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你不知道米勒先生为何许人，那可用不着难为情。1978年，米勒访问中国，由戏剧大师曹禺负责接待。老曹刚刚从文革劫难中缓过一口气，难免懵懵懂懂，坦诚到有些失礼，说：“你是美国作家？我从来没听说过你。”当然，这不能怪曹老，被内外幕网封闭的中国，对外界茫然无知，脸红的不该是布衣百姓吧，虽说曹禺不是一般人。
亚瑟·米勒，犹太人，1915年出生于纽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2005年病逝。媒体喜欢炒作他是梦露第三任丈夫的身份，但他更重要的头衔应该是美国著名剧作家，曾获许多大奖荣誉，被赞为“美国戏剧界的良心”。对中国人来说，他的话剧《萨勒姆的女巫》（原名《炼狱》）、《推销员之死》最为熟悉，八十年代在中国公演，倾倒无数，风靡一时。许多人从中看到了自己曾经的类似苦难与正在被激发的为个人奋斗的热情。但是米勒对此看法有点不同，他不特别在意人们看到了什么，注重的是阐扬某种理念，借以改变世界。所以，他鄙视艺术商业化和庸俗娱乐化。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立场，而是同时代许多文化人的共识。
米勒年少时的理想是做一名有钱有名的歌星。但是灾难和丑恶最容易在与旁类对比中改变人们的思想。欧美在上个世纪最大的灾难是战争和经济危机，它让人们亲身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丑恶腐败与冷酷无情，从而将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理想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使美国出现了一批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左倾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什么新理论，也没有诉诸武力推翻政府的意愿，主要表现为批判现实，揭露资本主义带来的精神崩溃。米勒赶上了那个时代，经历了大萧条使父亲工厂破产，全家生活陷入一落千丈的困境，因此，当有大学生向16岁的他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立刻产生了共鸣，思想自然向左倾斜。他不满流行歌词中尽是男女求欢的内容，偏巧嗓子也倒仓了，因此没有跨入歌坛，转而把目光投向了话剧舞台。米勒曾惊奇地发现，有太多作家的背后都瑟缩着一位失意潦倒的父亲，如福克纳、海明威、惠特曼、契珂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这不像是一种巧合，他不知是幸或不幸也在这个名单中。也许是由于向往共产主义，他偏爱俄国文学，特别推崇托尔斯泰和契珂夫。米勒最初的剧本创作，如《并非歹徒》描写了一个儿子在罢工事件中反对老板父亲的故事；《桀骜不驯》则触及了监狱的黑暗和囚徒们令人担忧的精神状态，医生竭力防止正常人沦为精神病患者，终于无能为力。从中不难看出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那时他年轻，充满激情，在各种思想混战的密执根大学中，经常思索青年学子与政府的疏离对国家前途的影响，激进与保守交织纠缠究竟是美国成长的方式，还是生死的痉挛？年轻时的思考，凝炼为《推销员之死》（49年）。这部堪称二十世纪世界戏剧的经典之作，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充满谎言、投机、贪婪、荒谬、淫乱、自私自利等丑恶现象，用米勒自己的话说“我偏要在那些新头目和洋洋自得的王公面前横陈一具他们的信徒的尸体”。首演当晚，就被人定性为“一枚埋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定时炸弹”。（多年后，米勒写道，“一九四八年我在康涅狄格州写这出戏时，完全没有料到我竟会向一九八三年的中国传递一个复苏个性的信息”，更没有想到让中国观众感动的是“因为我们也想出人头地，富裕起来，获得成功。”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说出这番感想的中国青年，不知是否看懂了作者的本意？）美国舆论还算公正，凭借这部戏，米勒拿下了当年美国戏剧界最重要的三个大奖，一跃成为全球闻名的戏剧作家。
三四十年代，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相当肤浅，连视共产主义为敌的英法等国都曾宣传过“民主是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一类观点，主张在落后地区和国家维持专制政体，防止民主化带来的亲共倾向。人们更多的是在与本身所处环境的对比中，把共产主义美化成了自己理想的影子。光看到了苏联早期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不了解内部的残酷斗争。光看到了美好的言词，而没有在专制氛围中生活的体会。
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国易帜，在朝鲜与美国基本打了个平手后，美国的影响力受到直接威胁时，对共产党渗透的焦虑，让麦卡锡们祭起了专政的神幡。忧虑可以使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事情，焦虑更加刺激偏激让不同的国家政治走向极左或极右。
米勒回忆美国知识阶层的状况，“五十年代初期，只有很少人没对苏联存过幻想，艺术界更是如此。”与此针锋相对，麦卡锡主义也猖獗一时，他们借口清除“不忠诚美国的”异己分子、苏联间谍、共产党和向共党靠拢，甚至同情共党的人，不但在政府机构和军队内部实行清洗，还将迫害行动广泛波及到了文化界。为此目的专门成立的“非美行为调查委员会”大量使用了传讯、解职、软禁、拘押、鼓励告密等手段，制造了大批冤案（知识分子从本质上是不满现状，不断求知的。即使左倾也只是个人情感认识，尤其是美国左翼知识人，并没有对国家彻底失望，并不想颠覆政府，所以实在冤），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当时许多理由十分荒唐，比如在麦卡锡主义最盛的一九五三年，米勒应邀回母校密执根大学，一位女学生告诉他，因为没有住学校宿舍另住在一幢分租的寄宿公寓里，便被人看作必是共产党的证据。有人趁机靠出卖别人做提升自己的垫脚石，一位学生竟自豪地介绍因写文曝光了两位激进学生，他获得了一家报社提供的职位，而那两个学生则面临被开除的境地。许多人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米勒的一个朋友，60多岁的诗人兼电视节目主持人，原本主持一个相当火爆的节目，突然有一天在开播前被通知解聘了，原因是他上了一个会议赞助人的名单，那是一个全球文化人召开的反对冷战争取世界和平的会议。结果他“几乎有一年半时间没迈出家门一步，担惊受怕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不单单是政治上的恐惧，实际上他还亲眼目睹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么淡薄，多么脆弱，这真叫他寒了心。”
在历史的黑暗时期，受打击最大、心灵最痛苦的往往是知识分子。麦卡锡时期也不例外。不过，与好莱坞和其他文化界被投监、开除的许多人相比，米勒还算是幸运的，只是刊登他文章的杂志报刊受到威胁（米勒说，那年月到处充满威胁的气氛），被冻结护照，不许旅行，并接受FBI的剧本审查和“非美行为调查委员会”的质询。米勒不是不发怨言乖乖走进毒气室的犹太人，他没有退缩屈服，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时写出了抨击制造冤案的《炼狱》，讽刺麦卡锡一伙采取的坦白认罪方式“完全按照宗教法庭审判异端分子的方式进行”。后来，他回忆，“每当《炼狱》忽然在某个国家上演，轰动一时，我便几乎可以说出那个国家当时正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局面——它不是警告大家暴政即将来临，就是提醒大家暴政刚刚结束。”（八十年代在上海上演，也有这种意味，当时有观众看后，觉得和文革太像了，简直不敢相信剧本不是出自中国人的手笔。极左和极右其实是孪生兄弟）米勒还与麦卡锡们进行了面对面地交锋，在国会公开拒绝提交一份参加某个会议的名单，绝不出卖任何人以换取自身安全。当时被定为“藐视国会罪”，第二年麦卡锡主义破产后，才由联邦最高法院给予平反。在指控的罪行中有些完全是莫须有的，比如硬说他一九四七年去过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实上他根本没去过，而且那时捷克还不是共产国家（1948年2月事件后，才正式成为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即便坐实，也不能证明他与共产国家有联系。审讯他的人还质问，“你为什么总是把美国写得那么凄凄惨惨？” “为什么不拿出你那极好的才能来反击共产党的阴谋诡计”？要求他当庭作出保证，“今后不要再写一直制造出来的那种调子低沉而悲观的劳什子”（中国人对此一定不陌生，可见强权的共通性）。米勒奇怪，这些原本不该由议员向作家提出的无理要求，当时在场的其他衮衮诸公居然个个神态自若，十分平静。这些自然引起了强烈抵触情绪，但是米勒并没有对美国彻底丧失信心，甚至由衷庆幸出生在美国，“她的缔造者早就预见到权力其实是个白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用规章法则加以约束”。原本对资本主义的愤懑不满，转为对国家体制的衷心庆幸；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心，转为对基本价值观的回归；意识形态的分歧让位于对政治权力的约束，残酷的历史现实是让左倾知识分子转变的重要因素。后来由于麦卡锡越权过度，艾森豪威尔认为麦卡锡的权力已经超过了总统，美国上层也无法忍受，便制止了这次滑向法西斯主义边缘的危险，解除了麦卡锡所担任的“非美行为调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参院还以压倒多数正式谴责麦卡锡“违反参院传统”。
一个黑暗时代结束了，但是经过麦卡锡时代的恐怖专政，和苏联、东欧、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育，美国知识界的左倾思潮日渐沉寂，取而代之的是六十年代更具活力也更具号召力的人权斗士。民主、自由、平等、尊严成为人们更加向往的目标。
米勒自六十年代以来，又创作了不少剧本，但是再没有一部可以像《推销员之死》和《炼狱》那般强烈震撼人心，他的时代，他的巅峰之作，永远成为过去耀人眼目的掠空流星，留在了历史档案的卷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