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把中庸比喻为正态分布曲线（正态分布的启示）：两头小，中间大。
正态分布是自然界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多数的自然状态（比如人类的智商）都呈现或至少接近正态分布，那么正态分布（中庸）就是一个自然之“道”。问题是：我们如何看正态分布与极端的关系。
从正态分布的钟形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正态包涵了左右两个极端，也正因为有极端，两个极端的相互制约，才保证了整体的平稳，才能保证中庸这口“钟”能稳稳地站住。
可是，千百年来，至少从“独尊儒术”开始，中国人就把中庸曲解了，认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等于“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其实这也该怪孔夫子自己，他认为：“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老夫子认为达到中庸的关键在于每一个个人都要不偏不倚，连喜怒哀乐都要加到好处，凡做到中庸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孔夫子自己也走极端了。
赶快先定义一下：中庸：一个钟形的整体，鼓涨的大肚子，两头细小的小尾巴，通常是只一个整体的形态。极端：不是左或右，而是只看到左或右，非左即右。而中庸和极端的关系在于，“中庸”，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中庸，整体的中庸是建立在个体的保持自身特性和偏激的基础上的，“中庸”和“极端”其实也是相互制约的，没有个体的自由，没有对极端的包容，就没有整体的中庸。中庸不是要排斥极端，极端则是有我没你，你死我活，宁要……不要，凡是……凡是，等等。
中庸是一种自然状态，是一种境界，不能有意识地刻意去获取，因此一旦将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标准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孝”本来是人类意识中共同的“善”的举动，可是一旦我们把它定义为“百善之首”，那么24孝这样极端荒唐的举动就出现了。更可悲的是，这种走极端的做法禁锢了中国人几千年，而达不到中庸的人就假装，就作假，中国人变得圆滑了，世故了，麻木了。孔子自己都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鲁迅更是一针见血：“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越是去其两端，剩下的只能是一个没有依靠的立柱，一阵风来，就轰然偏倒一方了。
相反，另一些不讲中庸的国度其实比我们还中庸，在纽约和巴黎的大街上，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丑陋和最肮脏的东西，你同时也能感受到世界上最美丽最高尚的风光。中国的政治总是非黑即白，大是大非；西方的政治无所谓谁对谁错，只要利益平衡，相互能制约牵制就好。民主共和两党，分开看都是走极端，但是和在一起相互制约就是中庸。
政治，说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最大的政治就是保持中庸。过去我们极端地幻想：让五湖四海都插遍共产主义的旗帜，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今天我们高举民主大旗，让民主在全世界开花也是妄想。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都在正态分布曲线下的某一个特定的区域里，正确的道路不是一窝蜂地走一根独木桥，而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尊重其他民族自己的选择，只有这样，这个地球村才能获得更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
题外话：我认为老为根本不是在“说谎”，他只是希望呈现毛泽东的“另一面”，也就是两个极端的另一个极端。吴冷西也有两个“面”，你不能说他有说谎的一面，就永远是一个骗子，况且他的文章只是用了春秋笔法，捧了“郑州会议”而淡化了“南宁会议”。邓小平还痛哭流涕地“永不翻案”，还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华主席万岁，还兴高采烈地站着高高的麦堆上拍照呢，你能说他就是骗子吗？这就是政治，“人嘴两张皮，一开一合，咋说咋有理”——看看克林顿、大小布什，奥巴这些政客不都是这德性吗？
我们可以把与老为介绍的相反的事实拿出来和他讨论（而不是指责老为一定错，难道我们就一定对？），我想老为是欢迎的，但是非要把矛头指向个人，要老为低头认错，说他是在为谁谁评功摆好，这就是走极端了。说到亩产万斤的浮夸，其实我们大多数也只看到一面，有多少人看到另一面：亩产万斤浮夸风只是在人民公社里刮，所有的军垦农场怎么没有一个放卫星的？当和毛泽东唱反调的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胡耀邦都在为亩产万斤推波助澜，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王震咋没有在他的农场里搞大跃进？多思考些这样的问题可能更有助于我们认识毛泽东。
有个感觉，我们强调对事不对人，可是又最喜欢和人斗，其乐无穷？还是通过和人斗来获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