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这两次中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然而，正如人类历史上的悲剧总能比喜剧提供更丰富的人生哲学的启示一样，二次中日战争的历史，是我们民族集体经验中的富矿，只要我们客观地、冷静并理性地考察它，分析它，就能从中发掘出有益于我们应对未来挑战的经验与警示的资源。
甲午战败：中国陷入“墨菲效应”陷阱的开始
首先要介绍一下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在近代以前，日本属于地球文明中的偏远地区，而且人口稠密，可耕土地狭小，自然灾难频发，资源贫乏，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要比中国严峻得多。此外，由于地理位置处于远离欧亚大陆的孤岛状态，作为岛国民族，日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特别敏感。有一种高度的不安全感。
然而，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中的不安全感与对外部世界的高度敏感，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恰恰变成巨大的优势。它对于西方文明充满兴趣与新鲜感，对中国的变化也观察得特别仔细，鸦片战争后，还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魏源介绍西方的著作《海国图志》时，这本木刻版的书籍已翻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国内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中国和日本几乎在同一个时期，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仿效西洋的现代化过程，中国进行的是洋务自强运动，在防卫领域向西方学习;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明治维新，两个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似乎是并驾齐驱。
从这时开始，日本人中形成产生两种对华观念，一种观念认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方的黄种人，同文且同种，且都受到白种人威胁，所以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御西方侵略，共存共荣，这就是所谓的日本亚细亚主义，日本在侵华过程中出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从这种“泛亚细亚主义”中畸变过来的。
第二种对华观就是对华扩张主义，这种思潮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对抗西方侵略，日本也要不失时机地通过获取中国的财富、土地、资源来让自己富强起来，甚至参与到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来，单独应对西方的挑战。这种扩张观念是日本侵华的思想理论基础，所谓《田中奏折》的内容大意就是，日本要征服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亚洲，要征服亚洲，就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要先征服满洲，要先征服满洲，必须要先征服朝鲜。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没有史料证明田中本人给天皇上过这样的“奏折”，但这份所谓的“奏折”中表现出的对外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日本进入近代以来两种对华观中的一种。不幸的是，历史上的种种因缘，让这种主张后来竟然成为了现实。
在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潮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最终取决于中国洋务运动改革的深度和有效性。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现代化运动，官僚体制的惰性，清朝统治者的缺乏远见，多数中国人的麻木不仁，使得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无法竞争，明治维新蒸蒸日上，整个日本民族发生重大改变，而中国则远远落后，中日逐渐走向战争。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使得中日两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进入了所谓马太效应(编者注——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两极分化现象)。中国赔了2亿3千万两白银，在当时相当于40亿美金，是日本几年国库收入的总数，这笔钱被日本人用来发展海军与陆军，发展重工业与货币改革，日本借助这一巨额赔款迅速成为东亚强国。与此同时，中国从此也就更加积贫积弱，同时，台湾也被割让了出去。中国的近邻与属国朝鲜则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成为后来日本侵华的跳板，日本人放弃了“联华抗洋”的立场，主张对华友好的亚细亚主义逐渐淡出，而扩张主义在日本人中变得更为强势。
一个保守而拒绝开放与变革的民族，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是注定陷入“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的，这就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给我们的历史警示。
西方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墨菲效应”，你走错了第一步，就会不自觉也会再走错第二步，倒霉的事情总是接踵而至，祸不单行。历史选择一旦错误，就会产生连锁效应。甲午战争的失败，恰恰是中国“墨菲效应”的开始。甲午战争失败的后果影响了中国将近百年，此战产生的亡国危险，也使中国的变法精英陷入焦虑感和激进心态之中，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极端保守的满清权贵进入政治中心，并引发了攻打使馆的“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短短七年时间，中国对外赔款高达七亿两白银，从此陷入了民族危机的深渊。
甲午战争造成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清朝统治者引狼入室，统治者与士绅精英均误以为帮助中国人把辽东半岛从日本的虎口夺了回来的俄国人，是中国的患难之交。为了抵制日本人在朝鲜的势力扩张，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把俄国势力引入东北，让俄国人在东北造横贯东北的中东铁路，从此以后，俄国的势力在中国越来越扩张，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若干年中，东北俨然成为俄国人在远东的新殖民地，据说哈尔滨后来都盛行起俄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俄国发生利益冲突，1904年日本就与俄国在中国东北打了一仗，那就是日俄战争。虽然日本取得惨胜，但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仅战死就高达10万日本人，耗用军费达20亿日元。死伤数加起来几十万人。然而在美国的干预下，根据当时的华盛顿公约，日本从东北撤军后，只获得俄国中东铁路南半段25年的租借权，美国认为，打仗是日俄自己的事，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不能染指，土地应该还给中国，日本不得不答应了。他们心里极度不平衡。参加朴茨茅斯条约签订的日本外交官回到国内，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连家里的房子都被人烧了。按照原来日本的意图，东北原来已经是俄国的，现在日本胜利了，就应该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日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1915年的1月，日本大隈内阁要求袁世凯解决日俄战争的“历史悬案”来补偿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那就是“二十一条”，其中要求与中国共同开办工厂，“帮助”中国培养警察、军队，共同开矿，共同发展教育等。其条件之苛刻，连袁世凯读了文件后都大呼“直把中国当战败国了”。日本认为中国很软弱，没有能力进行现代化，所以强迫中国进行“中日合作”，“帮助”中国现代化，从而实现“共存共荣”。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很大程度是用这样的一个幌子，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日本威胁将就马上派兵。就这样，日本通过把二十一条强加中国，使原来的“泛亚细亚主义”的精神和民族沙文主义与扩张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
袁世凯在日本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了其中的十六条，此事才算了结。在“二十一条”没有颁布以前，中国人的排日情绪并没有那么强烈。“二十一条”把日本的扩张野心暴露无遗，中国人深深地被激怒了，反日的民族主义浪潮从此迅速发展起来。
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以后又后悔了，由于日本野心过于膨胀，激起中国人的公愤与抗拒，日本人也觉得如此硬逼，得不偿失，会形成中国与西方联合起来对自己的压力，于是开始逐渐走向温和，到1920年代，日本的温和派文官政府一反过去的扩张主义政策，回到大亚细亚主义上来，开始向中国示好，包括向中国提供西原贷款，希望通过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低息贷款，挽回中国人对日本的信任。然而，段琪瑞时期的中国已经陷入南北分裂与对抗，日本文官政府对段政府的贷款并不能缓和矛盾，反而如同火上加油，让南方更加反日。这也成为后来日本强硬派攻击日本温和派“无能”的理由。
当民族主义高涨的速度高于国力发展速度
在五卅运动时期(1925年)，恰恰是比较温和的日本文官政府主政的时候，日本文官政府主张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公约，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迅猛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北伐过程中，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革命民众动员相结合起来，变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五卅运动后中国反日情绪非常强烈。北伐让中国民族主义有了一种新的动力。
北伐时期的国民政府具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趋向，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扬民族主义旗帜，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沙文主义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碰撞。1927年3月北伐时发生的“南京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事件中，南京城内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和震旦大学预科意大利校长遇害，此外英日法侨民死亡多人。这就让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找到了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来干预中国政治，并进而侵略中国的理由。就这样，日本不断膨胀的民族沙文主义、军国主义，与中国国内亢奋、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之间，就发生日益强烈的互动与恶性循环，中国民族主义越亢奋高调，日本民间就越依附右翼势力，日本的军国主义也越膨胀，中日之间两种民族主义相互不断水涨船高。
此前，日本本来希望通过张作霖实现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但张作霖本人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张作霖曾对英国记者说过，“我老张没有其他什么本事，但是为中国看好北大门，不让那些狗钻进来，这点本事老张还是有的。”据暗杀张作霖的河本大作回忆，他从日本到东北后，发现东北充满对日本人的排斥情绪，好不容易从日俄战争中获得的那些权益，就等于血白流了。他认为，日本侨民在东北缺乏安全感，在华人的汪洋大海中处于恐惧之中，所以只有炸死张作霖，让东北大乱，而后才有机会占领东北。但是他没有想到，张作霖死后，中国并没有乱，张学良完整继承了乃父的东北王的权力。
1928年，张学良把整个东北加入了中华民国，这就是“东北易帜”，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大贡献，但另一方面，张学良选择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不断为日本军国主义膨胀提供了刺激。张学良当时只有28岁，以其政治经验最多是个连营级水平，然而却成为主宰东北命运的统治者，他在国力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以前，一味对日本强硬，他完全没有足够的经验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而且他个性非常彪悍、刚烈，杀了杨宇霆这样一些他父亲的重要智囊之后，更是独断独行。三千多件有关日侨民的申诉案件一律不予处理，陈案越积越多，矛盾也越积越深，自己则在北京吃喝玩乐，这也让日本民族沙文主义者大加利用以争取国内支持。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于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提出不成熟的“革命外交”，高调地宣布要在短时期内，单方面地，无条件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让日本一般国民认为，他们用十万人生命换来的南满铁路24年的租借权，也将很快付诸东流，当时中国的情况是，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的速度，远高于实际国力发展的速度。两者的发展不成比例。一方面，经历屈辱而刚统一的中国人，国力还很弱，而民族主义的情绪却日益刚愤强烈，而支撑这种民族主义诉求的国力与政府组织能力却没有相应跟上。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日本民族沙文主义正在向极端军国主义发酵，两者之间形成变本加厉的互动。
到“九·一八”前夕，关东军图谋在东北独立行动的情报已经为日本文官政府高层所知，当时日本的文官政府人士向中国方面的宋子文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必须在“革命外交”的基础上作出某些让步，说如果再这么下去，日本文官政府就要倒台，只要军人上台，中日之间的矛盾解决起来会非常困难，很可能要诉诸武力。当宋子文恍然大悟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前往北京与张学良协商，然而已经为时过晚。九一八事变恰在此时发生。
“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一些激进派分子发动的自主行动，并不是政府行为，少不更事的张学良却没有对侵略者以任何反抗与压力，后来九十多岁时的张学良接待记者时，称当时他这样做是自己的主意，与蒋介石无关，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居然是“我不知道日本人这么坏!”
少数关东军激进派分子所发动的这么一场事变，居然一下子把比日本国土大三倍的整个东北拿下来，成本如此之低，收益如此之大，风险如此之小，连日本人自己也想不到，这又大大鼓励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的恶性膨胀，侵略者反而在国内被日本大众视为“民族英雄”加以欢迎。关东军就趁势进一步得寸进尺，再次刺激中国民族主义走向高潮。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几年，关东军里就出现两派力量，一派是“扩大派”，一派是“不扩大派”。“扩大派”认为日本得到中国东北，仍是不够的，必须要在东北与华北之间形成一个“军事缓冲区”，主权可以属于中国，但中央军不可驻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日本强占下的东北的腹背安全，他们的计划就是是把热河甚至永定河以东的地方，都变成“非军事区”。另一派所谓的“不扩大派”，以日本石原莞尔为代表，此人本来是“九一八”事变的急先锋，后来也变成“不扩大派”，属于日本关东军中的“温和派”。他们认为，拿到那么大一块满洲应该满足了，继续扩大战果会引起中国人越来越强的仇恨心理，一旦日本将来和苏联开战，中国人就会帮助苏联人，日本将面临两面夹攻，所以应该对中国采取怀柔态度。 这两派势力不断碰撞，而扩大派在国内民意的鼓动下，最终获得优势，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而中国国民政府则由于实力不足以与日本直接对抗，只能采取“内敛的国防政策”，以退让以求稳定，避免战争，并秘密发展国防力量。
这种“内敛的国防政策”是不对外宣布的，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5年，“内敛式国防政策”开始取得若干效果，当时的德国和国民政府形成军事合作关系，德国同意每年为中国训练并装备20个机械化师。如果1935年的这个办法能够延续五年，那么中国到1940年时，中国就有100个现代化的机械化部队，那时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一点连日本侵华军司令在松井石根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然而，国民政府想争取时间的计划却受到挫折，由于日本的扩大派不断加大扩张力度，使中国大众的忍耐力达到极限，最后出现了西安事变。
没有最低限度的准备,第二次中日战争却打起来了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势不可当的民族主义压力面前，再也没有退让的空间，发生于卢沟桥的“七七事变”本来是一场双方擦枪走火的小事件，日本扩大派想利用这一小事件“解决绥远战争悬案”，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再从中国捞取些好处”，即派兵前来京津，迫使中国让出永定河以东地区作为中日之间的“非军事区”，根据后来日本参谋本部的军官在战后的的回忆，包括日本军部的参谋和长官，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会是一场八年战争的开始。日本要在“三个月里灭亡中国”只是中国抗战的宣传口号，从现在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日本并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这一点与希特勒全面进攻苏联的战争并不相同，希特勒是要彻底把整个苏联灭掉。
在国内抗战情绪高涨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的忍耐力已经达到极限，中国国民要为丧失的国土抗争的正义愿望也非常强烈，但中国军队其实并没有做好最低限度的作战准备。虽然蒋介石决定打一下，其内心也并不是想打一场全面战争，他有一种机会主义心理，希望开打以后，国际上能出面干预，最后达到一种平衡状态，然后让日本撤军。当时胡适等人，都觉得我们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打起来一败涂地是毫无疑问的。军事专家徐永昌也坚持反对立即开战，他说即使按照最低限度的标准，至少要半年后才能达到把炮位调整到位的最初步的准备。然而，蒋介石当时认为，如果再不和日本人打，不但全国老百姓不答应，共产党不答应，而且军队也不会答应，所以在根本没有做好任何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准备的情况下，于是决定在上海主动开战。胡适事后写道，“中国是一个弱国，弱得连选择不打的权利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弱国的悲哀。”
上海当时并不是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当时在上海的日本驻军只有几千人。一旦中国决定在上海打一仗，大量军队集结到上海，日本几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怎么打得过中国最精锐的德式装备88师、87师，日本人很快就吃不消了，但又要面子，虽然不想在上海打仗，但是真的打起来，为了面子又不能撤退，于是就把大量日本军队从国内调到上海，最后日本军队达到30万人，中国军队也达到7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队多次想提出妥协。都被蒋介石拒绝。
江海平原的上海吴淞地形很快让日本海军、陆军、空军联合作战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凭借中国当时的军事实力，与日本军队在平原开阔地带进行硬拼，当然也处于弱势，中国军队损失越来越大，一个师投入到前线，如同放水饺一样，投下去就两三天就没了。更严重的是，日本派军队从杭州湾金山口偷袭成功，金山与吴淞的南北两路日本军队就对上海形成钳型攻势，如果70万中国军队被包围在上海地区，一旦日本的军队包围成型，中国军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现代版的“长平之战”就在眼前。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蒋介石又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战略错误之一，他认为应该等待比利时布鲁塞尔正在召开的国联会议，希望国联能发布一个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声明，他太看重这个声明，严令中国军队必须再坚持三五天，然而，正是在这三五天里，中国军心大乱，等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军撤退的时候，中国军队在从南翔通往嘉定的一条公路上被日本飞机发现，日本空军不断对这条路进行轮番轰炸，一路上血流成河，三分之一的中国军队就在此路上牺牲，损失非常大，胡宗南这样的高级军官都是从河里泅水游着逃出来的，从此以后八年战争中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应该说，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水平是极低的，低得出乎人们的想象。
日本人既然已经把上海拿下来了，于是干脆把南京也打下来，因为中国军队完全没有了士气，在南京战役中兵败如山。这样，这场战争也就不可能再是局部战争，而是成为全国性战争，日本人由于得到首都南京因此提出更高的要价，不但要中国割让东北，建立所谓的“满洲国”，而且要中国赔偿巨额军费。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再谈下去，哪个政府也不会更不敢做这样的事。于是，日本所占土地越多，要价就会越高，而中国就越不能同意。战争就越打越大。日本陷入了“蛇吞牛效应”，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永远吞不完。
日本人一直打到武汉，自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因为它的兵力已经被稀释到没办法继续攻打中国，于是进入持久战时期。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就陪着美国一起打日本，到1944年，即抗战前一年，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到极点，只能把贵州山区的农民拉来当兵，那些农民营养不良，走路都困难，骨瘦如柴，从陈诚档案中可以得知，当时好不容易从山区抓来每一百个壮丁，送到部队时只剩下十个人，其余九十个要么逃走，要么在送押路上当逃兵被处死，要么在路上生痢疾病死。
日本军队在1944年年底已经打到了贵州的独山，离贵州与重庆已经不远了，而且此处中国军队防守空虚，如果打到重庆，中国就有可能亡国。由于在此关键的时刻，太平洋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日本军部考虑到盟军有可能在日本本土登陆，于是拒绝了 “远水不救近火”的冈村宁次攻打重庆的计划。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战后回忆说，“中国差一点被打败了，却突然胜利了”。
通过从甲午战争到中日抗战基本历史过程的概述，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几点值得思考。北伐统一后，中国出现一种新型民族主义，我把它称之为弱国的高调民族主义，在国力远没有强大以前，长期的屈辱与挫折而形成的亢奋民族主义，在民国统一以后提前早熟。中国作为传统帝国本来就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多次战争屈辱挨打，又形成国民内心强烈的悲情，一旦统一，就容易产生虚假的大国感。以为“每个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日本人淹死”，这样的落后大国很容易滋生一种高调的民族主义，而国家实力远没有成熟。
另一方面，正好碰到日本国内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萧条，社会上劳资与城乡贫富两极分化，形成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公正，广大底层群众对资本主义不满，对腐败官僚不满，日本国内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情绪，却很容易与对外扩张的右翼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契合起来。把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看作是国外美英帝国主义的同盟。众所周知，军国主义的精神领袖北一辉就曾经是个激进的左翼社会主义者。
就这样，日本国内发酵的军国主义，与中国北伐统一后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之间，形成不断强化的互动作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借助于这种互动形成的局势，来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从而导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又借机不断扩张，发生“七七事变”。事实上，日本参谋本部参谋堀场一雄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七七事变后，日本为了捞好处而从国内派军队出发时，当时日本参谋本部中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是八年中日战争的开始。
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类的理性在判断事物时，经常容易犯错误。人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有时很难面对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其实并不准备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中国方面也没有为战争做好最低价限度的准备，然而，由于日本扩大派军人再次想捞占“油水”而得寸进尺，想进一步再把永定河以东变成中国的“非军事区”。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与陈诚却误判了日本人，以为日本军队即将从华北直下武汉，于是决定去主动开辟所谓的“上海战场”，想当然地以为，这样就可以以吸引日本军队从所谓的“由北向南”的进攻路径变为“由东向西”，没有想到上海战场却由于中国军队实力太弱，战略指挥能力实在太差，竟败得如此之惨，反而让日本人借机向南京进攻。从而形成全面战争。
陈诚档案中披露，陈诚为了鼓动蒋介石立即在上海与华北与日本人同时开打，竟然对蒋介石说，“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华北战场上消灭他几个师，它就老实了”。然而，当时华北二十九军的实际战斗力却是，北京连一天也没有守住，就兵败如山了。这就是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认知水平。
关于抗日战争，我们的历史书中记述的，大多是中国军人英勇杀敌，最后夺取胜利的过程，然而，事实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英勇战士们，穿着草鞋，带着油布雨伞，枪膛里只有几发子弹，步行几个月来到上海，投入战火中后，对面对敌人的现代武装，血流成河，从此一去不复返。真的是用自己的血肉来筑起新的长城。其中有着崇高与悲壮，也给我们子孙们留下了凝重的感伤。
从大量史料来看，由于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并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打算，中国当时还是有其他选择余地的，从军事理性角度来看，假如五年后，等中国有了100个德式装备与训练的精锐师，并为应对战争有了更充份的准备，日本也不敢轻易冒险去得寸进尺，历史就要重写了。
从历史的前车之鉴中汲取智慧与警示
二战以后，日本已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日本清除了军国主义的毒瘤，军部被清除了，日本战后的土地改革，解决了城市与农村贫富不均的问题，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其次，日本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发展，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全球化使得日本可以通过国际经济贸易和高科技，满足本国各方面的需要，日本是个法治国家，和平宪法相当牢固，日本民族的性格在二战后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人是对战争痛苦理解最深的民族之一，根据民意测验，当今日本只有16%的日本人表示在国家受到威胁时，愿意上前线打仗。现在的日本已经变成老龄化的民族，到2030年左右，日本必须从外部引入560万劳动力才能维持现在的生产水平，这样的民族，极端右翼分子要想搞军国主义也并不那么容易。日本民族性格变化之大，人类世界上只有十三世纪蒙古民族接受黄教后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与之相比。(众所周知，13世纪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族是多么彪悍，而现在的蒙古族是我国性格最温和的少数民族之一。)
当然，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除了日本人本身的变化外，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也己足够强大，不再是过去那样的软弱可欺，日本侵略中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希望建立足够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安全，这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指出，“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我们是反对的，但我们也理解日本应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737页)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一个国家应有的权利，这和军国主义不是一回事。日本的主流是和平，是反战的。
当然，日本应该对过去的侵略历史进行认真的反省，对否认历史错误进行反思，取得全世界人民的理解。才有利于实现成为正常国家的理性目标。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极端右翼势力实在是日本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平友好事业的阻碍与负资产。
这些年来，中日关系日益复杂紧张，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日本一些极端右翼人士担忧他们越来越在日本青年人中得不到支持，他们内心充满失落与焦虑感，于是狗急跳墙，总想借机会生事。另一方面，多年以来，中国人对日本有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承认日本在现代文明道路上的进步，然而，我们不少国民在潜意识中又是“惊弓之鸟”。日本发动了两次对华战争，两次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华民族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和痛苦，对于极少数右翼分子兴风作浪的事，中国国民也高度敏感，对日本有一种出自本能的不信任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是固化的思维定势与不信任感，使中国人对于日本主流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往往不太注意，我们有些人往往还是停留在过去时代形成的刻板印象的框架中来看待日本。由于怒气未消，我们许多人也不愿意正视这一变化了的现实。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们都说日本人在其历史教科书中否定南京大屠杀，不承认侵略中国，日本国内确实有这样的右翼教科书，因为教科书由民间自由编撰的，大家都可以写，至于采用何种教科书作为教材，那是日本各学校自己的选择。那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中学教科书，在日本中学的采用率是多少?实际上不到千分之七，一般的中学拒绝采用这种极右翼的教科书。在日本许多中学教科书中，明明白白叙述了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有的其中还有许多血淋淋的照片，不同的是他们不叫南京大屠杀，叫“南京大虐杀”。
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右翼有重大责任，但如果认为日本动不动就要搞军国主义，这种想法也不利于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之间信任与沟通。两年多以前，如果说中日要开战，谁都不相信，钓鱼岛事件出来后，双方高度不信任，从擦枪走火，升级为两国战争，甚至美国也加入到日本一边与中国对仗，好像变成了很自然的事，有人说，“中国与日本之间，什么都不缺，就缺流血了。”一旦流血，百年旧仇加新恨，不知要那年那月才能消解。
如果发生第三次中日战争，对中国人与日本人，对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情，我们追求民族富强，从鸦片战争算起，追求了一百七十年，现在好容易盼来了大发展的最好时机，发生战争，就无异于让让我们这个怀孕八个月的孕妇与两个村霸打架，一个是老村霸，一个是现在的村霸，这决非智者所为。其实，让大胖儿子生出来，让他受到良好和文明教育，长到十八岁，那时，两个村霸也老得差不多了。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半小时里把日本给灭掉”，在日本，也有人说，他们的核废料也足以造二千枚核弹头。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这样的“硬硬互动”，使擦枪走火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让人们不由得回忆起历史上双方互动的历史阴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除了上面提到的因素，也有一些具体原因，比如朝鲜对日本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也是事实。1998年，朝鲜的大浦洞导弹，就横穿日本领空，现在又发展起核武器，这对日本人的安全确实构成强大的冲击，充满不安全感的日本人要因此而加强自卫力量。但是，我们一些人往往把日本人出于对朝鲜的不安全感而形成的加强自卫的意愿，解读为“军国主义的复活”，因此也造成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产生越来越强的疑虑与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则进一步被日本右翼所利用。于是日本右翼极端势力与民粹之间的新联合再次出现，根据《参考消息》报道，去年日本东京都选举，极右翼只有三十万票，今年猛增到六十万票。多年无法通过的“集权自卫权法案”，在右翼挟持的民意的支持下被顺利通过了。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成为这两年中日关系恶化的最大受益者，他暗中真的高兴起来了。
从历史上看，日本右翼一旦有了民粹基础，在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互动过程中，就会产生越来越强的张力，第二次中日战争就是在日本国内右翼的沙文主义、军国主义与中国的弱国高调民族主义之间的不断强化的互动过程中，走向战争的，现在日本的右翼分子正想利用中日之间的这一互动特点，来破坏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扩大彼此之间的裂痕，石原慎太郎正是抓住一个大好机会，也就是钓鱼岛事件。
中国作为维持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使日本右翼势力决不敢轻举妄动，日本广大国民也不会答应。但是，从历史教训来看，两国之间非理性的“硬硬互动”的不断强化，决非理性的选择。众所周知，在核大战的情况下，是没有胜利者的。即使没有发生核战争与常规战争，彼此之间为备战而进行的恶性军备竞赛也非良策，众所周知，当年苏联正是被冷战时代的军备竞赛拖垮的，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我们应该从二次中日战争的深刻的历史警示中学到一些东西。
我们不怕日本右翼分子兴风作浪，但也不必杯弓蛇影，有人说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这样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国际上，军国主义是有特别的定义，即在外交，教育，媒体等方面以战争目标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制度体制。在日本东京，军车在街道上会向民用车辆让路先行，这样的体制很难想像可以与军国主义体制联系在一起。有人说日本的军费开支很大，以此作为日本搞军国主义图谋的例证，但有关统计指出，日本军费虽然现在是世界老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但军费的45%是人头费，购买新武器的费用只占军费的19%，而且主要是买自己国家造的武器。这些武器成本高，价格昂贵。我们不必做惊弓之鸟。
我们这个民族处于经济发展最迅猛的时期，正如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发育迅速的大孩子，国民心智上有待于进一步成熟，作为一个大国，要完全成熟，可能还需要30年。
从人类历史经验上来看，一个原先经济落后，有过受人欺侮的屈辱经历，后来经济上又突然强大起来的国家，一旦经济出现滑坡，国内矛盾就会突显出来，一旦发生国际上的冲突，就很难避免经由历史悲情而激发起来的高调虚骄的民族主义的膨胀，德国就是例子。
自有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多年来，我们民族国运多灾多难，发展中仍然充满社会不稳定因素，正因为有历史的前车之览，我们希望的是，就是30年内我们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德国就陷入过修昔底德陷阱，日本也陷入了，包括苏联也陷入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理性地反思历史，在要坚定保护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处理好中日关系。要从历史中获得智慧。
如果不能从历史中获得警示，人类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
作者:萧功秦 《同舟共进》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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