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的江湖
－－作者：杜 兴
闯关东的流民来到东北后，除了部分从事农垦外，还有很多人加入各种行帮，他们往往和老乡或熟人通过“结拜”的方式凝聚起来，从事淘金、放排、采参、狩猎等行业，还有不少人干脆“落草”，成为关东刀客。这
些纷乱而传奇的行帮，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关东江湖图景。
组织
每个行帮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分工明确，尤其是土匪。
据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记载，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组织严密。其总头目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称为八柱。一般匪徒称“崽子”。
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枪法准），在和敌人交锋时，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和蔬菜的储备、供应以及饮食安全。水香负责分配岗哨。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参谋长，天文地理知识丰富，善占卜，懂谋略。
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地方。其掌柜负责催票和撕票，大都心狠手辣。花舌子巧言善辩，负责给苦主家送信、讲价，相当于公关。插签的，也有叫稽查，主要负责勘察打劫的目标、路线，相当于侦查兵。字匠即文书，负责与外界的文字交道，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仿他人笔迹等。
由于各个溜子规模不等，所以这八柱也有互相兼任的，或省略的。有的溜子因马匹众多，又专设“马号”，主管马匹车辆等。
淘金行里，管家是总负责人，要求德才兼备，有威望，在大的金行里要投票选举。如夹边沟的关东金王“韩边外”。往下分别是大柜、内柜、牌头，大柜住在金场旁的木房子里，是现场负责人，相当于项目经理。外柜负责外联。牌头是保安队长。把头具体组织金工淘金。筐头、炕头，斗倌，伙计等都是最基本的劳动力。
在放山行里，把头是领头人，是这一行里的主心骨，行规要求他处处超人。要有识别“山宝”的能力，搭眼一看，就知道此地是否有人参；要有识别方向的能力；要懂的山里的规矩和习俗；要有威信。边棍是二把头，负责照顾好伙计。腰棍是一般伙计的统称。初把，也叫“雏把”，不成熟，一般排在后面。留守看窝棚的，叫端锅的。
在山上干活的木把，叫木营。木营里，领头的叫大柜，下分二柜、大把头、斧子头和趟子头。斧头领人伐木。趟子头则负责把木材运下山，他手下有无数个工人，叫爬犁伙子，日夜从山上往山下运木材。
等木材一下山，就该由山下的木把负责送了。掌柜一看江水开花，就派出“打扮人”带着大洋，到排窝子里去招聘放排的人。掌舵的叫头棹，下有二棹、三棹。最苦的是驴子，也叫“小打”，往往是一些年轻力壮的“生荒子”担任，像拉船的纤夫一样，拖木槽子逆流而行。
活动
东北民俗学者曹保明统计，晚清至民国期间，整个东北能叫出号的匪帮，有3000多股。当时的东北土匪，大体可以分三种。第一种是纯土匪，即红胡子。这种匪多则数百，少则十余，主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1915年，吉林省浑江县匪首“冰上飞”在抢劫时，发现一个老太太手上戴着金戒指，但撸不下来，便用刀砍下老人的手指一道拿走。第二种是武装土匪。这种土匪大多有政治背景或目的。或为报复社会，或为报复官绅；有的借土匪发展势力，希望招安做官；有的投靠日军，为虎作伥。第三种叫棒子手。这种土匪没有枪械，仅以木棒劫道；人数少，有时1人，有时数人，时聚时散。他们打劫对象多是单身行人、小户人家。
对中原一带的穷人来说，到关东山淘金是迅速致富的捷径。当年，吉林的珲春、桦甸一带有金矿，桦甸有许多诸如“金银壁”、“老金场”、“金沙河”、“尾沙河”等等地名，可见这里的出金盛况。
为了能找到富矿，在每年除夕之夜，把头要请阴阳先生看星相，看四周的山林里哪里有亮光，来年就要冲着哪个方向“拉沟探矿”，求得“爆头”、“出富矿”。为了提前去探矿，天刚微亮就出发，生怕落后。
长白山盛产木材，而大量的木材运输主要是靠水路，从事木材的生产与运输的人，成为木把。木把的活动主要有两个，一是上山伐木（山场活），二是江河流送（放排活）。当年，从事木把的主要是“两山两河”（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来闯关东的人。每年一立冬，就由保人领着这些人上山，投到“木营”（山上管理木材的衙门）掌柜的门下，立下生死字据，便开始伐木。
他们住的地方叫“大房子”，两头开门，四面漏风，屋里能容纳上百号人。早上两点多，把头喊“起来——”，木把们就得赶紧爬起来，只听见大伙匆忙往鞋里絮乌拉草和穿大袜子的声音，没等一半人穿好，把头就喊“吃饭——”，吃的是苞米面的大饼子、盐豆子和萝卜条汤，还没等吃完，把头就手握开山斧催了。木把们一个接一个往外走，嘴里还嚼着饭，稍有人慢一点，把头开口就骂，举手就打。
伐木得找好方向，等树一叫炸（倒前发出的咔咔声）先喊一遍，给人找方向，树一倒再喊一遍，告诉人已经消停了，这叫“喊山”。树一倒下来，林子里雪雾弥漫，枯枝乱叶横飞，有很多木把都因躲避不及，惨死在冰冷的木场上。采的树木，砍掉枝桠之后，要拖到树林旁的冰道上，用牛爬犁拉到江边的“排窝子”，等到江水开化后流放。
当时，长白山的“排窝子”不下上百处，分为“南流水”和“北流水”。南流水从今浑江的望江楼起排，经过九九八十一哨，放到今辽宁省的丹东市，这叫“赶南海”。北流水从今抚松县起排，一直放到吉林船厂。这两条木材运输线不知道葬送了多少木把的生命。
这些放排的木把，多是闯关东来的散户，在临江的地方找个小村子住下来，专等放排。每年到了四、五月份，“打扮人”（招收放排人的把头）进村了，像挑选牲口一样，先看这些木把的体格、皮肤、牙口、腿脚，然后讲价。
无论是在山里，还是在江上，木把的性命随时可能被葬送。一首《木把苦》唱道：“冰天雪地把活干，到死光腚见阎王。”生动地道出了木帮艰难而悲壮的生活历史。
行规
几乎所有的行帮，都把祭祖活动当作重要的行帮规俗来执行，以昭示本行的历史久远和有祖可尊。除了祭祖外，入帮的有“保人”和“引见人”。保人在这个帮的掌柜面前要能说上话，有信义。在淘金、狩猎特别是匪帮中，极重视这一条。而入帮见掌柜，统统要备“四盒礼”。尽管这四盒礼的具体物品不相同，但必须要凑够。
老把头“孙良”，在早期被挖参、木把和狩猎行共同供奉为祖师爷。因为这几个行帮都经常在山林里活动，生存环境基本相同。但到了后来，孙良仅仅是挖参行的信奉神。
淘金人供奉的老把头是山东人孙继高。孙继高从小到关东淘金，后来腿疼冻死在长白山里，死后成神，专门保护淘金的。每年的三月十六日是老把头的生日，那一天，所有的金班都要停止生产一天，像过节一样，集合、上供。酒肉果子都用红布遮掩着，排队来到神笼前祈祷。个别身体不好或者家里有灾难的，还要单独说些悄悄话，求得老把头的照应。祈祷后，大伙一块回去喝酒。头三杯酒不能喝，要一杯一杯地倒进林子里，算是敬老把头，然后才能端杯动筷子。
淘金人，还大多信奉南海观音菩萨和关羽武圣。在东北一带的几个大金场，都有工人们集资修建的“关帝庙”。矿工们以“义”为核心，靠“义”来交往，对付大自然和恶劣势力。
据说，因为山神忌讳女人不干净，所以金矿和淘金的河边往往是女人的禁地。关东最大最有名的金把头是韩边外，此人原名宪忠，后改名效忠，原籍山东。清道光年间随父亲来到东北桦甸的木其河子。韩通过种种手段占领了整个夹皮沟，人送绰号“韩边外”。韩就规定所有出金子的地方不许女人前往，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
由于在山里活动，挖参的把头规定，所有动物、植物都有一种“别名”，这些名称表明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比如老虎叫山神爷，蛇叫钱串子，象征着发财、吉祥、有喜，行语中又称“练子”。
木把到山里干活，不许随便说话，怕冲撞了“山神”。也不能随便吃东西，怕咬了“风水”。晚上睡觉一律头朝南，开山斧和各种工具要排齐，放在炕梢，鞋尖要冲着门外。
木把们最重要的信奉，是木排在江上运行时的规矩。上排前，先要在排窝子里烧香，杀猪，供拜水王，即龙王。然后杀鸡，把鸡血滴进碗里喝血酒。一旦起排，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尤其是“翻”字。比如，吃鱼如果要翻过来，就说“划过来”。管筷子叫“顺子”。
这些习俗对放排人有很重要的精神作用。当时，北流水从抚松放到吉林船厂，就要经过六六三十六个哨口，什么“抽水洞”、“老恶河”等，每一个都足以要人命。
挖参的进山后，先找个地方搭“老爷庙”（把头庙），然后把头领着大伙齐刷刷地跪下，祭奠老把头，希望老把头能给一些“宝物”。一般的祭奠仪式是这样的：包上糖饺子供上，点香烧纸，“索拨棍”齐刷刷地排一遛，把头带头磕头，说：“老把头，俺们爷们就要进山了，求你保佑太太平平的；多拿棒槌多拿宝，回来杀猪买猪头，再来给你上供。”这时，弟兄们一起说：“上山挖棒槌，下山捡鹿角！”说完了，拍拍膝盖上的土，开始放山。
生存法则
各种行帮混杂在东北，难免发生冲突，这时候，有枪有武力的匪帮，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地位，而那些以经济生产为目的的行帮，如木把、淘金、采参等，则成为“弱势群体”。
匪帮最愿意光顾的是淘金客。淘金帮里，把头到小打（资质最浅的），都等着“分包”这一天。“分包”就是劳金，每人一份金沫子。手里有了金子，最犯愁的是如何带出去。当年，各个出金子的地方外围的路口、山口都有土匪把守。金把头要早点“下底”，摸好主要路口是哪位大爷负责，先打通关节，这叫“上疙瘩”。
而大多数淘金人不愿意把自己辛苦淘来的金子白白送出去，就独闯“关卡”。有的把金子藏在猪肠子里，吞进肚子，等过了卡再便出来。有的藏在葫芦里，插进肛门。但不少淘金子却最后让金子“药死”，尸抛荒野，被人开膛破肚，从肠胃里翻扒金子。更有闯关东的淘金人，为了把金子带回老家，就宁愿死去，让其他弟兄把金子装在他的肚子里，再把他的尸体送回家乡。有一首歌谣唱道：“出了山海关，两眼泪涟涟；今日离家去淘金，何日才能把家还？一把金沙亮闪闪，得拿命来换。”
但匪帮也并非逢人就抢，一些匪帮有严苛的规定。比如，喜丧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卦、鳏寡孤独、大车店、棺材铺等，是不可以抢的。民国初期，著名的马胡子、绿林报号“白马张”甚至曾亲自约束部下，要求不但不能对洋人动手，还要暗中保护，“免惹无谓的外交事件”，算得上是有“国际眼光”的土匪头目。
匪帮之间，也严格按照江湖规矩相处，恩仇分明。每股土匪都有绿林“报号”，也就是对外的名号，土匪相信“没有外号不发家”，所以哪怕一两个人的小匪帮也要有个报号。路上相遇，各股自报家门，是仇人，捉对厮杀；是友帮，相安无事。抢劫时，也向村民报号，一则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二则也借此扬名，吸引人前来投奔。
一些大的匪帮，已非简单的靠抢劫为生，而是掌控地方，带有一定政权性质。东北沦陷期间，东北老金沟金矿一个叫王瑞义的人，报号“扫北”，此人当时掌握了鄂伦春游猎武装，和抗联、各路山林马贼以及日伪军警都有联系。他以信奉关帝为名，广泛结交各行任务，兼管皮货、烟土、黑枪、黑弹的走私，还开采沙金，成为老金沟矿乌拉嘎金沟的地方势力。
正是在国家政权控制力下降甚至丧失的空档，各类行帮逐步坐大，而随着国家控制力的重新恢复，行帮们以及他们所生存的关东江湖则风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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