：“当时，上司全都重用日本通”。
而这些知日派现在正在陆续退休。新日铁接收宝钢的研修生截至到1986年。今年58岁的何文波马上就要到中国60岁的退休年龄了。宝钢的一位相关人士说，“宝钢40岁以下的管理者大多留学欧美，知日派越来越少”。
在中国政府内部，1990年代后半期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强硬，中国政府相关人士称：“日本通越来越不受重视”。中国人民银行的退休干部表示“最近参加留日同学的活动时发现，20位出席者中，只有5人还在工作岗位上”。
此外，中国知日派的人才培养也止步不前。最近几年，中国留学海外的人数大幅增长。而同时，留日学生在整体的占比迅速下滑。大部分中国学生都选择留学欧美。
日本方面也是如此。从中国接受的各国留学生人数来看，日本在很长时间内仅次于韩国，排在第二，而08年却被美国超过。绝对人数也低于2004年的峰值。
过去一直是“学生”身份的中国在2010年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当前面临结构调整的难题，不过中国早晚会超过美国，在规模上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于日本，不断强大的中国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求对等相处，甚至是与过去相反的关系。
营造出1980年代中日关系“蜜月期”的中国知日派即将全部退休，新的交流的管道还能建立起来吗？所剩的时间似乎已经不多了……
《日本经济新闻》 上海支局 菅原透 2013.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