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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双十协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就停止国共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由国共各派一名代表会同美国特使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共商各项军事问题的解决办法。 1946年1月10日，国共代表张群和周恩来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上签字，并连同上述停战协议交由国民政府主席颁布。该协议规定，为监督停战命令的执行，由周恩来和张群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由国、共、美三方各派一名委员，在北平成立军调部。国民党的代表是政府军委调查统计局局长郑介民，中共代表是中共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美方代表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罗伯逊。
1946年1月13日，叶剑英、郑介民和罗伯逊及各自的随员十余人自重庆飞抵北平。我作为秘书随叶剑英将军同机抵平，住进了北京饭店。叶剑英任命的中共方面的参谋长是罗瑞卿，秘书长是李克农。中共方面在参谋长之下设了几个处：计划执行处，处长宋时轮；交通处，处长耿飚；整军处，处长陈士榘；新闻处，处长黄华；秘书处，处长冯铉；行政处，处长伍云甫。秘书长之下设有秘书、通讯、机要、编译、救济等处。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薛子正、张经武、荣高棠、柯柏年、黄镇等同志也先后担任过中共方面一些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共方面人员部分住在北京饭店，部分住在翠明庄。长驻人员中还有徐冰、张香山、陈叔亮、董越千等同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执行部中共方面人员增至六百人，但远不及国民党和美方人员各达数千人之多。
在北平，中共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叶剑英、罗瑞卿和我们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每天到执行部总部的办公大楼上班。总部设在协和医院主楼内。协和医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大型综合医院，设备先进，是全中国最著名的医院。其建筑宏大典雅，属中西结合的风格。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该医院被华北日军司令部改为日军总指挥部办公大楼。日本投降后未及改为医院，由军事调处执行部作为总部办公楼。
在执行部，我主要负责同国民党和美方的新闻官员联系，向北平中外记者发布新闻和提供有关调处小组的情况，宣传和解释中共对时局的立场和主张，揭露美国帮助国民党大量运送军队到华北、东北准备内战的阴谋。2月28日至3月6日，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和执行部三委员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乘飞机访问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武汉等城市。我作为叶剑英将军的秘书随行。一路上，周副主席同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面谈，传达我党中央的方针和意图。11月，我还曾随叶剑英委员赴沈阳，解决执行部长春分部的领导人选等问题。
叶剑英代表在北平的常驻是中共中央在南京以外的第二个对外窗口。有许多中外朋友来访问叶剑英。我常协助“参座”（我们在内部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学国军这样称呼叶帅）在景山东街丁2号的叶公馆接待他们。
驻北平执行总部中共方面的同志同我党派驻南京的谈判机构——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设在南京梅园新村40号）以及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设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也有些事务性联系。记得1946年8月，中央来电报要我去南京给周恩来同志的办事处带些活动经费，并请马海德顾问陪同前往。有个美国人同行，比较方便。我穿了一件专门缝制的背心，里面缝入了一百个小金锭(每个金锭为二盎司)。我们乘坐执行部的班机先到上海。在上海，去看望了廖梦醒和王安娜等老朋友，然后乘火车到南京。进入梅园新村周公馆后，我把背心脱下来交给主管财务工作的赖祖烈同志。他逐个地掂一下金锭，仔细地数数。突然他说，不对呀。我赶忙上前，想弄个明白。这时他说，怎么多出一锭来了？啊！我说，是生了小金锭了吧？在场的宋平同志和大家都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随后去拜见周副主席，向他汇报北平的情况。
在北平，我们同联合国救济总署和解放区救济总署的官员有较多交往。在他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