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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anding67 的博客
现如今，俺住在加拿大安大略湖畔，过着标准的中产阶层的生活：“一幢房子，两辆车，两个孩子”。如果将时光快速倒退四十年，俺可是生活在皖南山区的一个四面环山小山村。虽说小山村风景秀丽，但生活极其贫苦；尤其是在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文革十年。每一户农家只能种有限的分到的菜地，不允许种任何额外的自留地，哪怕是开荒种地或者种在山边田角都不容许；轻则被拔掉，重则被批斗。记不清从多大起，就和姐姐哥哥一起上山采野菜。每顿不是喝稀饭就是吃野菜饭；稀饭并不能称得上是饭，只是米汤而已；野菜饭则是根本看不到白色的米粒。现在看来，野菜那可是绝对的无污染的有机食物；但在当时，一天三顿能吃上白米饭，是所有人的梦想。
就是在这样一贫如洗的小山村，上学自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好在聪明能干的母亲，平日受够了没有文化的苦，一直坚信知识能改变孩子的命运，就宁可自己忍辱负重，也要尽最大可能让所有孩子，尤其是男孩子读书；直到实在没有办法维持或者孩子自己不读为止。
可即使有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读书，本地小学也没有能够胜任的老师；或者说能够胜任的老师也不愿到这深山沟里来任教。
知青的到来，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小学老师的空白。
可以说，没有知青，俺就没有任何可能走出那小山村，也自然没有今天的我在加拿大享受中产的生活！所以，俺要向知青致以衷心的感激和敬礼！
童年时的记忆大多已经很模糊，但有几件关于知青的事还是记得很清楚。到俺那山疙瘩来插队的知青有从安徽铜陵县城来的，也有从上海大城市来的。知青的到来，无论在言行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冲击着祖祖辈辈走不出小山村的村民。记忆中，淳朴的村民一直是善待城里来的知青。知青们要么在小学里当老师，要么是记工分或做一些轻活，记忆中没有知青在干重活；但观念的差异，有时也带来一些冲突，哪怕是和我们这些小屁孩在一起。
记得那时的小学都有自己的田、地和一小片山，俺小学的前几年都是半工半读，既半天上学半天劳动。田是种水稻；地是种红薯；山上是种芝麻。有一天放学后，几个小伙伴看到种的红薯已经长大了，就决定烤几个吃吃。我们就在地边用石块搭起了一个小窑，找来树枝，用草引火，很快烟就冒出来了。红薯的香味还没有出来，我们就听到女知青老师急冲冲地一边大喊一边跑过来，意思是生火太危险，赶紧灭了。我们一看老师来了，撒腿就跑；跑到不远处的沟里躲起来。这时知青老师最在意的还不是我们偷红薯，而是担心火。下意识地，她就用脚去踩那用石块搭起的小窑。刚刚踩上，她就跳起来大叫，原来她穿的是塑料底的布鞋。那个年代，塑料底的布鞋不仅时髦，也是区分知青和村民的一个标志。村民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塑料底布鞋的。年少的我们，看到知青老师出丑，情不自禁地笑出声。可以看到，知青老师非常地生气、无奈；最后手脚并用，用土块砸，用脚踢，终于扑灭了火。估计她的塑料鞋底也毁了，我们一看祸闯大了，就赶紧跑回家了。事后，学校并没有惩罚我们，或许知青老师有意没有告诉学校。
记忆中，知青来来往往，并不稳定。俺小学五年半（最后的半年是从春季入学改到夏季入学）换了三所小学，近的一所就在家门口；远的在十里地以外。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知青回城，小学没有老师只好关掉。知青离开时，一般会把一些书留下。记得有一年夏天，附近队的一位女知青离开时送了一本书给一个小伙伴。我们知道后，都跑过去堵在她住的村民家门口；最后她把书都送完了，还有小伙伴没拿到；她急得都哭了。我们才被大人轰散。其实，当时的知青也就18岁左右，还是个大孩子，根本没有能力处理那闹轰轰的现场。
知青们刚下放到山村时，估计还保留有城市里的习惯。一男知青每天清早沿着山脚的小路跑步，被我们耻笑为神经病；直到俺上了初中以后才知道那是锻炼身体。知青们，青春热血，荷尔蒙旺盛，又处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爱情自然会生根发芽。有本地成份好的帅小伙，被女知青看上，虽然被城里赶来的母亲拆散，但在小山村里笑言，感谢毛主席，让土掉渣的乡巴佬尝到“海鲜”，意为“上海的鲜味”。男女知青好上了，女知青的肚子大了，那可不仅是尝鲜的问题了，男的被判“流氓”罪，打入大牢；女知青喝农药自杀，被大伙发现，翘开小学的门而得救。
俺始终没有搞清楚有多少位知青老师教过我，原因是他们呆在山村的时间都很短，一般是几个月；最长的也不到一年。多少年之后我考上重点高中，有一次去县城同学家吃饭，偶尔听到同学家隔壁住的姓梅的知青就在我们村插队过；赶紧过去见面，俺直喊：“谢谢梅老师！”而俺口中的梅老师其实早已不是老师了，只是有了一份工作留在了县城。那时大部分知青都不愿呆在小山村上，一有机会就跳到了县城。
尽管如此，俺依然感激来来往往的知青们！是他们，让俺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五年，得以继续那至关重要的小学半年。在那半年里，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小学老师，他教会了俺拼音和写作文。从而以较好的成绩考上了中学的重点班；迈开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步；有希望离开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
中学重点班的班主任恰好又是一位留守下来的上海知青，他姓陆。陆老师告诉我要上重点高中，然后上大学。初中的我连大学是什么都不知道，但相信陆老师的话没有错，就真的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迈开了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第二步，开始离开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
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跨上了大学的门。这在小山村绝对是多少年来的一桩大喜事。自然要请客吃饭；俺特地买好礼物，走了两个小时去陆老师在另一个镇的家请他。非常遗憾，他回上海探亲去了。以后假期回家时，和同学们也去看过陆老师，印像中只碰到一次。随后，陆老师工作跳动，听说回上海了。
如果，小学里没有像梅老师那样的知青坐在老师的位置，俺肯定已辍学；如果，中学里没有陆老师的教导和指点，俺中学毕业估计要么当小学教师，要么是去读中专了。那么，大学的门就对我永远关上了。
知青，或许是时代的悲剧；但对俺来说，对知青，永远胸怀感激！没有知青，就没有俺今天坐在自家的后院，蓝天白云下、绿树成荫处，敲下这些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