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徽，应该是图像加文字一类标识物，多为圆形或盾形，源自古代图腾、族徽。国有国徽，人所尽知。校有校徽，主要是大学，老一点的欧美大学都有。
中国大学校徽最早的样品是1917年蔡元培委托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即刘半农所称“哭脸校徽”。
我年轻时，大陆习惯把教师、学生佩戴于衣襟写有校名的长方条状金属牌称为校徽。这有点“名不正”，较早时，拟定的名称是“襟章”。如1909年学部所上“遵拟女学服色章程”奏折，其中第六条款说，“女学生得佩襟章以为识别，其制以铜为宜，不得用金银。其花样字样均听本学堂自定，但须向督学局或提学司报明。”且不管哪种名称准确，先沿旧习，仍称为校徽吧。
现在回想起几十年前的校园生活，总有一群群散发青春朝气的男女学生，佩戴校徽，夹着书本，脚步匆匆奔走于“三点”之间的画面出现在脑海。多难的年代，狂热的青春。
我佩戴的第一枚校徽，是在跨入中学校门后，随学生证一起领到手的。白珐琅底，黑字，郭沫若书。文革前，沫若先生雅兴大发，去我校附近的大觉寺赏玉兰。不知是国家领导人的官威，或者大文人的名头动静太大，还是学校在附近眼线密布，反正被我校师生抓住打劫机会，让他留下了买路钱。
小学六年从没有校徽，所以刚刚拿到，很是新鲜，凝视良久，抚摸良久，觉得自己终于进入摘下红领巾的阶段了。小心打开别针，穿过布料，戴在胸前。那时的心情有几分得意，主要是有向比我年幼的小屁孩炫耀的意味。出入过几回公共场所后，我才发现，这块小牌牌最主要的功能恐怕是让世人监督我的言行，比如，买东西插队，坐公共汽车不给老人让座，就会有人善意地提醒你，这位大同学、、、、、、我尽管心中大不服气，怎么不敢说那些虎背熊腰的壮汉，专向豆芽菜们挑刺，这叫他、他、、、、、、母亲的什么叔叔阿姨，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有所收敛。于是，一出校门，立刻摘下，扔进书包。想用这块东西管制我，玩儿去！
很快，文革开始，我们的胸前挂上了各式毛主席像章，校徽也不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在各类像章中，有一款的大小形状跟校徽相仿，上有毛体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常戴。口号很好，如果干部们戴着它有我戴校徽被人监督挑刺的功能，就更好了。不过，只怕他们连我心中不满却不得不照办都做不到。
在陕北睡土炕的日子，真怀念戴校徽的时光，连别人的监督挑刺也变得温馨，起码有人关注，不像莽原荒村，有谁多瞧几眼？全村人加起来也不如一辆公共汽车上挤满的乘客多。听着窑洞外“夜来风雨声”，不知祖国又有多少花朵凋落满地，也不知世上过了几千年，心想这辈子再没有戴校徽的机会了。
没承想，草鸡也有长凤毛的运气，我居然连跳两级，蹦进了大学。接过校徽，我迫不及待地别在胸前。听介绍说是集鲁迅先生的字凑成，我想大概决策者看多了一千多年前怀仁和尚集王羲之字写的《大唐圣教序》，落下毛病了吧。我不在乎是谁的字，只要有“大学”两字就比啥都强。戴了没神气几天，发现别人似乎老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我。开始我还以为是羡慕，一天，有位儒雅大哥迟迟疑疑着试探，“您、、、、、、不到四十？”这是啥眼神，大概他还以为已经很客气谨慎圆滑了。不过一下让我琢磨过味来，肯定是看我那副被黄土高原西北风吹皱的老农面相和学生白牌子太不相称，想着这哥们儿余下的时间不多，还来进修，活到老学到老，可叹可感！于是我再不好意思显摆臭美，又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后来上研究生，虽然还是“生”，却发了一枚红色的教师专用校徽。翻翻我的照片簿，这个时期校徽几乎成了我“未可斯须离身”的装饰品，就像古代君子佩戴的玉，淑女贴的花黄，有点拔分长脸的意思。牛哇！凭此可以大摇大摆进入图书馆教师阅览室看紧俏的管控书刊，到教师食堂买两个小炒，去参观旅游，会有人向你谦恭请教。再没有人嫌你一脸沧桑，最好龙钟尽显，须发皆白，越老越好。如今的研究生已经没有这些特权，不能佩戴教师的红牌，而是有别于红白的桔红色牌。小师弟小师妹们大概想起来就眼红得出血。没法子，谁让那会儿我们人少，校方舍不得出一笔专门的设计改版费。
毕业后，名副其实地戴上红色校徽，才发现，它原来无足轻重，连起码的一间安身读书的房子都换不来，逼得人跳槽。从此校徽被我弃之如敝屣。
也是后来才想到，这一撇，实际上是彻底与青春白白了。校徽伴随了我的青春首尾两个阶段，懵懵懂懂地别上，稀里糊涂地扔掉，曾经被我珍惜，也曾被我轻视。
回首往事，常常被细枝末节缠绕住，一个物件就是一个时期的标志，比人物更加牢固地潜伏在脑海深处。有些东西失去了，毫不可惜，有些失去了，才念起好来。校徽和青春与校园生活紧紧相连，那是一个可以随意挥霍时间的年代，中学时光被糟蹋了，幸好大学几年没有虚度。想想，真让人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