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11）
第十一章 风风雨雨闹“文革”
一、牵连到彭真
开始批判罗瑞卿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早在一九六五年初，毛主席派江青到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策划，然后由姚文元执笔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新编历史剧》的文章，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毛主席下定决心要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政治运动。但是，毛泽东组织的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在北京遭到了彭真的抵制，彭真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一场学术争论中。这样，彭真的命运就决定了。彭真没有参加在上海对罗瑞卿的批判，但在北京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他和谢富治有个联合发言。发言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说罗瑞卿反对彭真提出的“公安工作十条”什么的。这个发言送到杭州后，毛泽东一看，认为谢富治采取与彭真联合发言的这种形势不妥，就准备找谢富治到杭州去谈一谈。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汪东兴通过萧华打电话给我，要我连夜派飞机，秘密地把谢富治送到上海，再由上海的空四军政委江腾蛟派汽车，送谢富治到杭州去见毛泽东。至于毛泽东要谢富治到杭州去干什么，我并不知道。谢富治回到北京时，我去南苑机场接他。之后，我们两人同坐一辆车回城。谢富治告诉我，中央又出了问题，以彭真为主。彭真在二月初搞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了全党。《二月提纲》与姚文元的文章是完全对立的，毛泽东看了以后，认为《二月提纲》混淆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现在中央正在杭州开会，准备批判和撤销这个文件。谢富治还告诉我，毛泽东对他说，彭真对北京是一统天下，什么都不准泄露，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什么情况都不向中央反映，不向他本人反映，搞独立王国。谢富治说，看得出来，毛泽东的言谈之间，表示了对彭真的不满。关于去杭州一事，他告诉我说，这次毛泽东要他去杭州，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告诉他，批判罗瑞卿的稿子不要和彭真联名，但是这件事情要他对外保密，不要让彭真知道。这样，我才从谢富治那里知道彭真也出了问题，毛泽东准备要把彭真拿掉了。这个时候，杨成武也和我通气，说中央有个“十四号文件”，是彭真搞的，这个文件有错误，不能向下传达。杨成武和萧华出席了杭州会议，所以他们对彭真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正在杭州开会。四月中旬，中央办公厅就不断通知我，要我派飞机去接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到杭州集中。接着，又派专机送中央领导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去杭州。我先是按照要求作了相应的布置，然后每天坐镇指挥所，亲自指挥，直到安全准时地完成运送任务，我才松了一口气。虽然当时没告诉我中央在杭州开什么会，但从这些情况来看，我猜想中央一定是在杭州召开重要的会议。后来我才知道，在杭州，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以及会后，毛主席亲自对彭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主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草案。这个草案是陈伯达等人负责起草的，而且据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也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的这个提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并为他所采纳。到了五月四日，在北京由刘少奇主持继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毛主席在外地，没有参加。五月十日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从组织上把彭真拿掉了，并将彭真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起，打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宣布撤销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即“中央十四号文件”），撤销以彭真为组长，包括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向全党解释撤销《二月提纲》的理由，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五一六通知》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通知》要求各级党委“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还说：“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在《五一六通知》里还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经为我们所识破，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我们身边，各级党组织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很快便掀起了那场“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空军党委第十一次会议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空军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斗争，这就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开始的，一直开到九月十日才结束，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会议期间之长，在中国空军历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说到底，这场斗争也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引起来的。在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部上空进行一次空投氢弹的试验。这次试验，由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爱萍负责主持。具体负责执行这一任务的，是二十一基地的全体同志，而空投氢弹的任务，则交给我们空军来完成。接到这一命令后，我认为这是空军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责任重大。虽然具体的任务由兰州军区空军负责，而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应该亲自到试验现场去指挥，以防止出现万一。在征得空军党委常委一些同志的同意，并得到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的批准后，我留下政委余立金在北京主持工作，然后与当时负责基地试验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一起到西北基地，在张爱萍的统一领导下，共同主持这次氢弹试验。五月九日，氢弹空投任务顺利完成，整个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让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时，我与成钧商量，待听完张爱萍的总结报告以后，我们俩顺道去驻在和阗、哈密、张掖、武威、兰州、临洮等地的航校、高炮、导弹、飞行部队去检查一下工作，并准备在每个单位去住上几天，了解一下情况，与这些单位进行一下交流和沟通。平时我的工作很忙，很少能有机会去看望这些基层的部队。到了五月底，正当我和成钧按照预定的安排，来到武威航校检查工作时，余立金从北京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中央下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他准备把这个文件送到西北来，给我和成钧看一看。第二天，余立金就派了一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五一六通知》。看完这个文件，我心里想，这个文件仅仅是个通知，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办法，究竟应该怎么搞法，谁也没有底，还是等中央和军委有了进一步的文件、部署具体的办法后，再一起开会传达不迟。因此，我继续和成钧一起，来到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就在临洮，余立金又来了电话，要我和成钧立即返回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说，对《五一六通知》要立即进行讨论，我不回去，他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电话刚刚放下，余立金又第二次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叶群要他转告我，要我尽快赶回北京，否则就会变成“恩克鲁玛”了。叶群说的这个“恩克鲁玛”，原先是非洲西部加纳共和国的总统，一次，在他出国访问期间，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政变军人赶下了台，成了流亡总统。叶群这句话的用意何在，我当时不太明白，但想可能是家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我匆匆结束了西北之行，于六月三日清晨乘飞机和成钧一起回到了北京。六月三日下午，我刚刚回到家里，叶群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说，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那里告我的状，说：“吴法宪躲出去检查工作，迟迟不归，对《五一六通知》即不传达讨论，也不下发执行，对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由于徐深吉到刘志坚家里去的时候，正好碰到叶群，所以刘志坚在徐深吉走了之后，把他的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这才通过余立金向我发出了警告。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还准备将这次西北执行氢弹空投任务的情况，以及检查空军部队发现的一些问题，一起向常委会作一个汇报。谁知道会议刚一开始，气氛就不同寻常，完全变了。首先是刘震，接着是曹里怀、王辉球等人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五一六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在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当时就向我轰了起来，上纲上线，给了我迎头一棒。我当时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经在北京酝酿和串联了一些日子。在我回北京之前他们已计划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在空军闹一场，要把我拿掉。本来我和成钧的关系是很好的，在西北时，一路上我们两个也协作得很好，成钧对我很尊重，讲话、作报告也都同我很协调，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是在这个时候，成钧也突然跟我翻了脸，说什么“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呀，空军按兵不动不行呀之类的话，与刘震他们搞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常委会刚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对他们一上来就给我扣的那个“对中央通知按兵不动”的罪名，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我解释说：“据我了解，驻京的各部队机关和军委各总部，包括我们的邻居海军机关，都没有动。现在中央只是发了一个通知，主要是叫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而且文件主要是讲地方上的问题，军队方面怎么搞，谁都不清楚，军委也没有安排，不等一下行吗？着什么急呀？”好，我这一说，他们几个就都哄了起来，只见刘震带头，不仅曹里怀、徐深吉、成钧，甚至连谭家述、常乾坤、王辉球都跟了上来。常委里面，只剩下我和余立金、邝任农站在一起。张廷发在会议上不表态，他对刘震他们的行动不满，但是也不和我们靠在一起。看到常委会形成这个样子，真是让我伤心。刘震他们仗着是多数，在会上咄咄逼人地要我第二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我说，来不及呀！空军党委委员有五十多人，就是连夜用电话通知都来不及呀！要开也起码等到六号才行。可以要求参加会议的人五号晚以前赶到北京报到。我这样一说，他们才总算是同意了。对会议的议程，我提出，第一步是传达学习文件，第二步才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对我这个建议，大家没有异议。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张廷发说：“今天的会议情况不大对头。”张廷发当时也说：“气氛是不大对头，可能有什么名堂。”六月四日下午，我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请求军委同意我们从六月六日起召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个报告交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六月六日上午八点，我们在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礼堂正式召开了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九十多人，除空军党委委员五十多人以外，各军区空军的主要领导和空军领导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领导四十余人列席了会议。会议开始，我首先代表空军党委常委会说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我说：“我和成钧刚刚从西北参加氢弹空投试验和检查部队工作回来，由于多数常委同志要求立即召开全会，学习和讨论《五一六通知》，因此匆忙之中召开的这次会议，常委会还来不及讨论和制订出一个贯彻《通知》的具体措施，希望大家首先集中精力，学习和领会好《通知》的精神，然后集思广议，研究和制订出一整套在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最后，拿出一段时间，对空军党委提意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讲了大约有十分钟。我刚讲完，几个党委就冲出来了。首先是刘震，然后是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讲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指示、对《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他们几个这样一讲，立即就使得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我看看阻止不住，就索性静坐在那里，任凭他们自己上台讲话。他们一讲，就是一个上午。很显然，刘震等一些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在乎我和余立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早晚。他们指责我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不得力，只不过是用来整倒我的一个借口。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先例，就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凭借着他们在常委会占多数的优势，来强行改组空军的领导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赶下台。这些是他们事前早已经酝酿好的，只不过是瞒着我和余立金而已。认真说起来，即便就是他们表面上的这个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央当时才刚刚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具体开展运动的部署，而且军委也没有任何指示。以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明确规定：“关于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按照这个精神，我们静候中央和军委的进一步指示至少是没有什么错。我们召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离《十六条》正式通过的时间还有两个多月，中央的规定当时还没有下来，就更不要说军委和总政的部署了。难道空军能不等军委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再说，从我们收到《五一六通知》到开会前后，也不过才十多天的时间，难道这就是迟迟不动，是我有意躲风？我个人认为，常委的一些同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有其它原因的。首先，是对刘亚楼逝世后由我来任空军司令员不满。在刘震看来，他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上将军衔，而我却没有进入八届中央委员，并且只是中将军衔（当时在全空军，只有刘亚楼和刘震两个人是上将军衔），所以刘亚楼逝世以后，如果从条件上来看，似乎应当由刘震来接任空军司令员。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中央和军委最后决定由我来接任空军司令员，对此刘震当然是不会满意的。其次，是他们对刘亚楼在世时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这时想要借机发泄一通。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的时候，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尽管刘震、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成钧、谭家述等都是空军副司令员，但刘亚楼对他们的批评也丝毫不留情面，常常弄得他们下不来台，因此他们对刘亚楼的工作作风、领导方法都很有意见、很不满意，这些情况我是知道的。例如常乾坤，因为经常受到刘亚楼的批评，于是觉得自己在空军的地位不高，受到了压抑，因而很不满意。他曾经跟人说过，他在空军由于经常穿小鞋，“三寸金莲”都穿成两寸半了。又例如另一位副司令员，一次搞了一个文件，刘亚楼看完后批评他说：“你搞的这叫什么东西，只能给我当擦屁股纸用！”这样的话，当然会让人感到莫大的侮辱。刘亚楼在世的时候，他们曾经尝试过一次与刘亚楼的抗争。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刘亚楼出国去越南访问期间，我曾经主持过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会上一些常委对刘亚楼提了不少意见，为此会议还专门延长了两天。当时我的想法是，尽量让他们把心中的不快都吐出来，以便调解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想法却与我不同，他们是想要我领导大家对刘亚楼开展斗争。我没有这样做，只是在会上对他们提的一部分意见作了解释。在刘亚楼回到北京后，我告诉刘亚楼，说常委的同志在会议上对你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当时，刘亚楼问我都提了什么些意见，我告诉他说，都是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例如要求太高、批评不留情面、态度不好、粗暴等等。希望你今后能够注意到常委之间的相互团结。但仅仅这样并没有、也不可能平息他们对刘亚楼的种种不满。于是他们把心中对刘亚楼的那股怨气，就延续到了我的身上。我想，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两个原因，使得刘震他们几个人搞到了一起，借着我没有及时传达和组织学习讨论《五一六通知》这件事，闹了起来。结果在这次党委会上，文件讨论不成，大家也没有兴趣，就是轰呀，闹呀的。我当时一句话也不说，心想，反正文件也学不成了，既然大家有意见，那就轰吧，让他们尽量把意见说尽放完。没想到，刘震他们几个常委这样一闹，下面的人也都跟着闹了起来，因为有常委带头嘛！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他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足足有半个来月时间，一直闹到七月中旬。在所有起来指责我的人里面，以吴富善最为厉害。有一次他拿了一根手杖，在主席台上一边讲，一边用手仗敲着讲台，乒乒乓乓地敲了半天，那副样子真是让人看了难受。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提意见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刘亚楼和我的，另外也包括了余立金和张廷发。至于他们所提的意见，我现在手头没有资料，也没有当时的记录，根据我的仔细回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这么几条：第一、说我与中央的指示相对抗，对“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在西北“躲风”，躲避“文化大革命”。第二、说刘亚楼、我同彭真的关系密切，每年元旦，必到彭真那里去拜年，还把彭真的儿子安排在空军工作。第三、说刘亚楼、我同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说东，刘亚楼和我绝不说西。不光如此，我们还把罗瑞卿说过的“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检查、不要翘尾巴”四句话，到处印发，到处张贴。第四、空军存在严重的“霸王作风”，好大喜功。说我没有原则，对刘亚楼一味迁就，甚至为刘亚楼助威。第五、说空军每年对师以上干部的集训，系统地一本一本学习毛泽东著作，收效甚微，不符合林彪学习“老三篇”的要求。另外“三代会”开得太多，形式主义严重。第六、说刘亚楼和我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光批评下面，乱提口号，过于强调高标准、严要求，要求过分。第七、空军大院搞卫生、整内务、植树绿化，完全是给人看的，是形式主义。第八、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上报击落敌机的数字有假。第九、铺张浪费，修建机场花钱太多。第十、最后也有少数人攻到了立空军为标兵的这个问题，说刘亚楼和我欺骗中央军委，欺骗林彪等军委领导人。他们说，空军建立以来有成绩，但刘亚楼和我一直报喜不报忧，光报好的，不报缺点错误。因此，空军不能被树立为标兵，这个标兵是假的，建议军委立即取消空军的标兵称号。就这样天天轰还不算，常委的几个同志又提出，要请中央军委派个工作组来，那个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不是兴派工作组吗？如六月三日《北京日报》在刊登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同时，不但公布了新市委的组成，而且还宣布中央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对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进行领导。紧接着，在六月五日以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北京市教育系统的绝大部分单位，都被进驻了工作组。除此之外，一些夺权斗争激烈的单位，如中宣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以及一些外省市的敏感单位，也于六月中旬被派进了工作组，并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他们认为，既然学校和单位能派工作组，那么，空军党委开会，也得请军委派工作组来。如果军委也能同意派出工作组到空军来，那么我这个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说实在的，空军当时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缺点、错误也不少。加上刘亚楼在世时锋芒毕露，平时对总政的一些人不够尊重，总政有些人对空军实际上是不怎么满意的。所以，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一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对当时空军的很多问题，萧麦萍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曾经几次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有些情况是会变化的。”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于是，我对他说：“我沉得住气，当不当空军司令我确实无所谓，只要实事求是，讲道理我就不怕。我怕的是出事故、摔飞机，怕飞机跑到台湾去，别的我都不怕，让他们放好了。”有了李文芳交的这个底，我心里就更踏实了。于是，我在会议上更是只听不说，让他们尽量放。我只是告诉党办的几个秘书，要他们把提的一些意见很好地记录下来。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他当时的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叫作“坐山观虎斗”，他在中间看好戏。不过他也没能看多长时间。会议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有些人抓住了张廷发，攻击张廷发工作蛮横，民主作风差。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针对刘亚楼，另外十五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发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曹里怀是叶剑英的老部下，会议期间，他向叶帅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叶剑英听了后对曹里怀说：“曹里怀你要注意呀！”曹里怀听不进去，说：“我有把握。”叶帅说：“你有什么把握呀？！”总政工作组的胡愈之，也经常向刘志坚副主任汇报会议的情况。有一次在汇报时他说：“吴法宪看来是不能再当这个空军司令了，不能再当党委书记了，要撤下去。”刘志坚表示同意，说：“对，可能是这样吧，看看再说。”在军委这边，叶剑英也在天天听取李文芳的汇报，可以说全部掌握着会议的进展情况。就在刘震他们向军委写报告信时，叶帅感到他应该介入了。于是，他首先在电话上向林彪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林彪听完后说：“他们不仅如此，还告状到了我这里，刘亚楼、吴法宪一共是二十五条罪状。等一下，我让秘书传到你那里去。”接着，林彪开始讲他的意见。他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很快，空军七个常委联合署名的控告材料传到叶剑英副主席那里，叶帅一看心里更有数了，因为里面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叶帅看过信以后，就把信转给了我。对刘震等人写控告信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是在看到叶剑英转给我的控告信后才了解这一情况的。对他们这种背后告状，我并不在乎，因为我确实有很多毛病，大家给我“洗洗澡”，我是很欢迎的。可这封控告信里的有些内容，也确实是站不住脚的。大概是七月十五日，叶剑英找总政工作组汇报情况。听完汇报后，他说：“你们哪，到空军以后的作法不够妥当，你们不找空军党委第一书记吴法宪，也不找第二书记余立金，专门找常委的那几个人，和他们搞在一起，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你们的这种作法是公正的吗？！你们是代表总政去参加空军党委会议的！你们支持他们，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吗？再这样下去你们也要陷进去的了。”叶剑英这一说，总政工作组警惕了，态度就明显改变了，胡愈之见到我和余立金也开始讲话了。一天，胡愈之和总政工作组几个人把我和余立金找到总政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态度非常明朗。他告诉我们：“前一个时期，全会上有一些人乱轰乱批，现在情况已经搞清楚了，是他们背着你们两个党委书记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总政工作组态度的这种转变，很显然是叶剑英副主席做工作的结果，也说明叶帅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从全会开始以后，我就没有打电话到大连去找林彪，即使就在我被攻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也没有和“林办”联系，主要是不想给林彪增添什么麻烦。到七月十七、八日，叶群从大连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这个时期的情况，林总统统都知道了，空军全会的情况，叶帅经常向林总通气。现在你要沉住气，问题会很好地解决的。另外，以刘震为首的七个人，到林总这里告你们，这些材料林总要我转给你，你一看就明白了。”大概是七月十九日，叶剑英副主席告诉我，林彪的意见已经转到了中央，到了刘少奇那里。为此，刘少奇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林彪的意见。中央认为，以刘震、成钧为首的空军党委常委几个人，是在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错了。刘少奇副主席还说：“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按照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修养来看，都是不允许的。背着空军党委主要负责人，背后搞非法的小组织活动，也可以叫地下活动。由几个人合伙搞罢官夺权，是绝对错误的，此例不能开，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这个会上批评了曹里怀，说：“曹里怀到了那里，就把哪里搞乱。”这些都是叶帅亲自告诉我的。最后叶副主席还说，军委常委准备在七月二十日召开会议，包括张廷发在内的空军党委常委全部成员都到会，由他来传达中央常委会议的指示，并研究空军党委全会下一步如何进行。七月二十日上午八点，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开。军委常委到会的有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四位老帅，林彪照例没有出席，陈毅因工作原因也没有到会。根据军委指示，空军党委常委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总政工作组的成员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在这次军委常委会议上，首先由叶剑英副主席传达了中央常委会议的指示。他说，中央常委会认为，在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上，有几个人完全是在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是错误的，方法上也是错误的，想达到目的也是错误的，这是不行的，也是不允许的。这几个人告的二十五条状里没有具体事实，说刘亚楼、吴法宪紧跟彭真、罗瑞卿没有根据，不能成立。最后，叶帅对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一个一个地点名进行了批评。叶帅讲完，贺龙和徐向前在表示拥护中央常委会议意见后，也各自批评了自己的老部下。贺龙还特别批评成钧说：“你成钧对吴法宪不支持，站在对立面，想干什么？”徐向前也批评徐深吉说：“人家空军想要有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才把你从华北调到空军去，你为什么要在空军里搞这些活动？”聂荣臻因为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我又是一方面军的干部和他的老部下，所以对这事没有太多的话，只是笼统地批评说：“你们搞的这些都错了。”我和余立金因为是当事人，在这个会议上没有说什么话。但刘震、成钧他们因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一个个都灰溜溜的。刘震说了一句“我们有错误”，成钧也跟着说了一句“我也有错误”，其他人都没有说话。最后，叶帅说：“这样吧，明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我到会讲话，你们去准备吧。”第二天，七月二十一日，叶剑英来到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讲了三个小时的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常委和军委常委的指示，指出了空军党委常委七个人的错误，并告诉大家，这个会议要转过来，不能再这样开了。听了叶帅的讲话，参加空军党委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叶帅的讲话。这样一来，会议的形势就一下子转了过来。可以说，叶帅为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顺利进行是出了大力的。他一直在全神贯注、认真负责地关注着这次会议，在会议的关键时刻，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并亲自出来讲话，使会议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不然的话，空军当时肯定就乱了套了。因此，直到现在为止，我始终都是对叶帅抱着由衷的感激之情。叶剑英讲完话之后，又下来个别对我说：“法宪，你应该先作一个检讨，这样才好将会议转过来。你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你这样一检讨，就主动了。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找了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曾国华、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空军副参谋长梁璞、空司党办主任王飞，以及我的秘书王南山、蔡秉林等一些人在一起，认真研究如何写好我的这个检讨。我们大约准备了一个星期，写出来一份有两万多字的检讨。之所以写了这么多，我当时的想法是，尽量检讨得深刻一点、全面一点。我认为，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深刻、全面一点，总是有好处的。另外，我在检讨里只讲自己的缺点错误，不对任何人作任何形式的批评，因为中央常委和军委都讲了话，我如果再讲，搞得不好，就会被人认为是在报复。写完检讨，我便将检讨的内容向叶剑英作了汇报。他听了后，认为我只作自我批评的作法很好。但他对我说：”不要讲那么多，还是要实事求是，有的讲，没有的就不要去讲。“开会时，我在会上连念稿子带举事例，一共检讨了七、八个小时，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这个检讨中，我把自己到空军以来的情况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我认为做对了的，以后就要坚持，做错了的就检讨，以后要逐步进行整改。我的这份检讨以及讲话记录，都留在了空军的有关档案中。由于时间相隔太久，我又无法去查阅档案，仅凭记忆，不大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回忆起来，能记住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我首先对空军建军以来的基本工作进行了肯定。我认为，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开始组建空军司令部、组建航校以来，空军的建设都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并且都是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开展工作的。空军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进行的。空军的建设，较好地贯彻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向着“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领空，准备战胜侵略者”这个目标，不断奋斗前进的。我说，我们提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是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我们所讲的“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就是说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要在人民军队过去的光荣传统上来建设空军，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还提出，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各大军区，依靠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政府，依靠全国人民建设空军，要争气，要艰苦奋斗，这些提法也都是正确的。我说，我们提出不能辜负全党和全国人民希望有一支自己的空军部队的愿望，强调学习现代化的航空技术和各种知识，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强调高标准、严要求，强调由上到下、以身作则，这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还强调，空军各级党委所有的同志都要紧张地工作，从空军建军以来，我们每天工作差不多都是在十个小时以上，这些也都是对的，没有大的错误。我还针对有人说空军是假标兵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和解释。我说，空军这个标兵不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要立空军为标兵的，我们更没有欺骗中央和军委。刘亚楼代表空军党委总结的五十多条经验教训，那都是一条一条按照事实来进行总结的，每一条都是事实。我们并不愿意被立为标兵，主要是考虑当标兵的压力太大，负担太重，这个排头兵不好当。况且，立空军为标兵，不是刘亚楼、吴法宪能够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林彪个人所能定的。首先是北京市委把空军大院树立为卫生标兵，这引起了林彪的一些想法，然后由他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之后才树立起来的。我还说，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空军哪一次出了事故、摔了飞机，哪一次仗没打好、贻误了战机，或哪一次仗打好了，打下了敌机，都是向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写出报告，作出分析了的。再说，打下的敌机有残骸，打中的敌机有胶卷在，都是有案可查的，说我们所报的击落飞机数量有假，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在我的检讨前面说这些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空军建军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对这些成绩必须要旗鲜明地加以肯定。这不是刘亚楼和我等几个人的事情，而是空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经过多年努力工作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含糊。所以，我一定要在自己的检讨前面加以说明。除了这几条以外我就是检讨自己。我检讨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十几个方面：一、我到空军以来，对领导空军的工作很不得力，这主要是因为我以前一直是搞陆军工作的，没有搞空军的一套经验和知识，一切全靠自己在实践中学习和摸索。就空军的政治工作来说，在怎样把政治思想工作同空军的技术工作相结合、同空军的实际相结合这个大问题上，我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真正做好。由于我从一九五O年到空军工作以来，就一直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所以，凡是空军政治工作方面的缺点和错误，统统都应由我来负责。二、空军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按照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的。但是在一些运动过程中，有时候打击面过大，斗的人过多，致使有些人蒙冤，被错整或被处理过严。这些责任都应当由我来负责。三、空军建设中有铺张浪费的现象。为了建设空军，尽管在百废待兴、国力艰难、财政十分紧张的建国初期，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及财政部都是竭尽全力，给空军拨了不少款。各中央局和省、市党委，对各大军区空军也都是大力支持。使我们感到内疚的是，由于对下属人员教育不够，使得一些部队在修建机场、营房等各项基本建设中间，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出现。另外，在“三反”中间，我们空军也发现了贪污分子，甚至还抓出了一些“大老虎”。这些责任，也应当由我来负责。四、空军建设以来，空中事故、地面事故不少，每年都差不多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还跑了一架飞机到台湾去。这些错误，我也应当负责。五、调查研究不够。对空军这样一个新的技术兵种，我没有很好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培养和发现更多更好的典型。因此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如何紧密结合空军的实际情况和技术工作方面，产生了不少问题。六、在修建机场方面，有违反政策的地方。如在修建河南长葛机场时与地方发生了纠纷，脱离了群众，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后来虽然纠正了错误，并且向中央写了检讨，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很不好。七、在一次战斗中，我们在海南岛把一架从印度飞往香港的英国运输机打伤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这件事不但使国家遭受了经济损失，陪了钱，还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声誉。应当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故。八、对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不够严格，并因此出了不少事故，牺牲了一些飞行员。这些痛苦的、深刻的、血的教训，应当深深地引以为戒。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虽然搞了不少安全运动，却是电报发得多，文字要求多，而落实到各方面的实际比较差，所以才会经常发生事故。当然，出事故较多，也有飞机质量不够好、一些零备件不过关的缘故。尽管当时的飞机制造工业不归我们管，但在飞机质量的问题上，我们也有责任，因为我们在那些相关的工厂里都派驻有军代表。九、空军在作风上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锋芒毕露，而且有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的倾向。例如对卫生过分的要求，这就是形式主义的表现。还有，对下面的要求太高、太严，常常是批评下面多，自我批评少，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人，我们也没有随便撤职查办过一个干部，主要是进行教育。空军的老干部很多，将军也不少，这些老同志对空军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我们是承认的，不过其中也有少数人保守思想严重，不接受新鲜事物，经常在新事物前裹足不前。对这一倾向，我们应该批评。空军是个现代化的军种，不经常学习，就无法适应空军的发展需要。十、空军搞了好几个戏剧，如《江姐》、《年轻的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等，都得到了好评。在全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工作的方向错了，说我们不管空军的主要工作，而去抓什么文艺表演，还邀请中央首长来观看演出，这是沽名钓誉。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是事实。空军的文化工作也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抓。而且我们在抓空军文化工作的同时，也并没有放松其它的主要工作。十一、在搞基地化的问题上（所谓基地化，就是基地不动，飞机飞到哪里，就由哪里负责地面保障），我们在没有经过很好准备和试验的基础上就推广了，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引起整个空军上下对此都有意见。由于各飞行大队的飞机机型各异、情况不一，飞行大队和地勤大队、场站供应脱离以后，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问题。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和试验就想进行独创，是我们犯的一个较大错误，也是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认真汲取的一个经验教训。十二、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我们有教条主义的倾向。空军建设初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不论是在人力上，还是在物力上，他们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给了我们不少飞机，派了不少的专家。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先原封不动地把苏联的经验照搬过来，再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改进。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什么都不会，飞机飞不起来，地空导弹不会用，不按照人家的学习怎么办哪！所以，在一开始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一切都照搬苏联的。当时只有先学会了人家的那一套，然后才能再搞我们自己的这一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我们当时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不足是，我们到一九五九年以后才由刘亚楼亲自主持，开始搞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这显然是晚了一点。不过，尽管是晚了一点，我们最后还是把中国空军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搞出来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这一工作只有在苏联顾问全部撤退以后，我们完全独立了，搞自己的这一套才有可能。十三、空军开始建军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编制过于庞大，人员过多。十四、提拨飞行干部不够快，不够大胆。空军初建时期，团、师以上干部大都不会飞行，是外行领导内行。以后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就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配备飞行人员。起初是团、师一级，以后是军一级，我们都相继配备了飞行人员，可是军区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目前还没有飞行人员。就这样，有些人还批评我们这是过分强调飞行，是单纯技术观点。不过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是有保守思想，如果早一点把一些飞行干部，如把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抗美援朝时期的一批战斗英雄，提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我们空军的发展可能还会更快一些。没有及时、大胆地提拔专业技术好的飞行干部，这是我们工作中很大的一个失误。因为像我们这些干部，由于自己不会飞行，不懂技术，就只能说空话。刘亚楼也常常说，我们这样的干部，只能是过渡干部。在我的检讨中，还有一部分是代表刘亚楼作的。刘亚楼虽然去世了，但作为他在空军工作期间的主要助手，我理应代表他对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作一个检查。刘亚楼这个人有很多的优点和长处，但在思想上却的的确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平时对事对人，总是锋芒毕露。据我所知，“锋芒毕露”这四个字，是林彪对刘亚楼的批评。他经常对同级干部、对下级干部的批评过于苛刻，他说什么就必须是什么，人家一说反对意见，他心里就不痛快。所以大家都说，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自己也认为，这是刘亚楼身上存在的最大缺点。对刘亚楼的这种作风，我曾不时向他提出过意见，也曾把大家的意见向他反映过，可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正。直到他去杭州主持编写条令，身体开始不好了以后，我就没有再向他提过了。所以我这次也替他向大家作了检讨。但是，刘亚楼已经去世了，我希望大家学习刘亚楼的长处，对刘亚楼的不足之处，只能引以为戒。毕竟刘亚楼对空军的建设是有功勋的，尤其是空军建设的初期，部队迅速扩大，机构不断增多，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都对空军的一整套技术业务非常生疏，而且当时战争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进入大陆，这使得我们的建军工作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紧接着，在空军部队并没有真正组建好的情况下，中央又下达了要求空军部队立即参加抗美援朝的作战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要团结和领导空军几十万干部、战士共同完成任务，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这就迫使刘亚楼不得不要求空军各级党委和全体干部、战士都要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紧张地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保卫祖国领空和抗美援朝的战斗中打下敌机，立下战功，也不可能把空军部队带出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和工作作风来。另外我还特别指出，不仅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也有，空军党委的其他同志同样也有。我对别人的批评也过于苛刻，有时缺乏分析，还有好大善功的思想，喜欢听悦耳之言，不喜欢听反面意见。这些年来我常常在想，如果刘亚楼没有在一九六五年去世，以他的性格和与林彪的关系，他必定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下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后来被监禁在秦城的，将会是他，而不是我。我在会上检讨完并通过后，会议就告一段落。接着，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开始批评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要他们进行自我批评。七月底，林彪从大连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一定要全部按照中央军委、军委常委和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去办事。除刘震和张廷发之外，一定要把空军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从工作上、感情上团结在一起，把空军的工作搞好。对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要抱着与他们团结共事的态度，不要伤害他们，只要他们检讨认错，表示今后愿意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愿意在三总部的领导之下，在空军党委内部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有这一点就行了。遵照林彪的指示，我同余立金商量，对刘震等人的批评要适可而止，搞得过头了不好，不要像他们对我们那样去对待他们。本着这种精神，刘震等七位空军党委除了在大会上先后作检查、进行自我批评以外，主要就是在小组会议上，由大家对他们作了一些批评。我和余立金都没有再说什么。直到会议的最后，我和余立金才一个一个地找每位常委谈话，然后又同军区空军的一些同志分别谈了话。会议结束后，各军区空军的同志离开北京时，我和余立金还专门到机场去为他们送行。在常委一些人的检查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首先是成钧在检查中讲到，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上，他和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四个人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贺龙听了以后说：“这个会议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了，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你们继续讲你们的意见嘛！吴、余有错误，你们就继续揭嘛！”成钧讲了这件事以后，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几个人也先后在自己的检查中谈到了这件事。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回到空军，我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宇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我和余立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钧等四个人写的，但信中“两条线”的提法是我和余立金加上去的。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这个情况，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所列举的“林彪指示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这一条罪状的来龙去脉。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我们这样对贺龙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说我们“编造诬陷”，却不是事实，因为材料是成钧他们写的。我们只是把别人写好的材料转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们编造的问题。八月下旬，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结束。在这一阶段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受到了教育。最后，我们这个会议还是形成子一个团结的会议。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我们在向军委写了报告并得到批准后，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宣布了停职检查的决定。对刘震进行停职处理，是因为这次风波是他挑的头。但为什么还要对张廷发也进行停职检查呢？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第一阶段，刘震等人除了把矛头对着刘亚楼以外，还针对张廷发。很多人都说，张廷发这个人很骄傲、很霸道，处处训人。我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的。张廷发有很多优点，他有能力，有魄力，工作积极肯干，因此我们向军委建议，将他由空军参谋长提为副司令员。但是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也许是因为刘亚楼在世时，有一度曾经想想把他培养成为自己在空军的接班人，因此，张廷发更加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大。十一次全会开始以后，我在他“坐山观虎斗”时，就在心里想，刘亚楼生前对你张廷发不错，现在那些人如此攻击刘亚楼，你至少也应该站出来为刘亚楼说几句公道话吧。可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讲，只想一个人脱离出来。大概是军委领导对张廷发这个人的情况也有所耳闻。叶剑英副主席听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转告我说：“张廷发可以停职，他太脱离群众了。停职不是撤职，教育一下，转变过来了，还可以复职嘛！”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对张廷发进行停职。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在张廷发被停职的问题上，我们只是被动地执行军委领导的决定，甚至可以说军委作这样的决定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至于军委领导为什么要决定停张廷发的职，我至今也不清楚具体原因。根据军委领导的指示，除了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进行了停职检查的处理以外，对其他人我们则一概不动，只是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训，团结共事，共同搞好工作。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我主持召开了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我和余立金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人写一个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大事记，把会议的过程全面地写一个纪要；要整理和保存叶剑英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把这次会议的大小记录全部保存起来，把所有人的发言记录在案；常委七个人联名告状的二十五条也存档；成钧等四个同志到贺龙元帅那里的汇报材料以及我的检讨，也都要全部存档。会后，空军有关部门按照这一原则，对会议的所有材料进行了处理和保存。应该说，所保存的这些材料，都是最原始的，是确实可信的。尽管后来空军党委的变化很大，但是我想，如果没有人有意销毁，当年存档的这些材料应该都还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还有一个第三阶段，这就是扩大会议的阶段。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从九月一日起，空军党委应当召开一个扩大会议。对此，叶剑英具体指示，空军团以上干部都应该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们考虑，整个空军团以上的干部太多了，都来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让他们住，于是提议改为师以上的干部到会。叶剑英副主席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然后通报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传达中央常委会和军委常委会的指示，传达林彪和叶剑英的讲话。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病愈恢复工作。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他召集参加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了个大会，再次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同时，他还根据林彪和叶剑英关于空军问题的指示，结合空军的实际情况，讲了几个问题。他在讲话中对空军党委明确表示了支持，并对空军工作好的地方予以了表扬和肯定。因为萧华是空军的第一任政委，对空军的情况是了解的。萧华的这次讲话，是继叶副主席讲话以后的又一次重要讲话。萧华讲话以后，叶剑英副主席又专门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最后，在九月十日，历时三个多月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终于结束了。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空军机关司令部、科研部、工程部的一些人，已经在会场上贴出了大字报，指责空军党委的这次会议是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开了好几个月还开不完，应当赶紧结束，开始在空军搞“文化大革命”。这些大字报，意味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虽然结束，但“文化大革命”却已经在空军中悄然开始。从此，整个空军就一直没有平静过。
三、接林彪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先于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指责。然后，他又于八月五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指责。当时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很少，所以我当时并不知道。据我的了解，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前一段会议，林彪并没有参加，仍然住在大连休息。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他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的专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就这样，周恩来把林彪接走了。汪东兴和叶群走在后面，他俩的谈话，我从旁边听到了几句。我听见汪东兴告诉叶群，说毛泽东和江青都同意把李纳放到《解放军报》社去当记者，是否请林彪转告萧华安排一下。叶群当时很高兴，说：“主席信任解放军，才把女儿送到《解放军报》社来当记者，我们热烈欢迎。我一定尽快转告林总，把这件事情安排好，请主席和江青同志放心。”说着，他们两个人也坐车离开了机场，可能也是去了人民大会堂。他们走后，我随即坐车回到了空军大院。尽管我这次也去机场接了林彪，却对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要急于把林彪接回北京，是一点也不知道。因周恩来和汪东兴对我都是点滴不露，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闷葫芦一个。
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是何等的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 ，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悄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点名，可是谁都知道，实际上指的就是刘少奇，还有邓小平。听了周恩来的一番提示，大家心里也就清楚了。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组的矛盾开始，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是新帐、老帐一起算。尤为令人感到震动的，是毛泽东在“大字报”中，公开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观点。这篇所谓的“大字报”，全文不过二百多字，可实实在在是字字千钧，哪个能担待得起呀！我当时的感觉十分矛盾：对林彪即将出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我心里当然很高兴。但是，我对刘少奇也一向是很尊重的，从在苏北接受他的直接领导以来，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一个党性强、能坚持原则的好领导，特别是他主持的中央常委会议解决了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问题，我更是深怀着感激之情。我看了看在座的其他人，发现他们虽然都很惊讶，但因为对当时的情况不知道底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都沉默不语，谁也没有发言。这些同志的资历都比我老，军衔都比我高，他们都不讲话，我就更不敢随便讲话了。所以，我没有露出任何情绪。当时在场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恩来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了，会也就散了。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五、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运会期间，正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紧张阶段。八月十二日上午，我正在主持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时，接到军委办公厅的通知，要我下午三时到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列席八届十一次全会的开幕式。下午两点半钟，我提前来到了东大厅会议室。因为是列席人员，我就坐在了最后一排，同曹轶欧坐在一起。当时我还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是康生的妻子，只是估量着她和我一样，也不是中央委员，是列席会议的，所以才坐在最后一排。那天的会议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印发的四个会议文件。第一个文件，是毛泽东八月五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个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公开信。这里顺便说说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五月底，在北京清华附中的一些青年学生，开始组织了全国第一个造反组织，并起名叫做“红卫兵”。“红卫兵”开始是秘密组织，和刘少奇、邓小平派到清华附中的工作组进行斗争。不久北大附中、地质学院附中等其它中学也相继出现了红卫兵的组织。这些红卫兵，利用了一次江青到清华附中视察的机会，将他们所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章交给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这一下毛主席找到了机会，便大做文章，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样，这封信火药味道十足，上纲上线。这两个文件的印发，就等于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对立态度公诸于众，允许红卫兵们去攻击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个会议文件，是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文件明确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文件指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法，是用大字报和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最后一个会议文件，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被称之为“政变经”的那个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除了以大量的篇幅谈及政权和政变的问题以外，还歌颂毛泽东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天才。他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还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据我所知，把林彪的讲话印发中央全会，这还是第一次，足见他的那次讲话，在当时的确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和重视。闭幕式快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进入会场。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大家热烈鼓掌。各位领导人就座以后，毛泽东主持了闭幕式。他首先宣布开会，接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热烈颂扬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公报》还赞扬了林彪，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公报》顺利通过后，会议就开始进行选举。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对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进行调整。我没有选举权，只是看到了选举的情况。选举结果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增加到了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中央常委的排列顺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的名字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则上升到了第二位，并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同时，会议还增选了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了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另外，通过选举，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了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结束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主要讲要筹备九大，执行正确决定和要给犯错误的同志出路。毛泽东讲完，林彪又作了一个简要的讲话，接着便宣布散会。我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只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闻，对全会的情况还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锋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以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尽管当时在表面上还保留了他们的一些职务，但实际上他们已被拉下了马，而且注定了不久后被彻底打倒的命运。
六、中央工作会议
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将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并亲自主持了这个会议。我接到军委的会议通知，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的主要方式，是开大组会议。我被编入东北大组，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任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任副组长。会议地点就在新落成的京西宾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点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群众的问题”。看来，毛泽东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意图，是要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错误，公布到全党。会议原定只开三天，后来一拖再拖，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告结束，前后一共开了二十天。在这个会上，最活跃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如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他们在各大组之间到处窜，不停地指责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到处镇压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学生和红卫兵小将。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以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多数人说话都很少，即使发言，也大多是三言二语，表个态而已，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有多少意见可以讲。我则基本上没有发言。眼看着会议开了十天，局面还是没有打开。经过中央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指挥我派出飞机，去各地接造反派的头头来北京参加会议，揭发问题。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让各地的造反派来会上点火的这一招还真管用，这些人一来参加会议，会议就逐渐掀起了高潮。特别是围绕着派工作组的问题，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意见就开始多了起来。很多人发言都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一进门，就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从而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大家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在这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的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他还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讲了十分钟的话。大致上是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挺身出来领导运动，不要怕群众，要到群众中去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引火烧身。说实在的，听了这些话，当时我就在心里想：这样引火烧身的人有吗？谁能甘心情愿地让群众轰，让群众骂，让群众搞“喷气式”，让群众挂牌游街、乱轰乱斗，进行人身侮辱？！又有谁以身作则，站出来让群众斗？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未必能够这样做！以我的内心来说，我就不愿意。但是，毛泽东又号召我们要这样做。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付以后即将发生的问题。我当时很有些彷徨不定，无所适从。在这终于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下，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查。十月二十三日晚，在京西宾馆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中央常委，以及国务院的各位副总理，军委的各位副主席全都到会。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会议。林彪当即宣布说：“今天晚上的会议，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检查。”到会的人一片沉默，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刘少奇开始念他已经写好的稿子，承认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受挫负有责任。他还说，他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心中无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认识问题。他还表示，他听从党的考验和审查，遵守党的纪律，绝对不搞地下活动和派别活动，保证做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邓小平的检讨就更简单，我记得他只检讨了“专擅”两个字，至于“专擅”两个字的下面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他没有去说。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人检讨以后，林彪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毛泽东立起身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犯错误，他也有责任，他也要负责等等。至于别的问题，我就记不清楚了。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的情况很快就被人捅到了社会上。十一月初，天安门前就出现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从而把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向全世界公开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刘少奇和邓小平。很可能从这会议之后，他们就遭到了软禁和监视，没有了行动自由。
七、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还是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政治舞台。这些本来无权无势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翻江倒海，主要还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开始利用年轻学生的热忱和无知来大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撑腰，这一下，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尤其是以他在北京八次接见了红卫兵而著名。以后一次周恩来对我说，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哪！”正像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不久，为了表示自己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毛泽东决定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他要亲自接见红卫兵。他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那一天，毛主席亲自挂帅，穿上了绿军装，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接受了红卫兵给他戴的红卫兵的袖章，表示他愿意当他们的“红司令”，从此领导全国红卫兵，更加猛烈冲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每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重大庆祝活动，都有一个防空警戒的问题。八月十八日那天，为了保护毛泽东等人的安全，我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于清晨五点钟就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自执行防空警戒的任务，因此看到了大会的一些情况。那一天，从凌晨一时开始，百万红卫兵和群众就开始陆续进入广场，其中有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数万红卫兵登上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从来都是举行盛大庆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门高级官员才允许上去的。让群众特别是年轻的大、中学生们登上这些地方，这是建国以来从没有过的。九时半左右，毛主席、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然后，我看到他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一边等待大会的开始，一边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审阅和修改大会的讲话稿，也许是因为稿子写得有些匆忙。十时正，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在他的致词中，非常醒目地给毛主席加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伟大的统帅”。这样，林彪又给毛主席加上了一个统帅的头衔。从此以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了四个头衔，以后被人们称之为“四个伟大”。“四个伟大”，其中有三个最早是陈伯达提出的，只有一个“伟大统帅”是林彪加上的。这就是“四个伟大”的由来。在这之后不久，林彪以“四个伟大”做了题词。他所写的“四个伟大”题词，在《人民日报》上与广大读者见面。从此，“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这“四个伟大”，就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开来，也就与林彪的名字连在了一起。在庆祝大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宋彬彬，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戴到了毛泽东的左臂上。毛泽东当然知道，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意味着什么，这是他欣然默认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高兴地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林彪讲完，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周恩来讲完后，大会就开始群众游行。当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带头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军帽，向游行队伍和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致意。毛泽东的这一举动，使得观礼台和广场上都沸腾了，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数万名红卫兵举着毛主席语录一起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震耳欲聋。广场上，游行的群众都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响亮的口号淹没了一切。这种场面，通过广播，也感染了全国的人民。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的盛大活动。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地位被无限地提高了。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师生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得到毛泽东的接见。由于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巨大成功，毛泽东遂决定于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及北京的五十万红卫兵。这次接见活动是从当日下午三点开始的。会上，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各地的红卫兵来到北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肯定了全国“大串联”这一行动。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周恩来还在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学习解放军，要红卫兵像解放军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周恩来讲话以后，林彪臂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向大会发表了讲话。他说：“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由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整个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改变着我国整个的面貌。”他在讲话中还要求红卫兵“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据我所知，林彪历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都是由中央文革代为起草的，林彪从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每次都只是照稿宣读而已。周恩来、林彪讲话以后，大约下午五点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下天安门城楼，分别乘坐检阅车，准备进入广场检阅红卫兵队伍。车辆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第一辆车是毛泽东和贺龙，第二辆车上是林彪，第三辆车上是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后面还有几个人，我就记不清楚了。广场上，是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负责组织部队维持秩序，组织通道，以便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车辆通过。可是，毛泽东的检阅车刚刚出了金水桥，好不容易由部队战士组织起来的人墙，就让红卫兵冲垮了。当时，红卫兵们一个个拼命蜂拥前冲，想要和毛主席握手，一下子就把通道给阻塞了。大家拼命向毛泽东的座车挤来，甚至把座车都挤扁了。这一下天安门上的人紧张了，都担心毛泽东会被挤伤。为了排除险情，周恩来和汪东兴紧急组织一队又一队的部队战士，从天安门里冲出来保护毛泽东。与此同时，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也不断地给红卫兵们做工作，这才疏通了道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给抢了出来。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毛泽东第二次乘车出来的秩序就好多了。检阅车出了金水桥后，沿东西长安街缓缓走了一圈，所到之处，红卫兵们都十分激动地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喊声震天。检阅车回到金水桥前时，天已经快黑了，但红卫兵仍旧不散，还要求再见毛泽东。见些情境，毛泽东又在天安门上停留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夜幕完全降临，这次接见活动才告结束。八月底，北京的天气还比较热，接见结束以后，不少从外地来的红卫兵当晚就露宿在天安门广场。第二天的报纸要报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报纸上要发照片。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和康生一看，就提出了意见，说照片不好，这样不好办了，因为第一辆检阅车上是毛主席和贺龙，而不是林彪。这个照片怎么登，让周恩来很是为难，因为让贺龙与毛泽东在第一辆车里检阅，是周恩来的安排。他同中央文革的人反复研究了好几次也没有结果，最后还是他自己在西华厅的办公室里考虑了半天，才找中央文革的人再次商量说：“这样吧，照片还是照登，但是照片上的说明写成‘第一辆车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贺龙，第二辆车上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周恩来这个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提法来突出林彪的建议，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这才使照片第二天在报纸与读者见了面。从此，不论是报纸上、文件上，还是在各种场合中，“亲密战友”的这种提法就传开了。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周恩来的接触比较多了以后，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亲口告诉我的。林彪的“副统帅”称号，也是这样来的。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都称毛泽东为“伟大的统帅”，红卫兵也称呼毛泽东为“最高统帅”。既然毛泽东是“最高统帅”，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副统帅”。以后，“副统帅”的称谓就成了通称。例如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九月五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学生、中学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这一通知的发出，就正式肯定了在此之前群众自发到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串联活动。由于毛泽东要求对红卫兵的串联要有几个保证，叫作“保吃、保住、保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中规定，来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地大、中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来京以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则由国家财政负担。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大、中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就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串联。整个串联活动在毛泽东直接的公开支持下，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当时，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的人的首要目的就是北京，都想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这样，在《通知》发出以后，毛泽东又先后在北京接见了六次红卫兵。连同前两次接见，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最后一次为止，毛泽东一共接见了八次红卫兵，总共接见的红卫兵人数大约在一千一百万人左右。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全部参加了毛泽东这八次对红卫兵的接见。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像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而且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参加的大串联活动，恐怕还从来未有过的。到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很快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为数众多红卫兵流动的需要，就开始出现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运载量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在当时的火车车厢里，到处都挤满了人，不仅茶几上坐了人，椅背上坐了人，走道上坐了人，甚至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坐着或躺着人，造成了车厢里的行李架普遍断裂，各种设备被破坏。可以说，红卫兵的大串联，已经造成了全国各交通线上的一片混乱。到了十月份毛泽东第四、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以后，更多的红卫兵涌向北京及全国各地，使交通运输部门不堪承受，反映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开始提倡徒步串联。这以后，尽管不少学校的师生响应号召，进行徒步串联活动，一支支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联队伍不断出现，但仍然有大批师生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进行串联，使全国交通运输紧张的状态，没有得到任何缓和。“走”的问题没有解决，接着又发生了“吃”的问题。在当时大串联的热潮中，除了北京以外，一些革命“圣地“，也是串联师生的目标之一。但问题是，大多数“革命圣地”缺乏必要的接待条件。如井冈山，本来山上就没有多少人家，结果一下子就上去几十万学生，很快就没有吃的了。这一来，上山的学生都饿得不行。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马上就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大城市的群众，蒸馒头、做面包、饼干、点心等。把这些食品集中起来后，要我派空军的飞机，从四面八方向井冈山上空投食品。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后来，周恩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去向毛泽东请求说：“现在铁路、汽车和轮船都很紧张，粮食和住房也紧张，是否可以对串联的人数作一个限制。”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个话不满意，回答说：“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敢再吭声了。回来以后，就又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军队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再开会研究，再动员。他接着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进行动员，号召北京市的军民，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要求各部门各负其责，要准备粮食、准备房子，搞好交通。所有的学校、机关、厂矿、招待所和宾馆统统让出来，准备接待红卫兵。就这样，毛主席又开始接见红卫兵。我记得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部分以外，大部分是在北京西郊机场进行的。由于西郊机场的跑道不够，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我们连夜加工，临时扩展飞机场的跑道，在跑道的两侧各延伸了二百五十米的地带，并且筑路修桥，以便使大队人马能顺利进出。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泽东连续两天在天安门和西郊机场接见了两百五十万红卫兵。当时，飞机场上所有的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真可谓是人山人海。由于人太多，到最后散场时，挤伤了好几十个人。散场后，我将挤伤了人的事报告了周恩来，他要我负责把受伤的红卫兵统统送进空军或海军医院。为此，我们和海军又忙了半天。事后，周恩来还亲自带领我们，去医院看望、慰问那些受伤的红卫兵。周恩来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的的确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能见毛泽东一面是无上光荣、无限幸福，人人都渴望着能见到毛泽东。另外，像这样面对面地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可当时他毕竟也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虽然每次接见时，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或者是乘坐车辆进行检阅，然而每次在天安门或车上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通道一堵塞，站立的时间还会更长。这样，每次接见红卫兵，也确实够他累的，他也有些吃不消了。到第八次接见完了以后，精疲力尽的毛泽东终于说：“不能再见了。”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才发出通知，要求外地的大、中学校红卫兵停止前往北京串联。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八、红卫兵的兴衰
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各地红卫兵以串联之名到北京集合，然后，一面等待毛泽东接见，一面就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军事机关。那个时候，这些红卫兵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甚至连中南海、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都有人冲，但是唯独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不可以冲。当时，江青发出了命令，谁要冲钓鱼台，谁就是反革命，卫兵就可以开枪。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每次接见完红卫兵以后，周恩来都要带一些人，去开会动员来京的学生返回本单位“就地闹革命”。但他们哪里听得进去呢！任你周恩来说破了天也不回去。他们在北京有吃、有喝、有住嘛，回去干什么？于是，整天就在北京抄家呀，破“四旧”呀，闹得整个北京城不得安宁。不仅如此，中央文革还派出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到外地去“传播革命火种”。这些从北京出去的人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党、政机关去大冲、大闹。这一来，上海、杭州、广州、沈阳等城市都乱了，当地的党、政机关也差不多都瘫痪了。这样一种闹法，全国的混乱是必然的。就这样，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地的红卫兵到处冲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搞得全国没有几个党政机关能够正常工作，几乎无一处能幸免于难，各单位的领导人更是一个个被揪斗，坐上了“喷气式”。就拿这时的国务院来说，除了周恩来自己，其他副总理都已经统统被打倒，或“靠边站”了。这个时候，除了毛泽东说的话有人听，中央文革说的话有人听之外，其他任何人说话都不行，连周恩来也不行。所以，这个乱是自上而下的乱，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乱。红卫兵运动，涉及到了中国整整的一代人。就这些红卫兵个人来说，大多都是一些真诚革命的青年，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最早在北京组织起来的中学红卫兵（也有人叫他们“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女，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分红卫兵是比较盲目的、狂热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面对当时的一些现实，他们便逐渐清醒了，开始认识到了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一些负面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一些中学红卫兵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后被大家称为“西纠”）。不久又成立了东城纠察队、海滨纠察队等。纠察谁呢？主要是对当时红卫兵的一些错误行为纠察，想以这种方式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察自己。实际上，这标志着一部分青年学生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重新认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思。西城纠察队成立以后，即发出了一系列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对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规定了“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的纪律。这些通令曾在全国流传一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西纠”还保护过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张治中、李宗仁等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更加扩大化，许许多多的老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最高阶层的领导人被打倒、被靠边站的时候，这些青年学生在政治上就更加清醒了。到了十一月，北京的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并且喊出了“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江青不要太猖狂”等口号。这一下惊动了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江青与中央文革一起，专门研究了“联动”的问题，亲自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于是，“联动”被强行解散，“联动”在各地的联络站全部被摧毁，负责人也几乎都被逮捕。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这些被逮捕的“联动”负责人，才由毛泽东亲自下令予以释放。随着“联动”的被解散，在一片批评声中，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向了末路。不少以前“闹革命”十分积极的青年学生，这时变成了“逍遥派”，他们从此不再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各自找自己的出路，不少干部子弟就在这个时候参了军。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相对应的，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司令部”，他们的领袖是五个人，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当时，他们五个人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们对中央文革真可以说得上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当时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可说得上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不过，这些“司令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随着红卫兵使用价值的终结，这些“司令部”以及当年威风八面的“五大司令”，也就很快随之烟消云散了。“五大司令”之首的聂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四月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与聂元梓一样，其他几大“司令”的命运也差不太多。一九六六年因打倒刘少奇的需要，而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的“学生领袖”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毛泽东抛弃，流放到宁夏，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谭厚兰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逮捕，一九八二年因患宫颈癌在保外就医中死于湖南湘潭老家。韩爱晶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大宾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一九八三年得以获释。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大司令”的结局。
九、军队院校的“文革”在军队怎样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的矛盾和冲突。从总的方面看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林彪长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一直都十分崇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但是，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但在当时，林彪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首先，他不希望在军队里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想法，在军队院校里就行不通。当时军队的院校很多，单是空军就有四十多所，其中包括十八个飞行学校和空军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地勤学校，以及雷达、高炮、导弹、通讯、后勤等学校。至于全军的学校，那就更多了。一开始，当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全国各地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出于林彪不在军队中搞“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军委及时对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几条规定，明确规定军队院校只进行正面教育，只在本单位内搞“四大”，不准搞串联。但是，自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一种狂热的政治气氛逐渐影响了全国。与全国的形势相比，军队院校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于是，军队院校的不少人就涌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里去闹，要求和地方院校一样，同样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并要求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于是，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经过考虑，他要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在会上，大家提出，军队的院校师生进北京来见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同地方的学生搞串联，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的师生可以分期分批地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但是接见以后，必须马上返回原单位。第二、来北京以后，一定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且一定要有领导带队。第三、来京以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之后，林彪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草拟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由林彪当面请示毛泽东同意之后，于十月五日经军委和总政治部联合签署下发执行。《紧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但同时又明确规定：“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紧急通知》一发出，大批的军队院校师生涌入北京。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也跟地方学生一样，来了就不肯回去。只有空军的飞行学员，因为要进行飞行训练，间隔时间不能太长。我一动员，他们就立即回去了。这些飞行学员算是听指挥的，在毛主席接见以后就回去了，可其余的根本就不肯走，有的回去了，但是第二次又来了。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在北京首先冲击的是国防部。当时，国防部在北京北海公园一带，与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单位在一起。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凌晨三点，军队院校学员们突然包围了这几个军事机关，吵吵闹闹地叫嚷着要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他们认为李天佑不久前去张家口检查工作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天，学员们在殴打了警卫战士之后，冲进大院，赖在里面不走，非要把李天佑揪出来不可。面对着这种局面，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在请示军委叶剑英秘书长以后，向林彪提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必须进行严肃、果断的处理，否则会对统帅机关的安全和战备工作，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为此，他们建议：命令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同时，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头头。对冲进大院的学员，要他们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林彪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相反来了一个“四不政策”，即要求对学员们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对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遵照林彪的指示，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宣传部长李曼村、青年部长辛国治等几个全军文革的成员，先后出来讲话，想动员学员们离去，但都是讲不了几句，就被学员们齐声高呼口号声给压了下去。最后，还是张春桥和戚本禹拿着陈伯达的一张便条到了现场，向学生们宣读说：“我听说你们冲进了国防部，心里很不安。国防部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地方，你们冲了不好。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但是你们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希望你们很快撤离国防部。”听了陈伯达的这几句话，学员们虽感到很意外，并且也很不满意，但是无人敢提出异议。不久，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们陆续散去。但这仅仅是军队院校学员冲击驻京的军事机关的一个开头。从一九六六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住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机关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并且抢档案，肆无忌惮地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领导机关都搞瘫痪了。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都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些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初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别的单位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单单从我们空军来说，当时从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空军院校和空军工厂的造反派，到处冲击北京的空军机关，把我们空军闹得乌烟瘴气。当时进驻空军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就大约有三千多人，住在空军其它机构的学员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造反派一冲进大院，就将所有的办公室、礼堂、饭厅统统占领，使空军领导机关陷入瘫痪状态。那个时候，造反派都是以揪“走资派”为荣，谁揪出的“走资派”越大，谁的功劳也就越大。所以，空军院校和工厂的造反派到了北京以后，最主要的矛头就是对着我，想揪出我这个“空军最大的走资派”。为显示这个决心，他们还在我家门口前面的马路上，写了好几米见方一个字的大标语，“打倒吴法宪”。除了揪我以外，他们也揪余立金和成钧等。闹得最凶的，是西安空军通讯学校、空军技术学院，以及太原空军机务学校的学员。除了院校的学员，空军下属一些工厂的工人也来了不少，他们和学员们会合在一起，天天要你接见，要你交代问题，要你参加批斗大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正常工作。空军每天都有那么多的飞机在天上飞，搞得不好就会摔飞机、出事故。更令人担心的是，万一形势动乱，失去控制，飞机跑到台湾或国外其它地方，我这个当空军司令的，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不得已，我向代总长杨成武作了汇报。他当时也面临着造反派的冲击，为避开学员们的揪斗，已经离开了总参谋部的所在地和自己的家，住在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里。他听了我的情况后，要我直接请示叶剑英，是否也像他一样，住到第五招待所去。于是，我又把自己的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帅要我先上他家里去住几天。他还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说：“暂时不要叫吴法宪回去了。”可是老住在叶帅家里也不行啊！这样不仅对他干扰太多，而且空军的机关乱成这样，我也放心不下。因此，我在叶剑英家里只住了三天就出来了。哪知道，我刚刚回到空军大院，造反派就要来揪斗我。他们用痰盂做成了高帽子准备给我带，准备了墨汁要涂我的脸，还准备了剃刀和剪子要剃我的阴阳头。这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就通知我去“营建大队礼堂”。那时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不准建楼、堂、馆、所的三令五申下，整个空军大院都没有建什么像样的礼堂，更没有后来那样的体育馆，只是把建设大院时施工部队留下的一个简易饭堂，修改成为一个简易礼堂。这个简易礼堂，就被人们称为“营建大队礼堂”。周围的同志都告诫我不能去，说是一旦去了，很可能就回不来。他们说，在这种批斗会上，万一局势失去控制，后果就会很严重。不得已，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叶剑英。叶帅叫我不要参加大会，并立即离开大院，以免被造反派揪住不放。执照叶帅的指示，我带了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时而在空军的指挥所，时而在西郊机场，时而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每天以电话和空军指挥所及各军区空军的指挥所密切联系，时刻关注空军各部队的动向。我还不断要求空军各领导机关和各飞行部队注意防空警戒，注意不要跑飞机、摔飞机。我躲出空军大院后，造反派们找不到我，就弄了几部汽车，到处对我进行跟踪侦察。他们当时决定，如果一旦在路上与我相遇，或者是发现了我的住处，就要闯进来抓人。就这样，我整天一边东躲西藏地躲避学生和造反派，一边指挥部队。时间一长，拖得我精疲力竭。我还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最后我请示了叶副主席，叶帅说：“你住到京西宾馆吧，我要军委办公厅给你一间房子，就在那里住些日子。京西宾馆现在由卫戍区警卫，学生是不敢冲的。”不久，军委办公厅按照叶剑英的指示，给了我一间房子，我就在京西宾馆住了下来。那一段时间，我晚上出去工作，白天回宾馆睡觉，就这样一直过了两个月。京西宾馆虽然就在空军大院旁边，但是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始终没有回过大院。射进京西宾馆以后，我倒是稍稍清静了一些，可家里的人却受够了造反派的骚扰。造反派们找不到我，就晚上越墙进我家里去找。每次进去，他们都要在各房间里搜查一番，看到我确实不在才算完事。我妻子陈绥圻当时在中国民航总局任生产计划处处长，除星期天以外，每天都要到东四的民航总局大楼上班。从位于北京西郊的我们空军大院到民航总局大楼，两者相距二十来里路。那时正值红卫兵串联的高峰期间，公共汽车十分拥挤，有时连等四、五辆车都挤不上去。好不容易挤上去了，车厢里也是挤得水泄不通。以后她经常开玩笑说，那个时候坐公共汽车，简直是天天在练习跳芭蕾舞。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她在公共汽车上往往被挤得连脚跟都落不了地。由于交通十分困难，每天上下班往返一次，花在路上的时间要三、四个小时。每天这样上班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有时候她就想住在办公室里，不回家了。但想到每天晚上造反派气势汹汹地闯进家里，常常把几个年龄较小的孩子吓得哇哇直哭，她放心不下孩子们，只好每天都坚持回到家里，第二天早上再去上班。这样，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往往一夜里要起来几次，和在家里值班的秘书一起，应付前来寻找我的学生造反派。这样的日子，差不多持续了两个多月。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生活状况，持续的时间长了，就不可避免地对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我最小的女儿，当时才只有六岁，有时候晚上一觉醒来，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喊：“妈妈，又来人找爸爸了。”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动静。这说明，那些造反派的行为，已经对一个不懂事的年幼孩子造成了相当的心理损伤。
十、十万人大会
由于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员在北京的冲击行动，已经严重影响了驻京各军事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给国防部战备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因此，为了使各军事领导机关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稳定军队，经林彪同意以后，军委决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一个十万人的大会，动员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员，各自撤回本单位去进行“文化大革命”。大会还专门邀请了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位老帅参加大会，想利用老帅们的威望，动员这些外地学员离京返校。我们这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总政部主任萧华和副主任刘志坚一起主持。大会正式开始后，萧华首先请陈毅讲话。因为陈毅既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德高望重，在群众心里的威望较高，所以萧华首先请他讲话。陈毅在讲话中公开批评了到会的军队院校师生，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到处冲击，搞打、砸、抢，随意抓人揪斗。他说，这种行为是极端错误的，这不叫“文化大革命”，这叫破坏。他在讲话中说：“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毛主席多年作路线斗争都顾全大局，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个人利益和小单位利益。作路线斗争，要顾全中国革命大局、世界革命大局。为顾大局，可以牺牲局部利益，牺牲个人利益。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事。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体、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他还说：“你们年轻没有经验，我跟毛主席十年，我懂得毛主席要我们干什么和怎样干，不是你们现在所做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们片面地理解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你们的行动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本意。我们大家还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他的精神实质。毛主席的学问，我们学不完，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努力真正学到手。”陈毅的讲话博得了大多数人的热烈掌声，尤其是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干部，大家更是一致认为，陈毅元帅敢于讲话，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讲得真是太好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陈毅的讲话都表示赞同，也有少数学员在陈毅讲话之后当场表示了反对，而且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们，这才把他们压下去。陈毅讲完后是贺龙讲话。贺龙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推荐空军十七航校几位学员提出的关于军队院校师生串联的十点建议。接着，是徐向前讲话。徐向前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在现代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的情况下，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视敌人，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刻也不能中断指挥，否则敌人来袭就不得了。他说：“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一些领导同志，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要考虑到敌人会袭击我们。因此，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一方面他们要满足你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你们要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的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了，有的还有病，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最后讲话的是叶剑英。由于叶帅是主持军队日常工作和长期负责全军院校工作的，因此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要求军队院校的师生们坚决执行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中央军委原来的规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以后，要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要在北京逗留。他还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要求在外地来京的军队院校师生们，在这个限定的时间内，迅速离开北京。叶剑英讲到这里时，下面不断的有条子递到主席台上来责问：你们的这些讲话，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同意了没有？今天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的人到场？叶剑英看了这些条子非常生气，他拿起一张条子，向全场的人说：“有个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XXX，递来了条子，说我们的会议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是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召开的。你们说，我们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不经过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同意，又经过谁的呀，大家相信我们吗？这个时候，有人在台下高喊：“把XXX揪出来。”叶帅摇摇手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南海，冲击解放军的各个机关，还有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解放军打解放军是帮助谁？是帮助敌人。”这个时候台下面群情激动，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对叶副主席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但也有少数人，大概有那么一、两千人的样子，不满意几位老帅的讲话，在会场上轰起来了。他们乱喊乱叫，企图闹事。萧华和刘志坚看到这种情况，待叶帅讲话告一段落以后，就立即宣布散会。随后，立即护送老帅们离开了现场。十一月二十九日，总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军队院校来京人员的大会。由于国务繁忙，周恩来无法参加这次大会，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在大会正式开始前来到会场绕场一周，与参加大会的军队院校人员见了一面。这次大会仍然由陈毅首先讲话。他在讲话中反击了上次大会后一些人对几位老帅的攻击，并再次讲，搞路线斗争，不要打击面太宽、太大，不要把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他强调说。接着，他严厉斥责了那些乱批乱斗的人：“我接触过一些同志，他们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反而打中了同志。他们的作法就是简单化、扩大化。我对他们说，你们的作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现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掌了大权，还不整死人？将来还了得呀！我就是这样讲话，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但这是老实话、真话。”陈毅讲完话，叶剑英又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始就说，自己本来不想讲话的，但看到又递了很多条子，所以忍不住要讲几句。他首先念了几张条子，其中有说陈毅讲话有严重错误的，有问叶剑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军委的，也有要求给XXX恢复名誉的。然后，他嘲笑了递条子的那些人，并说：“我把我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也许明天又来大字报了。来大字报也不怕，我还要讲一讲。”接下来，他也像陈毅一样，斥责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行为。他说：“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毛主席，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但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严重的错误么？”这两次大会开过以后，少数学员就大闹起来了，一时间，“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就贴遍了东、西长安街。他们还向中央文革告状，告陈毅、告徐向前、告叶剑英、告萧华。这一告，中央文革就站在了他们一边，公开为这些学员们撑腰，认为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还公开点了刘志坚的名，并通过刘志坚，一次又一次地要陈毅、叶剑英作检讨。过了几天，中央文革决定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同样召开一次十万人大会，但他们决定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以地方学生造反派为主，以保证大会的成功。他们点名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和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准备狠斗老帅和军队负责人。他们还把大会的请柬分为两种，一种是红的，一种是白的。白色的请柬是给大会斗争对象准备的，而我们收到的都是白色请柬。那天下午，叶剑英召集我们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到他的家里一起研究一下，看看究竟去不去参加会议。叶剑英主张去，说要去看看学生们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们都劝他不要去，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去就是挨批挨斗，而且很可能不仅仅是批斗，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罚，甚至是人身的侮辱。大家认为，如果担心不去收不了场的话，最好是陈毅和叶剑英两位老帅不去，让我们这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人去，要批斗，我们大家就一起去挨批斗，无论如何要保证陈老总和叶帅的安全。可是，叶剑英又不同意由我们去替他们挨斗。就这样，从下午三点，一直研究到了午夜十二点，也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来。在这中间，会议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是中央文革的人，几次打电话催问，叶帅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由于中央文革的人追得很急，叶帅不得已，就分别向林彪和周恩来汇报了这个情况。但林彪这时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周恩来则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否决了这个大会，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还责备江青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江青没有办法，只好通知，这个大会不开了。大会取消了，使得学生们在工人体育馆稀里糊涂地白等了一天，挨了一天的饿，最后大会还是没有开成。这一下把那些学生们惹得火冒三丈，回去以后就大写特写，炮轰、火烧、打倒几位老帅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了。由于毛泽东的干预，中央文革召开大会批斗几位老帅和军队负责人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事情到此并不算完，中央文革仍然坚持要叶帅作检讨，说什么：“大会可以不开，但是必须在一定的会议上作检讨。”他们让刘志坚准备一个检讨稿子，让叶帅在会议上念。这样，在一九六六年的除夕之夜，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礼堂召集了一个两千多人的会议，指名要叶剑英作检讨，并要我们一起参加。会议于晚上八点开始，萧华没有到会，由刘志坚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后，就由叶剑英作检讨。结果叶帅的检讨还没有念完，下面的一些人就按照中央文革事前的布置，轰起来了。只见一排排的学生手持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见到这种情况，刘志坚和我们这些各总部及各军、兵种负责人，就赶紧保护叶帅从后台走了。紧接着，我们也从后台陆续出去，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会议就这样散了。由于当时京西宾馆是已经军管了的单位，任何人都不准冲击，因此学生们只能从前门进去，其它的地方他们是去不了的。我们这才得以安全脱身。这次会议结束以后，关于会议的情况立即反映到了林彪那里。林彪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叶剑英在会议上作检讨，还是遭到了学生的围攻。”毛泽东说他事前不知道这个会议，当即表示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事后追查下来，中央文革和江青推卸责任，把这件事嫁祸给刘志坚，说这个会议是全军文革刘志运坚搞的，把刘志坚当作了替罪羊。于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刘志坚就被江青点名，撤销了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不久，他就遭到了隔离审查、关押的严厉处置。
十一、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刘志坚被打倒，全军文革就没有了组长，加之一些成员也靠边站了，使得全军文革一下子瘫痪了。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在军队里就没有了办事机构。为此，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位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她建议，由徐向前元帅来接替刘志坚的工作。她还告诉林彪，她的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除此之外，江青还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员关峰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由于江青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接受，答复她说：“好，行。”但他不能肯定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他又直接请示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果然答复说：“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不得不按照江青的建议去办。他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同时还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上，林彪亲自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军委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副政委王宏坤为副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另外他还宣布，任命关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
十二、对民航军管
从一九六三年开始，中国民航总局由国务院直属改为由空军管理，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兼任民航总局局长。从中国民航成立到一九六六年，中国民航已经开辟国内外航线近百条，建成了北京首都机场、上海虹桥机场等大型国际机场，年运送旅客近百万人，当时的业务十分繁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后，在军队院校师生冲击军事机关的同时，民航机关也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最初，民航下属工厂、学校来京造反的学生和工人，未进入总局的机关大楼，只是在民航总局机关办公楼对面的一条马路上，采用静坐包围的形式，每天红旗招展，围着民航大楼又闹又叫，同时在民航大楼周围到处贴出大字报和标语，要揪斗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和政委刘锦平。这时从外面看，形势虽然显得相当紧张，不过工作人员仍然可以正常上班，国内外航班的正常飞行和安全生产还能得到保证。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一天下午，民航大楼外的造反派突然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他们串联总局机关内部的一些人，冲进了民航机关的办公大楼，占据了办公室。总局领导立即打电话向我告急，他们担心总局机关会被冲垮，会瘫痪，以致影响国内外航班的正常运行。我在京西宾馆接到民航总局的电话以后，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叶帅认为，民航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他要我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请求怎么办。我当即向林彪办公室汇报了这一情况。当天晚上，叶剑英在征得林彪同意以后，通知北京卫戍区派出两个连的兵力，把冲进民航大楼里的工人、学生全部赶了出来，同时还十分严肃地告诫他们，不能再冲击民航办公楼，以保证航班的正常飞行。接着，在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军管的命令》，具体规定了三条：第一、对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负责实施。第二、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军队系统的安排和作法进行。第三、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各单位的革命组织，对民航系统以外的革命组织，一律不进行串联。命令发布后，由空军派出的代表马上进驻了民航总局机关。经请示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批准，我们规定，除总局以外，各大区的民航管理局以及下属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只进行正面教育。这些措施的采取，使民航系统在当时十分混乱的局面下，得到了相对的稳定，从而保证了国际、国内航班的正常、安全飞行。在那种大动乱的年代里，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民航总局自然也不免犯下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民航的国际、国内各个航班，始终都在正常、安全地运行着，没有发生大的事故，保障了国内外客货运输的需要，维护了我国的国际声誉。这些成绩，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
十三、“一月风暴”和“全面夺权”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使全国各地本已十分混乱的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也更令人担忧。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和五日，由中央文革张春桥和姚文元支持、策划，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分别发表了《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报社。《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一直是上海市委所领导的报纸，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由造反派夺权了。这两张报也就从党的报纸，变成了造反派的报纸，带头向上海市委开火了。一月五日，《文汇报》发表由上海十一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这样公开由报纸来煽动，实际是向上海市委全面夺权的一个讯号。到子一月六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又策划了由上海各界造反派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从上午十时一直开到下午三时，中心口号是打倒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倒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大会结束时，发出了三项通令：一、不承认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二、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监督劳动；三、限陈丕显在一周以内交代自己的罪行。这一下，上海市委就完全瘫痪了。关于这次大会，姚文元在《情况简报》中写道：“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台了。”张春桥后来也公开说：“一月六日的大会就夺了权了。”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他还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令。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当场写了一个“编者按”。经毛泽东当场审定后，这个“编者按”于一月九日在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发表。同一天，上海市“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共同发出《紧急通告》，责令上海市委照这个通告执行。《文汇报》、《解放日报》还同时发表了根据毛泽东一月八日谈话写成的记者述评——《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一月十日，毛泽东对《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的记者述评作出批示，认为“此两件很好”，要中央文革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他要求，贺电“要指出他们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行动。同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也同时进行了转载。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行动，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讨论。社论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社论还指出：“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开展全国夺权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些文章都是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号召在全国进行全面的夺权。上海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上报毛泽东，建议仿照巴黎公社的形式，并于二月五日正式宣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但毛泽东经过考虑以后，认为叫“上海人民公社”不妥当，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二月二十三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央批准张春桥为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王秀珍等为副主任。上面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规定：第一、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在当地的驻军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第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这样，毛泽东的一声令下，上海作榜样，还有中央的一系列批示，全国各省、市就照此办理，造反派们纷纷开始到处夺权。当时，不仅对各省、市、自治区，对中央各部、委都进行了夺权。而且下面的千千万万个单位，全国上下，处处在夺权。总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全面大夺权在全国陆续开始了，并在夺权后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一月十四日，山西省夺权，一月十九日，中央批准成立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由刘格平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夺权，接着山东省夺权，二月三日，中央批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夺权，二月十四日，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夺权，三月中央批准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成立，潘复生、汪家道任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决定，谢富治、吴德、郑维山分别任正副主任；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夺权，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解学恭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江西夺权，江西革命委员会成立，程世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雪峰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曾思玉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黄永胜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淮湘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南萍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许世友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等等，等等......。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包括新疆和西藏在内的大陆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进行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然除了台湾，因为红卫兵是不可能去那里夺权的。当时，有人把这叫作“全国山河一片红”。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邮政部门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但因为错误地将台湾也印成了红色，被有关部门在还没有正式发行之前就收了回去。而遗漏的为数不多的几张，后来就成为集邮者争相收藏的“珍品”。由毛泽东主导这个全国全面夺权，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实际上就是号召打倒一切，夺取所有领导干部的领导权。当时的夺权运动，已经不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夺权，而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八年艰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的全面否定。为什么要夺权？是因为这个政权不行了，才夺权嘛！难道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级政权和党组织都不行了吗？幸亏当时没有在我们军队里进行夺权，因为毛泽东当时考虑到可能需要军队的支持。如果当时军队乱了，全国就会完全失去控制。当然，如果那样，我们这些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就完蛋了。与我们这些军队干部相比，从中央到最基层的众多地方干部的境遇就要惨多了。在全国“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被打倒了，甚至连农村生产小队的队长都不能幸免。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他还是能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江青等人在上面这一煽动，下面的造反派就积极响应。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人就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拉到清华大学里去进行批斗，并对她进行了人身侮辱。一月上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两次冲进刘少奇的住宅，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批斗。以后，又对他们加以软禁，使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还掐掉了电话线，使他们失去和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就这样，一个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不经过任何会议的讨论，没经过任何手续，就被造反派打倒了。从此，斗争逐步升级。最后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从而走完了被彻底打倒的全过程。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长期被折磨之后，刘少奇终于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陶铸的被打倒，在当时对我们来说，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突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之后不到半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邓小平，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批准了打倒陶铸。这个话一传出来，红卫兵一下子就把打倒陶铸的大字报贴遍了全国。就这样，毛泽东的一番话，造反派的几张大字报，陶铸这位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就被打倒了。没有下发任何文件，甚至连一个正式的手续都没有。陶铸不仅被污蔑为叛徒，而且在社会上成了众矢之的，造反派们把他的名字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排列在一起，从中国的“第四号人物”，一下子变成了中国被打倒的第三号人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铸在遭受到长期折磨之后，在合肥含冤去世。我在东北西满军区的时候，曾经在陶铸的领导下工作过一个较短的时间。我感到，陶铸是一个非常能干和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的人，对毛泽东及林彪非常尊重和敬佩。由于他长期在四野工作，因此对我们这些四野的干部非常热情，每次我们到广州，只要有时间，他都要请我们吃饭或来看望。因此，对陶铸的突然被打倒，我一来是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二来也不免感到有些难受。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狂潮中，绝大多数在位的各级领导干部，或轻或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影响和牵连。至于那些早已被打倒的人，更是难逃其难。这些人里，彭德怀是最著名的一位。“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彭德怀正在四川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峰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指责彭德怀在“三线”工作时，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说从揭发的一些情况看，彭德怀“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建议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在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后来我才知道，一九六七年底，身在狱中的彭德怀曾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大意是：主席命令我去“三线”，除了任副主任以外，没有担任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抓到了成都，二十三日转到北京，现在被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还寄托着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贺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并被折磨至死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九六六年，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在中央军委磁头会议上打招呼，指出：“贺龙有问题。”十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十二月，江青在清华、北大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她还对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了。”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O一医院逝世。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过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一下子都追查到了贺龙那里。在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除了以上提到的和其他没有提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也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至死，如被迫自杀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阎红彦白天被揪斗七、八个小时后，晚上打电话给中央，请求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保护。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回电话说：“你还是出来见群众，不要怕。”结果，阎红彦第二天一出来，就被群众揪住不放。当天深夜，感到没有出路阎红彦就自杀了。得知这一消息，大家都纷纷议论说，陈伯达的一个电话，就送了阎红彦的命。事实上，在当时那种十分混乱、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单纯向群众检讨认错，没有一个是能够过关的。那个时候，群众组织多如牛毛，各自为政，大家都以多抓“走资派”为荣，乱抓、乱揪、乱斗现象极为普遍。除非你不出来，只要你一出来，立刻就被批斗，而且被他们一抓走就很难回来，甚至连生命保障都没有了。一些老干部或是被随意绑架关押，或是自杀，或是被折磨至死。如山西省委书记卫桓、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就都这样惨死了。最惨的要数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他是被造反派毒打至死的。总之，毛泽东号召的“全面夺权”，必然导致全面打倒一大批原来的领导干部，造成很多冤、假、错案，甚至使不少领导干部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些被打倒的干部，后来虽然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也有不少的人没能活着见到这一天。
十四、全面夺权变成了全国武斗
遍布全国的“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很快就使众多的群众组织产生了分歧。一开始，双方只是用嘴和笔来进行辩论。以后，辩论和争斗逐渐升级，从“文斗”发展成了“武斗”，而且所使用的武器也逐渐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出动了坦克、大炮。关于全国武斗的情况，我手里没有具体的材料和统计数字，但是从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和中央常委碰头会议接触到的一些全国武斗情况看，特别是从我随周恩来一起处理大量的武斗事件看，这一场全国范围的武斗，按毛泽东的话来说，的确可以叫“全面内战”，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这场全国性的武斗中，死的人不说，仅国家财产的损失，就无法估量，更不要说由此造成的人们相互之间感情上的分裂和仇恨了。上海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抓的典型，可正是在上海，最先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当时上海有两大派组织，一派叫“工总司”，一派叫“赤卫队”。“工总司”的头头就是王洪文，他们是坚决反对上海市委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作为“工总司”对立面的“赤卫队”，实际上是保上海市委的。上海的武斗是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开始的。有关材料说，为了保证夺权行动的顺利进行，“工总司”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组织了数万人，决定对“赤卫队”采取武装行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他们首先向守卫在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发动了袭击。据目击者说，许多赤手空拳的“赤卫队”成员在这场袭击中被打得鲜血淋淋。这次武斗，“工总司”一共俘虏“赤卫队”两万人，由此可见这次武斗的规模。上海的这次武斗，算是开了全国武斗的先河。继上海武斗之后，在其它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地、县甚至单位的夺权斗争中，也都相继发生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激烈冲突。武斗的形式，从一开始的拳头、木棍，到钢钎、梭标，最后发展到了抢夺解放军的枪，一些有军工厂的地方还用上了重武器。可对于这样严重的混乱局面，中央文革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公开支持。记得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就曾公开对造反派宣传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如果有人拿着大刀、长矛对着你，你们放下武器，这就不对了。当阶级敌人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中央文革的这种态度，使得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全国各个省份普遍都发生了冲击解放军、抢夺解放军枪支、抢劫战备仓库、拦劫军车、拦劫援越物资以及自制武器弹药的情况。到了这时，各地都形成了一支支的造反派武装，许多地区武斗的形势和规模，也已经发展成为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流血牺牲的人数，可想而知。在当时全国的武斗中，较为我名的有四川宜宾、重庆、成都、涪陵，新疆石河子，湖北武汉，广西南宁、梧州、桂林，河北保定，吉林长春，辽宁沈阳，以及黑龙江等地。在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不仅动用了重型武器，像宜宾、涪陵和广西等一些地方甚至把军队都牵涉进去了。根据以后看到一些零星的统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河子发生武斗，双方开枪打死24人，伤74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四川宜宾地区大规模武斗。同月重庆大规模武斗，除动用了常规武器外，还使用了高射炮平射。一九六七年六月武汉地区武斗死108人，伤2774人。另外，据我所知，广西南宁武斗烧了一条街，而广西梧州武斗几乎把城市都烧光了。四川成都的武斗发展到动用机枪，迫击炮；黑龙江武斗使用了坦克；河北保定，广西桂林，长春、沈阳都发生了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武斗。对于全国各地都发生武斗甚至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这一情况，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一九六七年中，余立金曾陪同毛泽东视察全国“文化大革命”。回来以后他向我说，七月份毛泽东在上海时，王洪文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策划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策划完毕，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率领十万人向上海柴油机厂发起了猛攻。这一场武斗，双方死伤严重。武斗结束以后，张春桥他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后就说：“打得好！”余立金还说，毛泽东在南京时，看到江苏一家最好的饭店发生武斗，几乎把饭店都烧光了。在听到全国各地一些武斗的情况时，他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在上海时，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他们还一起陪同毛泽东观看了上海造反派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电视镜头。当时，造反派强迫陈、曹二人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毛泽东说：“这算不了什么嘛！”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江青与中央文革才敢于公开支持武斗，全国范围内的武斗才可能发展起来。如果一开始中央文革就采取断然措施来严禁武斗，严禁抢枪、制枪，这个武斗也许就不会发展起来，至少不会发展到动枪、动炮、甚至动用坦克的严重地步。总之，一九六七年这一年，真是一个十分难过的年头，各级领导机关瘫痪，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人民群众的生命毫无保障，到处一片混乱。所幸的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望，以及解放军军以下机关和部队的稳定，还算勉强控制着局势。否则，一旦敌人入侵，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状况，真是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十五、“可以炮轰、火烧，但不要打倒”一九六七年初，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斗，我仍然住在京西宾馆里。一月初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叶群的一个电话，要我立即赶到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同她一起接见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邵锦辉等五人。对刘素媛、邵锦辉等几个人，我是比较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每个星期六晚上，中央办公厅都要在中南海里举行舞会。我们空政文工团长期担任舞会的伴舞任务，去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而刘素媛、邵锦辉就是其中参加伴舞的两个人。当时，刘素媛等人在空政文工团内的身份比较特殊，因为她们经常出入中南海，陪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跳舞。她们对毛主席非常崇敬，毛主席也把她们当孩子看，所以她们经常陪毛主席谈心、说笑，而毛主席经常也通过她们了解一些基层单位和社会上的情况。至于这次为什么突然之间叶群找我一起见她们，我心里不禁有些诧异。放下电话，我就坐车到了空军招待所，接着叶群和刘素媛、邵锦辉她们也来了。首先，刘素媛向我和叶群汇报了空政文工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她说，“文革”一开始，文工团就分成了两派，她们这一派是保我和余立金，保空军党委的。另一派则与她们相反，是要打倒我和余立金。现在她们这一派只剩下了五个人，成了少数派，几乎天天都遭受另一派的围攻，甚至不让她们几个人回到团里，处境十分困难。万般无奈之下，她们只好到处寻找毛泽东救援。一见毛泽东的面，刘素媛就大哭了一场。毛泽东询问原由，刘素媛就向毛泽东诉苦，谈起了空政文工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诉说了她们在团里的境遇。谈话中间，刘素媛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看法，就直接了当地问毛泽东，对吴法宪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回答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毛泽东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向刘素媛交了底。由于毛泽东不便直接干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就给叶群写了一封信，要叶群想法出面支持刘素媛的这一派。信是由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送给叶群的，叶群接到这封信后，就把我和刘素媛等人找来商量。听了刘素媛的这番话，我很高兴。有了毛泽东的表态，我的心里就有了底。最后，刘素媛向我和叶群提出：让我“站出来”以后，明确表示支持她们，我同意了。我和叶群都表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一定帮助她们把空政文工团的形势翻过来。然后，首先由林豆豆出面，在《空军报》社制造舆论，说刘素媛她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然后，再经过一番工作，空政文工团里支持刘素媛的人就多了起来。这时，刘素媛她们自己也公开说，毛泽东和林彪是支持她们的。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空政文工团的形势就急转直下，刘素媛成了多数派的头头，并夺取了文工团的领导权，成立了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刘素媛和邵锦辉分别任革委会正、副主任。由于她们能够经常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在空军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人称“刘司令”、“邵政委”。接见了刘素媛等人之后，我接连给林彪打了几个电话，意思是：空军每天都有飞机在天上飞，空军领导机关老是像这样乱，我上不了班，出了事情谁负责？再这样下去，飞机跑了，或者是摔了，或者是敌人的飞机进来，我都负不了这个责任。后来，林彪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关峰四次来空军大院保我。但是，效果都不大，造反派不听他们的。林彪没有办法，只好通过叶群告诉江青说：“毛主席有指示，对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空军的飞机不能出问题，机关也不能出问题、不能乱，必须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江青表示：“吴法宪可以保，但是要写一个比较好的检讨。”叶群回来转达了江青的意见，并劝我说：“检讨写了，就可以过关了。”就这样，我按照江青的要求，写了一个检讨送给她。她看了后说：“还可以，就这样吧。”当时我每天都在京西宾馆、西郊机场或北京军区指挥所，与各军区司令员、政委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汇报，共同商量决定一些措施。当时我的思想是，只能让机关乱，绝不允许部队和飞行学校乱，必须保证他们的绝对稳定，严防跑飞机和敌机入侵。事情也凑巧，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五架飞机，当时估计是美制F—104型战斗机，为了侦察，沿福建海上飞行，有进入大陆的迹象。接到报告，我立即赶到指挥所，命令华东地区空军部队的雷达全部开机，严密监视敌情。同时，命令福建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可能进入地区的飞行和高炮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果然，敌机在福建晋江以东海面突然改变航向，直飞大陆。得知这一情况，我立即命令航空兵XX师起飞X批X架迎敌，并命令其它部队作好拦截准备，防止敌机跑掉。结果，飞行员果断地进行对头拦截，一下子就击落了一架敌机，立了大功。不久，部队找到了被击落敌机的残骸，证实这是一架美制F—104G型战斗机。应该说，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当时那种全国一片混乱，空军领导机关被造反派长期围困、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空军机关和部队的全体同志，坚守工作岗位，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高度协调一致，各个渠道畅通，才保证了这次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这是空军全体指战员高度责任感和觉悟的体现。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我们空军进行了多次国土防空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其中有：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雷州半岛击落A—3B攻击机一架；五月在云南马关击伤RB—66型侦察机一架；九月在广西东兴、友谊关击伤F—105型战斗机两架；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广西板兴击落F—4B战斗机两架；五月在广西峒中击落F—4B战斗机两架；八月在广西隘店击落A—6A攻击机两架（这三次在广西的战斗，后来被称为“三战三捷”）；九月在浙江嘉兴击落U—2侦察机一架。此外，我们还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飞机9架。据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几年里，我们一共击落、击伤进入大陆的敌机二十余架，而我们仅损失一架飞机。“文化大革命”以后，击落、击伤敌机情况和跑飞机、摔飞机等重大事故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文革”那样乱的情况下，我们整个空军部队都没有跑飞机，也没有摔过大飞机（包括民航在内），事故也是比较少的，而且还取得了击落、击伤多架敌机的胜利。在今天，我仍然要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空军机关、部队以及广大空军指战员共同努力下，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保证了战备、防空作战和“三支两军”任务的完成。这些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也是不应该抹杀的。关于一九六七的一月十三日这次在福建上空击落敌机的情况，我当即报告了林彪、周恩来以及叶剑英。消息传到中央以后，江青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保我。就在击落台湾国民党飞机的当天下午，叶群派秘书郭连凯在西郊机场找到我。郭连凯对我说：“江青已经决定，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空军院校师生的代表，保你出来正常工作，但是要准备揪出刘震、成钧、何廷一。”他向我解释说，揪出刘震、成钧是林彪的决定，揪出何廷一是江青的意见。郭连凯还说，叶群要他告诉我一下这个情况，好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叶群要我简要写几条关于刘、成、何的错误，以便转交江青，让她讲话时作参考。我当即按照郭连凯转达的叶群意见，简单写了几条，交给他带走了。当天晚上，江青、关峰接见了空军院校的造反派。当时我不在场，江青讲话的内容，是第二天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给我的。江青在讲话中赞扬了空军部队击落敌机的战绩，同时点了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名。江青说：“空军的同志们，你们的斗争方向错了，你们不应当指向吴法宪，而应当指向刘、成、何，他们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空军搞地下活动，进行罢官夺权的主要人物。”江青讲话的第二天，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大字报、大标语就贴满了空军大院，甚至贴上了北京街头。就这样，江青的一句话，刘震等人就被打倒了。虽然江青说了要保我，但我还是出不来，因为我的检讨造反派通不过。他们说：“吴法宪必须再检讨。”结果我又在空军大院连续作了三次检讨，每次参加批斗大会的空军院校的师生，都在两千人左右。这三次批斗大会，他们都让我一直站着，不准坐下，最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让我坐在地上。三次检讨作完，总算是让我过了关。不久，空司、空政的一些机关干部及造反派的头头，才开始到京西宾馆找我汇报和商量工作。以后，又经过他们半个多月的工作，大约是在三月十五日，由空司的造反派组织“红尖兵”和空政的造反派组织“红愚公”出面，组织了一千多人在营建礼堂开了一个大会，“热烈欢迎”我回空军大院主持工作。从此，就再也没有造反派来成天揪斗我了。还有一件事，我也应该在这里说一下，这就是成钧被逮捕的事情。这件事与我有关，也是我感到特别对不起成钧的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被江青点名以后，刘震、成钧、何廷一“靠边站”了。成钧当时写的一份检讨，检讨字数不多，却反映了他一些真实的思想情况。他在检讨里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宗派主义斗争，是一方面军的整二、四方面军的，是四野的整一、二、三、野的。成钧的这份检讨交上来后，我看完就与余立金商量，共同签名将成钧的这份检讨送给林彪。林彪又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批给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传阅。于是，成钧的这份检讨就到了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的手里。康生看完后，大笔一批就是一大篇。他认为：“检讨中有些话是反动的，例如说，文革是一种宗派斗争，这是对文革的一种污蔑，是以检讨名义借机放毒。这个人是反革命，必须予以逮捕。”（这是批示的大意，原件当时我要空军党办复印后存空司档案室）。康生那个时候是中央常委，他这样一批，问题就严重了。文件又转到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那里，他们都画了圈表示同意康生的意见。余立金接到毛、林、周同意的康生批示文件，亲自跑到京西宾馆来找我，问怎么办。我一看，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对余立金说：“没有办法了，只好照办吧。不过最好把文件拿给成钧自己看一看。”这样，由于康生的一个批示，就把成钧关了好几年。从我自己这方面检查，当时确实不应该同余立金把成钧的检讨往上送。如果我们不送，康生就不会批，这样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有了成钧的这次教训，以后刘震、何廷一等人的检讨，我们就再也不往上送了。空军院校的师生一直在北京搞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才陆续返回本单位。到了这时，空军领导机关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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