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女孩”，正因为是在忆往，因为她们现在也已人近中年，不复是小女孩了。
二十年前的1994年，我20岁，刚读完大三，暑假被学校选派参加了一个大型夏令营，主题是香港回归前北京学生和香港学生之间的交流。北京是我们一群大学生，都是同校的，香港方面是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大概是一个社会团体，即夏令营的香港合作方公开招募的。活动地点是北京市内和周边的名胜，以及河北的一些地方，加以一些爱国主义的教育活动。活动的规格还不低，开营仪式上，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居然也出席了，还和我们合影，不过他没有讲话，就象一尊胖胖的菩萨一样一直坐着。我们还上了《新闻联播》，第二天到达景点，一下车就听当地人说，哎，就是他们，昨天电视上看到的。
我们被分成好几个组，每组有个名字，把北京学生和香港学生混编在一起，以便于交流，再以组为集中和活动的单位。我所在的组和另一个组被安排坐同一辆大巴。同小组的人很快就熟悉起来。我所在的组内的香港学生基本是大学生，相对成熟一些，也比较谈得来，其中有一个男生是从小从北京移居香港的，主办单位特意选派他当升旗手。
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天，我正要上大巴，旁边的一个另一小组的一个清秀苗条，带着稚气的香港女孩主动问我，可以和我坐在一起吗？虽然同乘一辆车，但我真没怎么注意过她，可一时间也不知怎么谢绝，就说，可以啊。然后没有回到我们小组通常坐的大巴后半部分，和她一起坐在前面。她，就叫X吧，和另一个个女孩C都是中学生，看来是这次认识的好朋友。X 还指C对我用略显生硬但也还流畅的普通话说，“她（指C）说你很可爱！”
“可爱”？？ 我当时给她们的感觉，肯定并不老成，看当时的照片，外表跟高中生好象也差不多。
我和X一直聊天，知道她16岁，在一所道教机构办的中学读书，不过她强调，学校的教学和“道教”没有关系。她小时候随父母从广东移民到香港，所以普通话比较好，我感觉她性格也更开朗，外向，自信。C 17岁，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普通话不太好，人也比较内向和害羞，娃娃脸，爱笑，一笑起来就眯眼，看上去显得比X更小。大多数时候，都是X 在侃侃而谈，她思想相对成熟，对很多事物似乎都有自己的看法。X说她读了我在夏令营的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写北京雍和宫和孔庙一带的散文，标题叫《古都的背影》，特别喜欢。夏令营结束前的一个晚上，营员们都舍不得走，开始互相赠送礼物，在T恤背后用荧光笔签名留念，X 邀请我去她和C住的房间玩。那是北京的一座叫“劳动大厦”的宾馆，夏令营的大本营。记得那时已经是深夜，大家都很累，X坐在自己的床上，背靠着床头，大方地邀请我也上床，坐在她的旁边聊天，我们都很自然，全然不觉得有异性之间的尴尬和不自在。聊到凌晨，她终于支持不住睡着了，我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C的话不多，但在承德避暑山庄玩的时候， 她很调皮地挽着我合了一张影，在北京机场临走前，我们又合影一张，她象个乖巧的小妹妹一样把头靠我的肩上。
在首都机场送行的时候，她们两人哭得稀里哗啦，上百人都在哭，好象我也流下了眼泪。耽误了几天，回到老家以后，居然就看见她们两人从香港分别寄给我的信，然后就开始了笔友的联系。其实当时给我和其他北京大学生写信的还有其他的香港学生，但长时间保持通信的好象只有我和她们两人。她们给我的信里有时也有自己和家人的照片，比如X和父母—他们好象是教师，还有她10岁的弟弟。有一次她在我生日的时候寄了个小小的意大利真皮钱包给我， 有一次说她很喜欢歌星苏慧伦，然后认真地解释原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1997年左右，X作为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入读香港大学翻译系。C则在中五毕业以后就已经工作了，做普通的小文员。1998年，也就是我24岁这一年，因公去了趟香港，入住尖沙咀柯士甸道的龙堡国际酒店，记得酒店里有关于童军的介绍和展示。到了以后开始联系她们两人，X 让我直接去港大找她。我就坐了趟小巴，找到了香港大学的校园和她在薄扶林道的宿舍，后来看电影《玻璃之城》，好象也有很多在港大拍的镜头，觉得挺亲切。她有课要上，就带我去图书馆的音像部，让我自己看电影等她，记得我一个人胡乱看了部老电影----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中午吃饭，X很直率地说，香港回归，很多港人的态度其实很淡漠的。不过我从来不是狂热的愤青，这类话对我来说，倒比一些爱国口号听来更真实自然。下午我们一起离开港大，我自己回到了酒店。
第二天，C按照我告诉的酒店名字来找我了，我刚逛街购物回来，看见她坐在大堂里，和四年前相比，显得成熟了不少。我放了东西，去外面闲逛，仍象学生一样，大概就是顺着弥敦道吧。到了一个麦当劳，我请她吃汉堡，但那时C本来有限 的普通话已经几乎忘光，我们无法交流，只能拿出笔记本和笔，开始笔谈。她笑说，我在电话里用广东话说“龙堡国际”，她听成“龙岛国际”，还疑惑了一阵子。中间，她拿出一个红包，说是她妈妈给我的，因为当时是春节前后，街上还有大幅的电影海报：周星弛和那一年的贺岁电影: 《行运一条龙》。冬季的香港，天气也是很凉的。然后她拨通了手机，让我和她的妈妈通话。她妈妈是完全不会说普通话的，但听来很热情也很亲切，我则基本不会广东话--不象后来再去的时候还能勉强说几句--我只能很尴尬地用我知道的几个广东话词汇问候，逗得她忍不住地笑。
下午，X下了课也来了，我们三人去了一家餐厅吃晚餐，记得这家餐馆把米饭盛在芭蕉叶上，让我觉得十分新奇。吃完饭我们闲逛到一家CD店，也没买，只是用耳机试听了一些歌，记得店堂中间陈列着一把Beyond乐队用过的吉他，上面还有签名，印象中是有“黄家驹”的。我们沿着街道逛回酒店，一路上还是和过去一样，X总是自信而流利地讨论各种话题，我们有时侯用普通话，有时用英文，C总是默默地在旁边听着。
后来我出国了，X在港大翻译系不但钻研中英翻译，也学习了德语，还去了一次德国修学旅行。当我告诉她我到了美国的时候，她的回答似乎有些忧虑，又有些感慨，意思是，为什么出国呢? 中国人在国外很辛苦的。我记得我还是回了邮件的，但她没有再回。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C 一如既往地和我保持联系，虽然她对我计划到国外读书表示过一次不解，甚至怀疑是我和家里人闹翻离家出走了。她说，书本知识一生一世都读不完的，为什么不停下来为自己考虑呢? 但她并不真正需要什么解释，只是一直地给我寄信，照片，预防SARS 的中药方，宫崎俊的CD，日本膳魔师保温杯，各类小玩意，包括佛珠，手链，冬天寄来好象是自己织的围巾，很厚而没有任何商标，颜色我也很喜欢。有一次去哈佛大学玩，就带着这条围巾，照了照片寄给她。她回信说，没想到我会真的戴上，弄得她很不好意思。她的妈妈有一次专门让她挑了一张在博物馆帆船前的留影，因为这代表香港曾是一个小渔村的历史。一次她和几个女性朋友去了台湾旅游，回家后就写信报告旅游心得，寄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买的小礼物和在台湾的照片。我知道，她很细致地做这些，是因为她在体会我独自在异国留学的孤独感，希望能提供一点精神上的支持，替我缓解一下乡愁，心里是非常感谢也很感动的。另外，她从来不问我究竟在学习，研究什么，学的东西“有没有用”，毕业后怎么办之类“现实”的问题。我也经常给她寄些在美国买的小礼物，象钱包之类，不过很惭愧，我的确没有为她做过什么，尽管她和家人的生活，并非完全无忧无虑。她说，曾经考虑我去香港，梦到我用“流利的广东话”和她对话，后来还有一次在MSN说过，她想过和我“组成一个小家庭”，但有一次也提过自己身边出现了一位“护花使者”，后来却又没有了下文。 “随缘吧”，她说。
至于我，无论如何，她说，她都会为我祝福，为我开心，为我难过。我想我也一样，给她最好的祝福。
后来我曾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读博士，但最终选择了放弃，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学位。
结婚以后，和C的联系自然不那么多了。有了小孩以后，C专门寄来了婴儿衣服。我们也偶尔联系，尤其是在类似美国暴雪，香港台风之类的时候。
回想起来，1994年的这次夏令营经历，以及和这两个香港女孩的缘分，记忆中1998年春节的香港街景，港大的校园，三人的重聚，的确给我很为独特的感受。人的一生中，和他人相遇不难，但能保持5年，甚至20年的联系，能分享彼此的经历和感受，给予鼓励和支持，在你的生命里留下印迹的人毕竟是很少的，值得铭记和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