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8月份时,学期已经进行了一多半,经过包括口语和阅读的期中测试,培训班放了两个星期的暑假。本地的同学都各自回家了,莱斯利、Betty和其他单位的几个外教南下去进行自助游。但假期不假期对我没有区别,因为我一直赶得连滚带爬,刚好得到喘息的机会,可以把几个月来学过的东西回回锅,再好好消化一下。
教室还是开放的,但死一般的寂静,使得已经习惯了充斥着莱斯利声音的我,心里变得空空荡荡的。其实这个小班的环境,平时给我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英语世界,此刻更像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鱼缸,使我可以自在而又舒缓地在里面游荡。所以没两天我就习惯了,学习效率也高了。
为了方便管理,集体宿舍进行调整,我的房间有一个空床,Betty快班的本院职工小胡被合并了过来。她是英语专业毕业生,我能随时随地向她请教,尤其是我一窍不通的语法,非常方便。一位一直青睐于她的外科医生,因为我这个电灯泡的出现,不再羞于独自造访,同样的原因她也不好意思直接拒绝。结果他俩从摇摆了一年,到态度明朗,只用了五天。小胡心情一愉快,辅导我就更耐心加热心了。
莱斯利北京段的行程我出了很好的主意,她回来后大呼感谢;发现我英语又有明显提高,更加惊喜。别的同学夸我有语言天赋,我当成善意的鼓励,因为我特别清楚,一切的一切都是搭进时间和精力,一个字母一个音节地熬过来的,跟任何奇迹都没有关系。
上次提到过的那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女人,一天在卫生间神神秘秘地叫住我,意味深长地说,看得出来莱斯利很喜欢我,但最好还是不要与其走得太近,因为那毕竟是来历不明的老外,在本国找不到好工作,才来中国混的。还说我年轻不明利害,别把自己搭进去最后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不知是天花还是水痘在她脸上留下的坑洼中貌似都盛满了真诚,我却发现我的英语可能已经好过头了,尽管她在讲中文,我反而听不懂了。
渐渐地天气变冷了,笔挺的白杨树的叶子开始转黄、飘落。按照典型的东北模式,所在单位分发秋菜,大葱大蒜白菜土豆,一堆接一堆,标着人名,摆得满世界都是。莱斯利好奇地问我谁能一下消化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去菜市场吃多少买多少。我说对普通的百姓,这是一种集体福利,她反问多发些钱不行吗,我随口而出“也算一种习惯吧”。
不料她激动起来:“习惯?什么习惯?上次我在阳台上,看见下班的员工每人都倒拎着一只可怜的活鸡往家走。突然有一只逃脱了,满地乱蹦,有一位先生上前相助,但忘了自己手里也有鸡,结果前面那只没扑住,后面这只又跑了,又有更多人加入捉鸡队伍,鸡声人声响成一片。我担心有鸡再丢,想笑又怕人听见,只好跑回房间趴到床上笑到岔气,中国太神奇了。”
世界的确有趣,一些人眼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完全不可思议。我慢慢向她解释,在国营企业这很平常,我就是吃着父母单位分的东西长大的,我在北京的单位不但分鸡鸭,还有活鱼,光溜溜地瞪着眼睛翘着胡子特别吓人。尤其是在节假日前,热热闹闹地像一大家子人。统一的批发,在价格和运输上也占有优势吧。
莱斯利边听边点头,同时不忘帮我写纸条,记笔记,要求我回去背会福利、氛围、集体、优势等比较抽象的词汇。
过了鬼节,培训进入尾声。这个季节在东北已属严冬了,天上开始飘落大片大片的雪花。看得出来,莱斯利的心,也随之开始飞了。呆在这座偏远闭塞的重工业基地半年多,实在有些难为了她。其时她已在香港联系好了一个教职,回加拿大过完圣诞新年后先去东南亚旅游,然后便去港赴任。谈到未来,她既比较憧憬,对同学们又恋恋不舍,非常纠结。
但对待工作,她一如既往地认真负责,叮嘱大家以后即使没她盯着也不要中断学习,否则荒废了对不起已付出的努力。教室里的空气渐渐地变得沉闷,所谓相见时难别亦难,人人心里都清楚,她这一走,从此天各一方,这种快乐的日子就永远不会再有了。
她有几次推掉内供的西餐,在天黑透之后被我领着,绕开人群,悄悄地去外面的小饭馆吃饭。这么做一是考虑到外事纪律,二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显摆。草帽饼、大碴粥、锅包肉、大拉皮、拔丝土豆、酸菜粉条… … 我俩一高一矮,但都纤细无比,店老板见我们吃那么多,目瞪口呆,把壮硕的老婆叫出来,吆喝着说你看看人家咋长的。胖大婶啧啧一笑:“哎呀,是好”,然后把不在菜单上、自家吃的东西也端上来让我们尝,东北人的粗犷热情一览无遗。
某晚饭后我返回教室继续学习,莱斯利下楼来找我去她那。一踏进她房间,我吓了一跳,只见床上、地上、椅子上、窗台上到处摊满了衣服。她说她要走了,新去的地方太热用不到,让我随便拿,省得托运更麻烦。我不知道要老外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小心翼翼地选择着合适的词汇问她是否也给别人。她提醒我:“你忘了,他们都有纪律,我不想给他们惹麻烦。”
莱斯利虽然高,但主要长在腿上,所以上衣裙子并不大,她穿着紧身的对我正好显宽松,有的改动一下就好,而且质量、式样均属上乘,基本与新的无异,谁能不喜欢呢。加之她态度诚恳,我也不再拒绝,就挑了起来。她很仔细地在边上参谋着,告诉我她穿哪件时是如何搭配的,一眨眼就划拉了一大包,我都快拎不动了。她说“我没什么送你,你以后看到这些,能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就会很高兴”。当然她依旧不会白白地放过我,边忙活边麻利地写好几张与服饰相关的英文纸条,放进衣袋让我带回去背。
面前这个比我大不了几岁、像从画中走出来的女老师,是如此美丽善良,一直给予我无私的帮助,我心里非常温暖,所谓老中老外,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很久后我才意识到,办托运其实非常实惠,况且送给我的,还有春夏应季的。也许是莱斯利看到我只有几件衣服颠来倒去来回换,故意说用不着、不方便等,不让我感到不好意思吧。
接下来的几个寒风呼啸的冬天,我都喜欢穿莱斯利留下的几件线衣,所到之处夸赞声不断,甚至在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多次被爱美的女人追赶打听在哪里买的。有的我还带到美国,直到最后起了毛边,洗得变形,无法再穿。
我最后一次跟莱斯利独处是她离开前不久。那天狂风裹挟着鹅毛大雪,漫天遍野,覆盖了外面熟悉的一切。在她温暖的小房间中,我们两人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谈话。她询问我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我如实相告要回北京的公司报道,那是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我不能让家里再供我。我没敢说有留学的目标,因为那还在地平线的另一端。但她用了一个语气强烈的词汇-要求,要求我到了北京,一定要找个好的英语老师,无论如何要继续学下去。她重复了好几遍“a good English teacher”。
我有些伤感又有些谄媚地反问:“As good as you are?”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谢谢你的恭维,可是你错了,在这点上,我绝不是我所指的你应该有的好老师。我很负责,也尽力了,但我不懂汉语,也没受过正规外语教学培训,无法帮你进步得更快。现在你敢于交流,已是个很大的与众不同,但你总的程度还非常有限,所以你需要跟随更出色的老师,才能达到理想的水准。”
莱斯利又补充道:“请一定别让我失望,更别让你自己失望,只有如此,你才有开启世界的钥匙。”我频频地点头,明白她的话语,因为我跟她很像,也特别向往能走遍天涯海角。对我来说,最悲惨的生活莫过于被束缚在一个地方没有自由。但我对她所指的“good English teacher”没有丝毫概念,到哪找、怎么找,更是一片茫然。
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我真的非常运气地撞上了一位好的英语老师,而且好得不能再好。尽管很长时间我都叫不准他的名字,但丝毫不影响我对第二任老师的情有独钟。他就是当时在北京中关村二小一间小门房中守候的俞敏洪,而我则是按照贴在大街上的广告摸过去的。
和与莱斯利的耳鬓厮磨截然不同,前后将近两年间,我跟这位俞老师只在初次见面时说过不到20分钟话,其余皆淹没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与他近在咫尺,然后天各一方,所以他并不知道我的存在。直到18年后我自寻师门,他才认下我这个按中国人的标准,年过四旬的中年妇女;以美国人的眼光,lovely young lady。
这些都是后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