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叶群在秘密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上，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密谈，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4条决定：
一、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二、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1965年底和1966年初，叶群两次召见吴法宪，向他口授并书写了所谓罗瑞卿要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叶群转达的“4条意见”，并要吴法宪作为“原子弹”在批判罗瑞卿的会上发言。
吴法宪在1965年年底到1966年3月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的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两次发言并写了一封信肯定罗瑞卿讲了“4条意见”，并以此“充分说明罗瑞卿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因为刘亚楼于1965年5月已经故去，有人提出这是“死无对证”。叶群做贼心虚，忙叫吴法宪去追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作证。在吴法宪的威逼下，一再表示没有听说过“4条意见”的翟云英只得承认说：“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4个指头”。吴法宪如获至宝，赶紧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个证明，由吴法宪和翟云英一起签名送上。叶群生怕再有人追究，与吴法宪又商定，如果有人问起翟云英为什么和吴法宪一起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瑞卿家，现在罗瑞卿出了问题，所以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
但林彪看了这个证明，并不满足，觉得内容空洞，没有什么说服力。于是吴法宪为了充实内容，自己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不要）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就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4条意见”，便糊里糊涂地加在了罗瑞卿的“罪行”中，罗瑞卿为此一跌千丈，而作假的人却步步高升，红极一时。
1972年6月中旬，在林彪折戟温都尔汗之后9个月，罗瑞卿奋笔疾书，写下了压抑在心底多年的声音：“这个捏造（指吴法宪引刘亚楼的话诬陷罗瑞卿）也利用了死无对证，可是他造得不太高明，首先要问吴法宪，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当时不揭发，要等到三月会议才揭发呢？大概那时还没有捏造好，是不是！仅此一问，就可以戳穿他……我说蠢得比猪还蠢的人，就是这个吴法宪。”
事实是，自从刘亚楼病重以后，罗瑞卿总参谋长十分关心，经常打电话问候，并专门从北京给刘亚楼写信，叮嘱：“你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
1965年5月3日，罗瑞卿赶到华东医院看望刘亚楼，随后并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刘亚楼的后事安排。
5月7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逝世，享年55岁。
虽然因那个所谓的“4条遗言”而备遭磨难，罗瑞卿却是个大度的人，并不因此忌恨谁。
1977年，翟云英打听到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罗瑞卿，正住在西山某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她当即决定带着孩子们前去看望这位蒙难多年、刚正不阿的罗瑞卿。
“罗总长，这些年我就是想见见你，跟你说一说，他们说亚楼讲了你什么‘4条’，可全是造谣啊！说我签字证明，也是他们耍的鬼把戏。我绝没有做那个假证，我不会干那种事的，请你相信我……”
罗瑞卿努力挪一下身子，摆摆手说：“这件事不要提了。云英同志，你也别背包袱。我很了解刘亚楼同志。关系一直很好，怎么可能冒出个‘4条’来呢？我根本不相信。我心里清楚，这完全是林彪为了搞我编造的谣言，这笔账应该算在他身上。”
以后，胡耀邦总书记为澄清事实，请总政治部调查了解。总政治部经调查后，专门派人登门向翟云英转达胡耀邦总书记和总政领导的关心：“中央对刘亚楼司令员评价很高，当年的悼词没有变。至于那个‘4条’，完全是林彪一伙故意制造的谎言。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至此，所谓刘亚楼遗言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徐水涯摘自《红墙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尹家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