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少唐家李世民(袁世凯，1859~1916 )
“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 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少年时有诗句“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以潜龙自居，志在逐鹿中原，可说是少有大志。辛丑条约之后，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也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袁世凯成了推行新政的代表人物，一度兼任政务、练兵、电政、督办铁路诸大臣。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如唐绍仪、詹天佑，都受到袁世凯的重用。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刺激中国士人鼓吹君主立宪制。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立宪；张謇、郑孝胥等人组成“预备立宪公会”。其间，张謇曾致函袁世凯，以明治维新的功臣大久保利通期许之。袁世凯则回函以“某不敏，岂敢贪天之力以为己功。而执事乃以大久保相期，惶惶愧愧。方今世变之亟，任事之难，如运百斛舟于惊风骇浪之中，而欲诞登彼岸，行百里者半九十，岂不信然。”1907年，袁世凯任军机大臣。1908年，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以九年为预备训政期。慈禧去世，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以养病为由，将袁世凯罢黜，袁世凯回到河南彰德(今安阳县) 洹上庄园。
袁世凯隐退期间作《自题渔舟写真》诗：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翁。”
以天下盘石自居，仍有心领兵一统江山，私底下仍连络各方。驻扎各地的北洋将领也一直等着袁的东山再起。另诗“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早浣帝京尘。”则暗示在京城的旧日同僚，在风烟四起时局激荡之时，不如也早日告别朝廷，来和他在一起。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成了各方瞩目唯一可能稳定大局者。袁世凯先托病不出，再任总理大臣。
1912年，王国维写《读史二绝句》，其一：“楚汉龙争元自可，师昭狐媚竟如何？”师昭，指晋司马师、司马昭父子，“狐媚”语出《晋书》后赵皇帝石勒批判司马氏父子的话：“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辛亥革命，造成袁世凯的复出。袁以顾命大臣却逼清帝退位，王国维拿“狐媚以取天下”的曹操、司马氏父子和袁并论，认为袁世凯是大清的乱臣贼子。王国维另作《颐和园词》，以“焉知今日新朝主，原是当年顾命臣?”，讽刺袁世凯。
1912年10月6日，汤化龙在国会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四天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1913年，日本以英日同盟之名，对德宣战，强占青岛，在山东半岛登陆。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日本之有力人士也有心相助，孙中山有把满洲割让给日本，换取支持的想法。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传达，逼袁世凯要有所让步。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对《二十一条》字斟句酌，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直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答复的最后通牒。袁世凯被迫吞下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
5月25日，陆征祥与日本正式签订《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七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在5月10日的日记如是记载：“此次交涉，余未尝不痛心切齿，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消，尽有二故焉：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又收回第五项之要求，吾虽不知其骤变初心之原因果何在，然日人果欲以兵力得志于中国，中国今日必不能抵抗。日之不出于此也，岂亦有所悔悟乎？吾则以为此日人稍悟日暮途远倒行逆施之非远谋之征也。”
之后，在杨度和袁克定等人的鼓动下，西方列强也暗示支持，袁世凯走上了帝制之路。帝制失败后，袁世凯对幕僚张一麟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即张一麟)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凯取消帝制，仍想留任大总统。但张謇、梁启超等都公开反对。张謇在《大公报》发表给徐世昌的信：“自帝制告成，而洹上之信用落；帝制取消，而洹上之威望坠。无威无信，凭何自立？” 呼吁袁世凯急流勇退。袁世凯忧愤而卒。
当时阎钖山也在北京，后来他在回忆录分析袁世凯帝制失败的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了愤怒了民气。”二则是他的亲信徐世昌、段祺瑞等人“怏怏非少主臣”，认为袁克定缺少领袖人望，谁都不愿再做他的臣属。
袁世凯的历史形象何以由举世公认的能臣沦为窃国大盗？章太炎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作序说：“于臣子为非分，于华夏为有大功，志得意满，矜而自帝，卒以覆灭者何哉？”张謇惋惜说：“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