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家教！”在中国是一句常常听到的骂人话，虽说不带脏字，却是相当恶狠毒辣难听，一般人都无法忍受，必定反唇相讥，或挥拳开打。可见其背后的含义远远超出了这三个很平常的字。
细细琢磨，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文化风俗以及社会地位的歧视。它虽然往往是由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恶浊的精神气质、不同的文化风俗甚至单纯看不顺眼引爆，但实质上是讽刺对方家庭层次低下。这种低下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缺少文化教育，没有文化，父母不懂事不会管教；一是出身背景不硬，生活环境不佳，家里没有上得档次的人物，无可炫耀。骂出这三个字，一般来讲，可以让人获得三重享受：浅层：泄愤；中层：羞辱人的快感；深层：占据道德、文化与身份地位高度的优越感。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嘲笑诅咒对方家庭的鄙陋粗俗，上不了台面，是对家庭特别是长辈素质的全面否定。这三个字乡下人几乎不会用，至少我在北方农村从未听到过。一旦说出口，百分之百是有城市户口的。因此它和乡巴佬、土老冒等意思相近。而被骂的多半也是遭城里人白眼的乡下人或社会底层人，他们原本自卑，自觉低人一等，所以往往连原封不动回敬骂人者的勇气都没有，益发衬托出骂人者的大义凛然。
相反，夸人有家教，则不单是有道德、有礼貌、有文化，更是有身份、有地位，出身“好人家”的赞誉。
看似简单的三个字，浸透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华与糟粕。
回溯中华文明的源头，先哲们并不重视家教。众所周知舜的家庭环境就是罕见的恶劣，父亲、后母、弟弟各有一副臭脾气，古书用“顽”“嚣”“傲”来形容，没一个好词。谁都不待见舜，不给好脸不说，竟天天怀揣杀他的歹心，数次下毒手，若非天无绝人之路，八个舜都死光光了。依照当今世俗眼光，有充分理由鄙视舜“没家教”。然而，不但政坛大佬“四岳”们十分欣赏他在那种环境中“不至奸”，不学坏，极力向最高首领尧推荐，而且尧还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并最终选定为接班人。
先秦时期的教育理论也与后世差别很大，没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观念。孟子就不提倡家教，不看好家教的作用，主张效仿古代“易子而教”（不必刻意质疑，先秦人都有托古说事的毛病。即便古代有过，应该也不是一种制度，顶多属于风俗习惯。古代西方斯巴达人从7岁开始脱离家庭，进入训练营接受严酷的军事体育与德育训练，东西方古代教育的相通之处，值得注意）。他回答公孙丑关于“君子不教子”的问题时说，因为感情和在教育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矛盾冲突，所以父不适于教子。教人者必须以正确纠正错误，如果办不到，就容易由于不可避免的摩擦责罚造成仇恨，不利于维护父子关系。所以“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孟子·離婁上》）当然，“不责善”不等于放任和溺爱（现在由于独生子女导致父母爷奶爱的泛滥，不要赖到孟子身上），而是由别人进行教育。孟子的这种看法和他宣扬的有条件维系人际关系的观点是一致的，父慈，子才会孝。君尊重厚待臣，臣才会尽心尽力。否则，对不起了。按照这种理论，连家教都没有，怎么会形成世代传承的家风呢？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先秦时的顶尖人物，几乎都没有什么家学渊源。都是经过自己的感悟与努力突兀而起，而且后继无人。
先秦时期的教育理论也与后世差别很大，没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观念。孟子就不提倡家教，不看好家教的作用，主张效仿古代“易子而教”（不必刻意质疑，先秦人都有托古说事的毛病。即便古代有过，应该也不是一种制度，顶多属于风俗习惯。古代西方斯巴达人从7岁开始脱离家庭，进入训练营接受严酷的军事体育与德育训练，东西方古代教育的相通之处，值得注意）。他回答公孙丑关于“君子不教子”的问题时说，因为感情和在教育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矛盾冲突，所以父不适于教子。教人者必须以正确纠正错误，如果办不到，就容易由于不可避免的摩擦责罚造成仇恨，不利于维护父子关系。所以“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孟子·離婁上》）当然，“不责善”不等于放任和溺爱（现在由于独生子女导致父母爷奶爱的泛滥，不要赖到孟子身上），而是由别人进行教育。孟子的这种看法和他宣扬的有条件维系人际关系的观点是一致的，父慈，子才会孝。君尊重厚待臣，臣才会尽心尽力。否则，对不起了。按照这种理论，连家教都没有，怎么会形成世代传承的家风呢？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先秦时的顶尖人物，几乎都没有什么家学渊源。都是经过自己的感悟与努力突兀而起，而且后继无人。
当时的人凭感觉和经验，认为对人影响最大的，是周围的社会关系与环境。所以墨子告诫慎于所染，孟母不怕麻烦，三迁其家。所以聪明如范蠡者清楚晓得生于不同环境的长子与幼子在行事决断上会截然不同，不是他的教育训导就能改变的。多子家庭都能体验到，出自相同长辈教育却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多样化子女的乐趣与苦恼。经过相同的教育会塑造出无差别的人来，是人类最不靠谱的梦想之一。
严格意义上的家教应该是从汉代确立了儒学地位，由举孝廉、文学贤良的选拔人才方式，出现了几代相继的文化官僚家庭后产生的。如东汉华阴杨家，从有“关西孔子”之称的杨震始，“四世太尉”，每一代都是“少传家学”，或“少传父业”。
家教在中国古代是通过庭训、家训、诫子书、家信、发蒙课本（弟子规、三字经一类）、诗歌等等形式进行的。如杜甫的《吾宗》：“吾宗老孙子，质朴古人风。耕凿安时论，衣冠与世同。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语及君臣际，经书满腹中。”基本上包括了古代家教的主要内容。所谓庭训是长辈对晚辈的日常教育引导，如站在庭院看到儿子从眼前走过，孔子便问，学诗了吗？学礼了吗？这是当时上层社会交际必备的修养与能力，自然要督促儿子下功夫。这也是庭训的由来。学生们看到这一情景，疑心老师私心传授秘籍给亲子，便向孔鲤打听庭训内容，结果并无尧舜遗书之类，相反倒得出一个结论：君子是和子女保持距离的。这大概是古代“易子而教”风俗的另一种反映吧（不知毛泽东与子女的关系是否受此影响）。家训则是以南北朝时《颜氏家训》和宋朝《朱子家训》为蓝本，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存入明清以来大量涌现的家谱中。内容涵括道德品质、生活习惯、接人待物、学业范围、家族经济、政治态度、“五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等。许多家族都有定期读谱重温家训的活动，一般要求家族成员必须能够熟练背诵，目的在于提升家族成员的文化道德素质，安身立业技能，乱世中保家，治世中保财，进一步光宗耀祖。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人官僚（如司马光、曾国藩、左宗棠等）往往在家训中强调自己出身寒素，以纨绔奢靡为丑，提醒子弟保持俭朴低调的作风，希望把耕读作为代代相传的家风。耕是自食其力，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证，也是为自己保留从官场上失利或卸任后的人生退路；读是为了升华志趣，或者谋求更大发展，即做官发财，或者改善生活品质，充实精神情操。这是对历史兴衰、家族沉浮、贫富更替无常变化的认识总结。
不可否认，家训对塑造家族成员生活习惯、精神面貌、道德操守会起到一定作用，但不能高估。否则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礼崩乐坏道德滑坡的现象，毕竟少有家长会憋着一肚子坏水怂恿子女为非作歹。古人对此已有清醒认识，知道靠说和文字的约束力有限，所以在制定家训的同时，绝少不了家规家法的伴随，而且，真正起作用的，让人畏葸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是严厉的家规。人们常说的家教严，实际上就是指家规严厉。棍棒之下出孝子，家训靠家法支撑，严厉甚至是残酷的家规才使人印象深刻。这也是为什么当记者问小孩什么是家风时，孩子脱口而出，周末的胖揍。家训与家法和中国古代儒法相济的国家互为补充与借鉴，同为古代社会意识形态和管理体制的具体表现。
如果严格按照家训去做，也可以培养出传承若干代的家风，如华阴杨家的道德品质，杨震对偷偷贿赂他的门生说“四知”（天、地、你、我），其子杨秉“三不惑”（酒、色、财），起码父子相承。但是道德品质的传承较难，社会环境与风气最先摧毁的就是这个。家风更主要表现在文化与生活习惯上。如文化技能（魏晋南北朝时的世族王家，出了几代书法家）、审美情趣（与王家齐名的谢家，几辈人都具有潇洒不羁，寄情山水的情怀，所以开创了诗坛山水派的风气，其中潇洒一词就是从谢安而来）。但若深究，仍是环境的影响大于所谓的家训。这也是为什么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家的女佣也读经典并能够依照情景随口恰当引用《诗经》的句子，而王献之的保姆也能写出气韵不俗的书法作品。一旦失去了那种环境，家风不再便不奇怪了。隋唐以来，还有王家后裔的超一流书法家吗？还有引人群起效仿的大名士大诗人是谢家的吗？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出自河东裴家吗？祖家还产生过比祖冲之贡献更大的数学家吗？
家教不可能使思想、见识、才能代代相传。假若某一代出了一个杰出人物，那么后代则会一代不如一代，不可能再创辉煌，成就全面超越前辈的人物。历史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造物主只给一个家族一次机会，用过了，便没有了。孔家是这样。梁家出过任公这样的全才，第二代已经不错，也只能达到某一专业的人精，再往后便默默无闻了。你的祖先没有显赫的名人伟人，那要祝贺你，希望在后代身上。祖先有过名人伟人，也不要沮丧，多少平凡人家都有一个可以吹牛的老祖，但重振家风再度崛起只能活跃在幻想中。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血统论有理了，世界上的顶尖位置就被几个特定家族世袭包圆儿，没有大多数家族什么事，任何努力都是白费了。
幸好，事情不是这样。即使最容易相互影响的生活习惯、审美情趣等，也会随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地位以及生活环境变迁后而自然改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单纯是艺术形象，更是真实的历史生活写照。
家教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无可否认。十分重视家教的曾国藩也认为家教对人成长的促进作用，只占“四分”，其余六分是天生的。事实上，家教就其作用来讲，这个比例可能仍然偏高。太多事例证明，不管多严的家教也抵不过社会环境。小孩一旦进入社会，以往家教的框框立刻崩溃。所以，说“没家教”，真是冤枉人了。
但是每个家庭又都对后代抱有很大期望，少不了谆谆教诲。谢安曾经问过子侄，人生如梦，死后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们的好坏跟我有啥关系，但是为什么我还要企盼你们好呢？谢家人都有“文艺范儿”，魏晋南北朝人又讲究说话不能太白，要带些意境与诗情，当别人都在搜肠刮肚拼凑答案时，谢玄说人人都希望把“芝兰玉树”种在庭院台阶旁。企盼芝兰玉树，不能不讲究家教。怎样教，则是一门学问或艺术。谢安很欣赏谢玄的回答，一颔首，便在无形中将情趣浸润到子侄们的心里。
谢安平日很少板起面孔教训晚辈，老婆刘氏责怪丈夫不管教子侄们，其实误解了老公。有学者说，谢安是在按《老子》的思想实行“不言之教”。在与子侄游山玩水、谈玄说理、评诗品文中，完成了潜移默化的家风传承。他本人潇洒旷达的名士风度与他营造的诗情画意环境氛围，使嫁到王家的侄女谢道韫也觉得十分留恋，相比之下，她眼里的王家简直了无情趣。这个例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长辈的以身作则才是家教中最有效的成分。曾国藩懂得这个道理，给妻子的信中说，“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孙皆依以为榜样，不可不劳苦，不可不谨慎。”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华民族养成现在这般样子，无论歪、正，都是上梁的作用结果。
中华文明的基本骨架，两千多年前已经由诸子百家拼接固定，以后又被外文明和异族文化所熏染，形成了一个多重复杂人格的庞大族群：既有君子，也有小人，；既有光明，也有阴暗；既有英勇，也有怯懦；既有儒雅，也有粗俗；既有聪明，也有愚昧，既有创造，也有毁灭，既有激进，也有保守等等，具体到每个个体也都同时兼备这些，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都是善恶共生。这种状况不能归功或归咎于一家，而是每一家都贡献了自己的基因，融汇在中华文明的血液中，难分难解。
在这种文化与社会背景下，家教的作用不可能太大，家风主要也只能在生活习惯上传承得久远些。务实的曾国藩在强调家风时，主要提出节俭和勤奋（黎明即起）两条，并没有奢望其他，足以发后人深省。
其实，中国人对此心知肚明。武昌首义后，黎元洪对英国记者袒露了心声，要送五个子女们留洋，去美国。促成选择“易国而教”的原因，不外乎对革命前途的怀疑和对传统家教乃至国内教育水准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