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 集团意识可以说是日本人最具特点的国民性。日本人的集团性特点起源于频繁的灾难， 特别是大自然的灾难，起源于海上作业的风险性和团结一致性。
有人说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起源于其稻作文化。但是具有稻田作业的地方和民族不在少数，然而，象日本人这样强烈的集团意识的民族还很少见。当然稻田作业需要集体的劳动与合作的农村共同体，可能会对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有所帮助。但是日本人集团意识中又存在着很大的权威性。而这种绝对服从的权威文化对于稻田作业并无必要。
所以具有绝对权威的集团意识很象军事化的组织结构，而军事化的结构性质应当来自于应对危机的必要性，即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注意，没有用灾害这个词）。试想在远海渔业作业时，遇上风暴，这种具有权威性的集团操作则是绝对必要的。再设想在地震，海啸来临时，绝对服从的集体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可以理解日本人这种强烈的集团意识的来源，和不允许对这种社会规范的任何偏离，反省，或改变。
在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中，又表现出日本人强烈的依赖心理。这是由于在自然灾难（不仅仅是灾害）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十分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和无能为力的。所以日本人普遍存在和想要依赖他人，依赖集团的心理，这是日本人区别于欧美人的重要心理特征，也是日本人区别中国人，东南亚人的显著特征。
同样，在中国也有很多苦难，很多灾害灾难，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象日本人那样对集团的强烈依赖性？（有话说到：一个人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中国人对待灾难有很多其它应对方式，包括逃离灾难，投机。 逃难有几个条件。一，灾难发生在陆地或内陆（在海上翻船时，怎么逃难？），二，灾难发生前有足够的征兆，例如大旱绝收，有些兵祸（地震，海啸就没有足够逃难的准备时间），三，有地方可逃。中国地大人多，疆域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有灾难发生时，逃难是中国人应对灾难的重要手段。所以中国人对集体的依赖程度没有日本人那样的必要。
日本人没有机会逃难，只能依靠集体，团结一致战胜或度过灾难。这就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对集团依赖性有很大差别的原因。当然中国人对集体的依赖性要远远大于欧美人对集体的依赖程度。因为西方人是在乐园文化的环境生长，没有什么灾害。 有些人一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灾难，当然不必要什么逃难， 所以西方人很看重个人和个人的自由，没有多少集体的概念，当然也谈不到什么依赖性。
日本人正是因为有这种对集体的依赖心理，在集团内部担心被别人看不起而失去依赖，所以有“羞耻”的感觉；正是因为这样的依赖心理的存在，日本人在集团内部所表现出了行动和认识的强烈的一致性。中国人也好面子，也会担心比别人看不起，但是没有象日本人那么严重。因为常常会有人（中国人）找出新的逃离灾难的办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依赖心理也许是日本人集团内部凝聚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也是理解日本人恩德精神构造和社会构造的关键。而中国人的这种逃离灾难的心态常常让有些人有侥幸心理。
在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中，内外有别又是其重要的心理特征。在集团内部、对熟人，日本人讲究的是“和”，讲究的是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有点象中国人的义或者义气， 当然中国人的义还是来源于应对灾难或者苦难的环境）。一个集团，一个公司就类似一个大家庭，或者类似于一个帮派；他们对集团内部的成员表现得克制、谦和、彬彬有礼，但是上下有别，尊卑有序。这种特征很明显是来源于应对于频繁发生的灾难的一种必要性。
但是对于集团外部的人和事，或者在没有熟人的场合，其行为却会变得大胆无礼和无所顾忌。其实这本身也和灾难文化有关系，第一，所谓的无所顾忌是对在集团内部文化约束的一种反叛，一种宣泄。第二，是日本人无情的一种表现， 当灾难频繁发生时，人们就会变的无情冷酷，甚至残忍。当没有文化（不是制度，规则）制约时，当没有环境礼仪的束缚时，人的冷酷本性就会直接的显露出来。就象兔子不吃窝边草，但是到了别人的田地里，那是什么也不用顾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不难理解，在1937年中国的南京，为何日本军队能够集体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肆屠杀！因为，在日本人的意识内，集团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而且长官的命令必须绝对地无条件服从。他们潜意识里认为：“集体犯罪不是犯罪”。还有，日本人在中国南部某城的买春事件，更是对日本人的这个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这些日本人是在中国，他们自己的这个小集团之外的社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没有熟人，所以，对于生人，他们完全可以无所顾忌，任意妄为，并且不需要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心理方面的)。
中国人不会象日本人那样，因为虽然中国人经受了很多灾难，但是中国人有战胜灾难的必要时间和回避灾难的广阔地域。所以比较来说，中国人没有象日本人那么绝望， 中国人心存善意，期待明天会更美好。中国人对恶劣的环境有一种藐视的心态，中国人认为我们可以战胜灾难，克服苦难，有一种“人定胜天”气势，当然由此产生的另一个消极方面是，很多人会很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常常会用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用所谓的道德来规范自己的处世，处事的方式在有没有熟人，在不在集团内部变化不大。中国人对孝道的认识，对朋友的义气是发自内心的，并且带有一种崇拜的心结。例如苏武牧羊持节，二十四孝的故事，桃园结义的效仿，在中国人心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节。
日本人对朋友，对同事的友善是一种谦卑，对长官的绝对服从是一种内心并不十分情愿，但又不得不表现的无奈，因为环境文化是要求这样，所以就带有着某种变态的成分。 （如果苏武是日本人， 我猜有两种可能， 自杀， 或者变节投降，但是不会持节那么长的时间。） 同样中国人在明显不公环境下会造反反叛，因为中国人在追求个人的权利，而不（仅仅）是集团集体的利益。
日本人更加忠诚顺从于集团，公司，社会，天皇，因为在灾难频繁的环境下个人利益和权利没有存在的条件。 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争夺皇位的梦想和行动从来没有停止。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所以几千年来皇帝们轮流坐庄（而日本人的天皇传承有上千年的历史）。就是在一个朝代内部也是你争我夺，兄弟相争，外戚篡权，叔侄相残，甚至父子猜忌。这种现象在日本传承过程中甚少（也有）。因为日本的集团意识要强烈的多， 整个国家就是一个集团， 反叛集团会有某种羞耻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