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党内斗争即是路线斗争，是是非对错之争，是真理和谬误之争，更重要的还是路线之争，而路线之争的现实结果是拯救、教育和使用干部，所以，只要是对的人在对的位置，是非对错和真理谬误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具体地说，比如说大跃进，大跃进已经过去，简单的说是创业初期一穷二白时的条件下必须的，因为党的干部的水平也确实不高，因此，党的有限的干部资源需要保护，所以，当创业初期一穷二白的条件过去，也就是说大跃进的实际效果已经达到，所以，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批大跃进其实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主要目的还是拯救、教育和使用干部。
实际上，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就是个不信神的民族和文明，中国人不信邪，大跃进的精神不仅一直存在，还有发扬光大，大干快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等等等，之类的精神一直都有，当年比如说在没有航空工业的条件下先搞火箭，后来的歼十引入大量的新技术也是反航空工业常规的，等等等等。
所以，党内路线斗争不是学术争论，是非对错和真理谬误往往真的没那么重要，因为还有更重要的和更迫切的事情，比如说哪怕批大跃进就是错批就是为了树立邓小平的领袖权威也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不然，以为党内路线斗争是学术争论，把是非对错和真理谬误看的比目前的问题还更重要，那就太书生气了，而且还会坏事。
如果坚持是非对错和真理谬误，或者叫做党的纯洁性，结果党就没有领袖了，或者只能找到纯洁的无能的领袖如果现实是这样的话，你在是非对错和真理谬误争了个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
简单的说吧，就是当家必须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其中包括对故人的不公平，只要目的是为了发展家。
哦，对了，其实当年毛主席经常强调的“党性”也是这个意思，要相信党，把个人委屈放在一边，相信党最终还是会给你一个公道的，也可能永远都没有公道，因为党这样做自有党这样做的原因。
哲学上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在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中，理论必须为实践服务，或者说理论服从实践，当理论与实践有冲突的时候，理论必须变化，包括历史也是属于理论范畴，一切为现实服务，一切为实践服务，制造符合现实的理论，包括制造符合实践的历史。
基督徒和基督教在这一点上就做的最好，因此基督教生命力极强，当圣经跟现实有矛盾的时候就抛开圣经，或者解释圣经，美国也是这样运作的，宪法不变，但是，一旦宪法与现实产生矛盾的时候，解释宪法，而不是改变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