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革命起雄兵(辛亥革命，1911 )
“七日泣秦终有救，十年兴越岂徒然。” 黄兴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过《现政府与革命党》：”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 ……彼其迷信革命之人，固一国中多血多泪之男子，先国家之忧乐而后其身者也。多血多泪、先国家之忧乐而后其身之人，斯亦国家之元气，而国家之所以立于天地也。……徒使革命党以外之人，犹不免洒一掬同情之泪于彼辈，而对于政府增恶感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而于政府果何利也?”
当时的梁启超是保皇派、君主立宪派，和革命党是的路线是对立的。他的此一评论却一语中的。1911年，两件大事发生。其一，革命党的广州之役，革命党的精英死事之惨烈，令举国人士”不免洒一掬同情之泪” 。其二，是清政府的铁路国有，令地方士绅、立宪人士严重不满，引发各地的保路运动，又强行镇压，于是”对于政府增恶感焉”。
1910年四月，黄兴率领革命党人起义，与清军激战一昼夜，弹尽援绝而惨败，林文、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精英死难。这些人正属风华正茂，多出身世家，受过良好教育，引起各方哀悼。5月8日，清政府成立13人的责任内阁，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皇族），汉族仅有四位：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邮传大臣盛宣怀、学务大臣唐景崇，皇族则有五人，人称“皇族内阁”。铁路国有，各地都有士绅反弹，清政府以各种方式平息，但川汉铁路的收归国有，并向外国银行团签约借教款，在四川酿成流血事件，清政府调动武汉的新军前往平乱。
1911年秋，黄侃返鄂发展组织。又受《大江报》社长詹大悲之约，以“奇谈”署名，为《大江报》撰写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说：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革命，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
官方查封了《大江报》， 舆论界大哗。时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统制张彪等人下令对新军严密监视，形势紧张。10月10日(阴历八月十九)晚，第八镇工程营士兵首先发难，爆发了武昌首义。在革命党人、新军的策动下，各地保路同志会纷纷响应，南方各省陆续宣布独立。
宣统帝下罪己诏，10月14日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10月27日，又命为钦差大臣，调集朝廷三分之二的兵力进攻武汉。10月28日下午，黄兴抵达武昌；10月30日，袁世凯南下视师，驻节湖北孝感。11月1日，政府军攻占了汉口，再攻下汉阳。清政府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革命党人只占据隔江的武昌。袁世凯却暂停止剿抚，坐视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派使者与起义军谈判停战。11月13日，袁世凯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
吴禄贞，湖北人，曾就读日本士官学校。吴禄贞当时是第六镇统制，驻在石家庄。山西起义，清廷任命吴为山西巡抚去镇压。吴禄贞认为袁世凯是革命大敌，连络阎锡山，谋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阎锡山请吴到娘子关秘密面谈。但11月2日，吴禄贞在石家庄截留运鄂军火，引起北京和袁世凯方面的戒心，被人刺杀，燕晋联军不成。
前一年，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载沣，事迹败露被捕，因肃亲王善耆之同情斡旋，改判终身监禁。武昌事变之后，11月6日，汪精卫被释放。袁世凯约见汪精卫，表示同情革命，又令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结交。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南北议和。12月1日，汪精卫等人在天津成立京津同盟会分会，汪精卫为会长，奔走于平津之间。汪也致电黄兴，主张联袁，以逼清室退位。
12月9日，黄兴覆电汪精卫: “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省，所未下者才二三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又说：“惟项城举事宜速，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万一迁延不决，恐全国人皆有恨项城之心。”
12月18日，，唐绍仪代表袁世凯、伍廷芳代表南方各省，在上海展开南北议和，各外国驻沪总领事亦与会。双方又私下密秘协议以袁世凯支持逼清廷退位，换取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居间协调的张謇发了密电给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黄兴有诗赠谭人凤，高度评价武昌首义之贡献：
“吴楚英豪戈指日，东南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1912年十月十日，黄兴作〈武昌起义一周年纪念会祝词〉：
“江汉汤汤，这似水流年，常记取八月十九；
风云郁郁，愿中华民国，继自今万岁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