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文革中俺“整党整团”的经历
解滨
俺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却具有丰富的“整党”经验，说起来滑稽不？ 但这是千真万确。
最近有人提出中共应该减少3000万党员，此话确实有道理。 叫我说减少7000万都不够。 如今中共党员中信佛信鬼神的恐怕就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是贪污犯，剩下的三分之一也大多是些混吃骗喝的废物。 这个党里面垃圾太多，早就该清理整顿了。这话不是空穴来风，我可是有第一手经验的。
文革结束前的那年，俺中学毕业了。 跟当时绝大多数青年一样，俺插队落户去了农村。 俺那个公社的团委书记小刘是一个新到的转业军人，愣头青一个。 由于俺在学校里曾在校团委搞过宣传，他叫我配合“学大寨”的革命形势，有时去公社搞点宣传鼓动什么的。 几个月后我发现下面各生产大队的共青团组织状况相当混乱，有的团支部书记早就嫁人走了，但一直没有替换。 有的生产大队申报团支部书记人选上来待批，但那人从来就没有入过团。 还有的团支部在花名册上有几百人，但每年上缴的团费总共不到30块钱。 小刘也知道这些情况，他说现在咱们公社的XX大队是全省学大寨的样板，但我们共青团却毫无起色，必须改变这个局面。 他问我从哪打开局面？ 我说，你手下是乱七八糟的，就连谁在你的队伍里都搞不清楚，咋打开局面？ 他说，也对，“那么你看看如何理清一下目前的组织状况吧”。 我提了几条建议，他同意了。 临走他告诉我：这件事你来办吧。 我说：“这怎么可以？ 我是外来的插队知青，这种事情还是由你们本地人来办比较好。” 他说：“这样得罪人的事情可不能由本地人来办，一定要外地来的才能办好。”
过了几天，公社来人通知我去公社参加“整团”，同时还借调了另外一个姓唐的知青和我一起做这件事情。 我们两个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跑遍公社36个生产大队，理清了全公社共青团员的组织状况，造出了一个详细的花名册，把所有死了的，结婚嫁走的、招工、参军的名单从花名册中去掉，然后把超龄团员名单开列出来。 还有一些团支部书记根本从来就没有入过团，纯粹是党支部书记安插照顾自己的亲戚当上团支部书记的，我们把这些人也列出来。 这样一来，全公社现有的16000名共青团员的数字就要减到大约4000名左右。 我问小刘：要不要动手清理？ 他就说一个字：干！
那时比较麻烦的是那些四十多岁、快五十岁的老团员，他们孩子都十几二十几岁了，甚至是“土改”时入的团，却还要赖在共青团里，痛哭流涕地说一旦退了就没有组织了。 经过反复劝说，他们终于同意退团。 但最麻烦的还是那些从没有入过团的团支部书记，叫他们退下去他们还大吵大闹，死活不愿意退，说这是党交给的任务，你们有什么权力让我退？ 对于这些人只好连哄带骗先把他们打发走，然后去公社秘书那里弄个打印的公文来解决问题（识字不多的基层干部最怕打字的带红头大印的公文）。
这么一清理整顿，人数大大减少了，但没有一本糊涂账了。
这件事传到公社党委书记那里，他把小唐和我找去：“你们先别回生产队，留下来继续帮我整党吧。 党员的情况比团员还乱。”
小唐和我面面相觑，大吃一惊“我们都不是党员” —— 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不是党员更好！ 党员都是老油子了，知道的事情太多，我信不过他们”
“那我们的工分怎么办？”
“这你们不用担心，我批你们每天六毛钱，生产队再给你们记满工分，吃饭去公社食堂，饭票我叫他们给你们。”
小唐和我一听高兴的几乎蹦起来。 六毛钱，在当时是大钱，一个月就是18元，学徒工资了，再加上工分和免费饭票，赚翻了！（注：那时农村是7天工作制）
小唐和我开始“整党”，发现那个公社的党员情况确实是一团糟。 团组织的那些问题大都存在于党组织，很多死人居然还是党员。 嫁走的、参军的也不把档案带走，仍然算本公社的名额，但那边也录入花名册，双重档案。 这还不算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有些犯了各种各样错误的党员，在档案中记载早已经被开除党籍了，却还在参加组织生活，甚至还在缴纳党费。 小唐和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不同种类的档案分门别类整理清楚，然后交给公社党委组织部，由他们出面去处理那些棘手的事情。
小唐和我每天阅读党员档案，比看小说还精彩。 我们哥俩常常笑的前仰后合。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党员犯有各种各样的错误。 普通党员最通常的问题是小偷小摸，例如拿生产队一捆麦草回家铺床，挪用生产队20块钱给儿子娶媳妇办酒席， 拿生产队几块豆腐回家下酒喝等等。 这些都是文革前的那个“四清”运动中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问题。 通常是口头教育，稍微严重一点的就是党内警告、记大过那一类。 党的基层干部（公社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委员等）最通常的错误就是生活作风腐化堕落，也就是乱搞男女关系（不是强奸，强奸的要进监狱）。 这一类问题是“四清”中群众反映上来，然后组织上进行调查后核实的。 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调查记录和本人坦白交待。 我们一看到那些内容时，先站起来看看门窗是不是关紧了，然后满脸通红、心里怦怦乱跳地阅读那些细节。 不能不承认，俺们两人的成人性教育就是在公社党委组织部的办公室里完成的，尽管只有文字而没有图片。 那些调查报告和个人坦白交待详细到“裤带是如何解开的”、“手怎么伸进去的”那种地步。 但绝大多数所谓的腐化堕落不过就是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个等级，极少有打床战的。 对于犯那种错误的党干部，多数的处分是开除党籍。 交待比较认真（也就是调查报告和本人坦白较吻合的）或程度较轻的（亲个嘴摸一下屁股之类的），一般是留党察看两年。 但“四清”刚结束文革就开始了，没人去管那些被“留党察看”的党员的事情，所以留下许多笔糊涂账。 我和小唐就必须挑出这些人的档案，送交组织部去处理。 对于已经开除党籍的，确保他们不在下面报上来的花名册上。 对于留党察看的，要下面限期提出处理意见。
很快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公社要我们两个外来知青整理那些党员的档案和组织信息，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当地错综复杂的人脉毫不知情，不会在他们的档案里做手脚，也不会把那些丑闻说出去。
两个月后我们完成了“整党”工作，公社书记十分满意，全公社几千名党员的糊涂账被我们搞清楚了，自打1958年公社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一清二楚的组织档案。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党员被清理出去了，他们怒火万丈，企图托人摆平。 但一打听是两个下放知青干的好事，也只好认栽。
总的感觉是，文革前基层共产党虽然也有一定的腐败，但还是比较轻微的，处分是严厉的。 文革中的腐败远比文革前严重。 例如那个狗娘养的公社书记（姓万），他去一次上海，回来时一个火车半截车厢里装的都是上海知青送的大包小包礼物，盼着自己的孩子早日上抽。 至于文革后的腐败，我都不想说了，大家都明白。 现在要是再搞一次整党，全部开除应该是恰当的。
当然，那年我还是做了一点手脚。 有个表现很好的上海知青下放很多年了还抽不上去，就因为他家里成分不好。 他们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准备提他当团支部书记，那生产大队的会计（人称“刘晕子”）却写黑信告他黑状，说了他一大堆坏话，想让他女儿（回乡知青）提为团支部书记。 我一看那封告状信气得泼口大骂，一把撕了，没让团委书记看到。 结果那会计他女儿空欢喜一场。
不久文革结束了，那位上海知青和我都头一届考上了大学。 后来我们都来了美国，至今保持着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