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梅兰芳出生在北京，但是他与上海特别有缘。1913年首次在沪演出一举成名之后，他就频频来沪。1932年春，更从北京迁居上海，在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居住，前后有十几年，也可称半个上海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梅兰芳为躲避日寇，辗转香港等地，后又搬回上海。他断断续续在上海居住的时间内，先后接待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罗素、萧伯纳，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表演大师卓别林等众多国际大家——
卓别林:唯东方才有的艺术
1930年初，梅兰芳率领剧团到美国访问演出，抵达电影名城洛杉矶，当晚出席了由市长主持的盛大酒会。宾主刚入座，一位穿工作服、连领带也没有系的男人匆匆赶来，梅兰芳觉得似曾相识，有人向他介绍说:“这位是卓别林先生。”梅兰芳恍然大悟，张开双臂，两位东西方艺术大家热烈拥抱。
那时，卓别林正在洛杉矶拍摄《城市之光》，得知梅兰芳来到洛杉矶，连衣服也没换就从片场匆匆赶来。这次酒会成了梅兰芳和卓别林的私人聚会，他们一边品着美酒，一边畅谈戏剧。
几天后，梅兰芳应卓别林邀请到好莱坞参观，再次和他探讨了舞台表演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卓别林热情相待，详尽地向梅兰芳介绍了《城市之光》的制作情况，最后两人亲切合影，为世人留下了一幅十分珍贵的照片——梅兰芳身穿蓝缎团花长袍、黑缎马褂，卓别林身着笔挺西装，两人面含微笑，双手紧紧相握。
当时，梅兰芳与卓别林都正值壮年，各自在艺术创作和表演道路上独树一帜，他们彼此仰慕，互相勉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别时，梅兰芳与卓别林约定，要来中国，一定到梅家做客。
6年后，卓别林带着新婚妻子宝莲·高黛等一行4人到亚洲度蜜月，他给梅兰芳发来了电报:来华旅游，过沪时极愿一晤。
卓别林果然如约前来，老朋友重逢，分外高兴，卓别林不无感慨地说:“记得六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你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经斑白了，而你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发，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梅兰芳却从卓别林幽默、调侃、夸张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颇不顺达的坎坷境遇，安慰道:“你比我辛苦，我知道，我一直关注你，你每一部电影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你保重身体。”
1936年，卓别林与梅兰芳在上海见面
宴会结束后，梅兰芳带着卓别林先去娱乐场所“大世界”了解上海市民阶层看戏、娱乐的真实状况，然后到隔壁的共舞台观看了上海当时十分流行的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这时，《火烧红莲寺》已经开演，正演到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十四变”，戏中有文有武，有唱有做。卓别林看了连连鼓掌，尤其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两人热闹的武戏斗剑一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赞誉那是“唯东方才有的艺术”。
从共舞台出来后，梅兰芳又马不停蹄地带卓别林来到新光大戏院观看了全本《双娇奇缘》。那天，演贾桂的名丑马富禄以清脆嘹亮的嗓子和滑稽夸张的表情，将一个奴颜婢膝、阿谀谄媚的太监刻画得细致入微，引起了卓别林的极大兴趣。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一舞台形象，认为马富禄演活了人物的性格，非常成功。卓别林又仔细询问了京剧中不同的曲调板式所表现出的各种情绪，梅兰芳一一作了介绍。
卓别林带着对上海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回到美国。一直到十年后，他对上海还记忆犹新，经常回忆在上海和梅兰芳看到的美轮美奂的京剧。
这一年，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将到香港上映，皇后、娱乐、利舞台三家影院竞相争夺首映权。由于三年前梅兰芳曾在利舞台演出过，该影院经理就径直去找到正寓居香港的梅兰芳，让他想想办法，梅兰芳答应致电卓别林代为征询。卓别林迅速复电表示同意，《大独裁者》首映权终于破例被中国人办的利舞台影院获得，一时在香港引起极大轰动。
在香港生活期间，梅兰芳经常以看卓别林的电影打发日子，他对卓别林敢于在影片中无情讽刺、鞭挞法西斯的胆识极为赞赏，一部《大独裁者》他先后看了6次，仍意犹未尽。他甚至逢友便问:“你看过《大独裁者》没有？快去看看！”还催促两个儿子葆琛和绍武也去看，并耐心地为他们分析场景，帮助他们了解影片中深刻的政治含义。
梅兰芳在表演之余喜欢收藏火柴盒。他的藏品中有这样一只火柴盒:画面上是卓别林扮演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在玩弄地球仪，里面的火柴都制成炸弹形状，磷面正好连到希特勒的屁股，给人一种玩火者必自焚的联想，整个设计幽默而又寓意深刻。这一由卓别林亲自设计的火柴盒，是利舞台作为《大独裁者》的首映广告而赠送给梅兰芳的，梅兰芳因此对这只火柴盒特别珍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卓别林在美国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受到迫害，不得不离开美国。梅兰芳对卓别林所遭受的不公平境遇愤愤不平，深切怀念远在异国的朋友，时时打听他的消息。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宴请卓别林，卓别林深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到过上海，看过梅兰芳先生的京剧，令我钦佩！还看过马连良先生的戏，真是好极了！”
泰戈尔:被水雾笼罩的峰峦
1924年4月12日，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乘坐“热田丸号”(Atsuta)抵达当时上海的汇山客货运大码头，开始了他的首次中国之旅。
4月14日，泰戈尔从上海赴杭州，次日在灵隐寺演讲，梅兰芳相伴左右；4月23日，泰戈尔到北京，梅兰芳一路伴随。因5月7日是泰戈尔63岁生日，以徐志摩为首的文学团体新月社经过精心策划，用英文演出了泰戈尔创作的著名话剧《齐德拉》，庆祝他的寿辰。祝寿会由胡适主持，他说:“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古代印度的别称)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印度对中国的别称)过他六十三岁的生日，我用极诚恳、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结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
这次演出，梅兰芳就坐在泰戈尔身边，这是他向他的好朋友胡适提出的要求。泰戈尔向梅兰芳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在中国能看到自己写的戏，我太高兴了。可是，我更希望在离开中国前，还能观赏到您的表演。”
梅兰芳答应了泰戈尔，后来特地为泰戈尔一行专演了一场自己新编的大型神话京剧《洛神》。泰戈尔对此十分重视，特意穿上了他创办国际大学时的红色长袍礼服前往观看，而且自始至终神情都很专注。
梅兰芳后来回忆说:“那天，我从台上看过去，只见诗人端坐在包厢正中，戴绛色帽，着红色长袍，银须白发，望之如神仙中人。”
梅兰芳在舞台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般的歌舞，清丽优雅而又含蓄深沉的声音如珠走盘、如云绕梁。他扮演的“洛神”，或娇媚，或冷艳，若有情，似无情，舞蹈、造型、音乐都达到了“欲笑还颦，最断人肠”的境界。泰戈尔边看边听，如痴如醉。看完戏后，泰戈尔盛赞中国戏剧的优美，还亲自到后台向梅兰芳道谢:“我看了这出戏很愉快，有些感想明日见面再谈。”
第二天，泰戈尔将赴太原。中午，梅兰芳和梁启超、齐如山、姚茫父等社会名流在丰泽园饭庄设宴为泰戈尔饯行。席间，泰戈尔再次赞扬了梅兰芳的精湛表演，然后直言不讳地对《川上之会》这场戏的布景提出了诚恳的意见。梅兰芳根据泰戈尔的意见，重新设计了那一幕的布景，果然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并一直沿用下来。
演出后，泰戈尔即兴赋诗一首，赠予梅兰芳留念。原诗是用孟加拉文写的，写好后泰戈尔亲自把它译成英文，并用毛笔写在了一柄纨扇上。他还兴致勃勃地朗诵给大家听: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梅兰芳双手接过了承载着真挚友情的纨扇，对泰戈尔说:“为了表示我的郑重答谢，我也写一把折扇送给您。”不一会儿，泰戈尔接过梅兰芳写就的折扇，打开一看，是一排排用钢笔书写的字体秀整、气韵生动的方块汉字。一旁的徐志摩立即用英语一句句翻译给泰戈尔听:
满天云霞湿轻裳，如在银河碧河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汀烟月不胜凉。泰戈尔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徐志摩最后又加注道:“这是洛神登场时唱的一段词，也是梅先生亲自参与写定的。”泰戈尔连连说:“好，好，这是一首好诗，清丽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分别前，梅兰芳仔细挑选了自己在老百代公司灌录的《嫦娥奔月》《汾河湾》《霓虹关》和《木兰从军》等多张钻针唱片送给泰戈尔。这些唱片后来一直为泰戈尔所珍藏，直到他于1941年8月去世后，才被收藏于国际大学艺术学院的博物院内。而泰戈尔赠给梅兰芳的纨扇，以及画家南达拉波斯所绘的油画《洛神》，现都珍藏在北京梅兰芳纪念馆内。
萧伯纳:您真是驻颜有术
萧伯纳是17世纪以来英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戏剧家，他创作的小说和剧本深刻地表达了关心工人阶级和社会问题以及同情被压迫者的鲜明立场，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萧伯纳与宋庆龄都是“国际反帝同盟”的名誉主席，对中国人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拍案而起，联合各国著名人士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此后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际反帝同盟”委托一批世界文化名人到中国访问，萧伯纳因此来到了中国上海。
宋庆龄特地坐小船到吴淞口迎接坐英国“不列颠皇后号”海轮而来的萧伯纳。宋庆龄说:“你在中国想见什么人，可以将名字告诉我，我邀请他们来。”萧伯纳说:“在中国，我很想见一个人——梅兰芳。我是从事戏剧工作的，他是你们中国著名的戏剧大家，见到他这个人，也就见识了你们中国最伟大的戏剧。”
宋庆龄将萧伯纳接到自己家里，然后给梅兰芳打电话。梅兰芳放下手中的工作马上赶到，与萧伯纳见了面。梅兰芳不但将自己录制的唱片送给他，还当场为萧伯纳清唱了一段《汾河湾》。萧伯纳微闭着眼睛，在膝盖上打着节拍，听得如醉如痴。
这时候厨师上来一盘素鸡，听翻译说是鸡，萧伯纳赶紧声明:“我是素食者，终生食素，不食动物。”坐在他身边的梅兰芳赶紧解释说:“此鸡非彼鸡，是素鸡……”萧伯纳反问他:“鸡就是鸡，为什么此鸡非彼鸡？”
饭后，一行人来到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场，为萧伯纳举办欢迎会。梅兰芳不是笔会会员，但是出于对萧伯纳的喜爱，他也参加了这次欢迎会，并坐在萧伯纳的左侧。
趁着欢迎会尚未开始，梅兰芳和萧伯纳又聊了起来。萧伯纳说:“我其实挺喜欢先生的京剧，这是东方独有的表演形式，我想说，戏剧在舞台上表演，就是要让观众静下心来欣赏，中国剧中的锣鼓太吵闹了，那分明就是噪声，让观众头昏，并且分心走神，为什么中国剧中要有这些多余的东西？”
梅兰芳一听就笑了，他说:“锣鼓在剧中出现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剧种都来自民间，京剧也是这样，以往在乡间旷野上演出，必先敲锣打鼓招引观众前来观剧，后来京剧虽然移至城内剧场演出，这一锣鼓喧天的传统仍然保存了下来，这是一种沿袭的习惯。”
萧伯纳点点头，梅兰芳又补充说:“中国古典戏剧当中也有不喧闹的，如昆曲就是一种。而昆曲是富贵礼仪人家的自娱自乐，所有的唱词念白都经过诗人精心撰写过，很美，很优雅，所以，它们就不会有锣鼓那种很热闹的民间的东西。”
萧伯纳看着梅兰芳，说:“先生演出舞台剧有多少年了？”
梅兰芳竖起三根指头说:“三十年。”
萧伯纳大惊:“三十年了？您如此年轻，真是驻颜有术。”
萧伯纳登轮时，宋庆龄和邵洵美代表中国笔会给萧伯纳赠送了一套精美的京剧脸谱。梅兰芳也将自己的一件演出服装送给了萧伯纳。
两年后的春天，梅兰芳来到英国伦敦进行戏剧考察，当时萧伯纳正在国外，得知他到伦敦便打来电话，让他稍稍延迟几天回国。梅兰芳为了见萧伯纳一面，退掉船票在伦敦又等了10天。这次重聚，萧伯纳将一套《萧氏戏剧集》赠送给梅兰芳，这套盒装金边精装的戏剧集共13册，收有他的36个剧本，盒内有蓝绒布衬底，并有萧翁签名，成为梅兰芳最珍贵的收藏之一。
杜威:美国人也需要梅兰芳
约翰·杜威是美国最有声望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也是胡适的导师。而梅兰芳和胡适是至交，情同手足。1919年，杜威在胡适的力邀下来到中国上海，他的本意是想游历中国的名山大川，讲演只是附带的事。但是一进入中国就由不得他做主，昔日的学生胡适给他安排了一场又一场讲演，还将他拖到自己的好友梅兰芳家。
梅兰芳忙着让家中厨子准备大宴，但是杜威面对一桌盛宴却食之无味。
梅兰芳悄声问胡适:“看杜老师坐立不安的样子，是不是菜肴不对胃口？”
胡适摇头说:“不是。”
梅兰芳说:“你怎么能肯定？”
胡适说:“我当然能肯定，我昨晚告诉他今天要来看梅兰芳，他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房间里就放着你的京剧，我知道他，他最想看你的京剧，吃不吃对他来说太平常了，他无所谓。”梅兰芳说:“哦，你这样说我知道了，好，我不给他清唱，我特地为他演一个专场。”
梅兰芳当即给上海著名的天蟾舞台的老板打电话，要借剧场给杜威演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专场。
天蟾舞台的老板当然不会拒绝，把时间定在下午3点这个空当。
梅兰芳和正常演出一样仔细化好妆，穿上戏衣，他这一切全都是在杜威面前做的，杜威很惊奇，他看到了一个十足的风度翩翩的男人如何变成一个舞台上幽怨绝美的女伶。
接着就是真正的演出了，所有的锣鼓京胡一应俱全，大幕拉开，梅兰芳这才发现，底下远不止杜威一个人。胡适将他的那帮好友全叫来了。杜威看得非常认真，那是梅兰芳最特别的一次演出。
当时梅兰芳为了让京剧走向世界，正在准备一次赴美交流，但资金问题让他犹豫不决。胡适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但是整个剧团赴美需要15万美金，这一笔巨款让他感到为难。见杜威看得如此陶醉，胡适趁热打铁说:“这么优美的中国艺术，是国粹，很可惜，你们美国人至今没有看到。”
杜威说:“我也在想，能不能邀请梅先生到美国作一次文化交流？”
这与胡适的想法不谋而合，师生俩当下商定，用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张伯苓等创办的“华美协进社”名义出面邀请梅兰芳，可以免掉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在吃和住上杜威也表示哥伦比亚大学可以提供无偿帮助，这样可以省掉大笔开销。
杜威回到美国后开始着手筹备，但是因为需要多方面的协调，使得梅兰芳的赴美演出一拖再拖。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三年后的春天，他以“华美协进社”的名义向梅兰芳发出邀请。梅兰芳又贷了一笔款项，带着2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美国。
1930年梅兰芳访美期间与杜威、卓别林等人的合影
杜威早就做好准备，在哥伦比亚教授公会组织了一场欢迎宴会，并且亲自撰写欢迎词。齐如山根据杜威和在美华人的意见，共同拟定了演出戏单，即《汾河湾》、《青石山》、《刺虎》、《贵妃醉酒》、《芦花荡》、《打渔杀家》、《霸王别姬》。杜威还向梅兰芳介绍了美国风土人情、观众的艺术爱好与欣赏习惯、剧院状况等，后来梅兰芳在美国演出获得很大成功，这其中包含着大师杜威的心血和奉献。
临回国时，梅兰芳特地赶到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表示感谢。杜威说:“不是你梅兰芳感谢我，是我杜威应该代表美国人民感谢你梅兰芳，你在美国演出获得成功，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表明，不但中国人需要梅兰芳，我们美国人也同样需要梅兰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