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after life 《生命不息》之四

        休战

1918年11月11日

希尔维打开后门：“是你呀，克拉伦斯。布丽奇特出了点小事。她绊了一跤。只扭伤了脚踝，我想。不过可能去不了伦敦庆典了。”

布丽奇特坐在灶台边格洛弗太太专用的高背温莎椅上，小口啜饮白兰地。受伤的脚搁在板凳上，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摔倒的故事。

“我正要走进厨房，只是要进厨房。前面我一直在外面洗衣服，不知道洗它干什么，这天眼看又要下雨了。突然我觉得背上被推了一下，就摔倒了，就疼得不得了。推我的是一双小手。”她补充说，“就像是一双鬼娃的手。”

“哦，是吗？”希尔维说，“这家里可没有鬼，无论是鬼娃还是鬼大人。你看见什么了吗，厄苏拉？当时你在花园里，对吧？”

“嗨，这傻姑娘肯定是自己绊倒的，”格洛弗太太说，“她笨手笨脚，您又不是不知道。总之，”她语气里透着幸灾乐祸，“这下没法儿去伦敦‘带劲’了。”

“就去，”布丽奇特无畏地说，“什么也拦不住我。来，克拉伦斯，你来扶我，我蹦也要蹦到伦敦去。”

黑暗，又是黑暗。

雪

1910年2月11日

“我知道你们肯定要问——小孩取名叫厄苏拉。”格洛弗太太说着，在莫里斯和帕米拉的碗里分别盛了一大勺粥。两人坐在厨房的木桌前。

“厄苏拉。”布丽奇特赞美道，“这个名字好。她喜欢那朵雪花莲吗？”

休战

1918年11月11日

不知为何许多事都似曾相识。希尔维说这叫“即视感”，是意识玩弄的小把戏，而意识又是最神秘不可测的东西。厄苏拉坚信自己记得躺在树下摇篮里的事。“不可能，”希尔维说，“谁都不可能记得那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然而厄苏拉记得。她记得叶子，仿佛风中挥动的绿色巨手。记得摇篮篷檐挂的银色小兔在她面前转圈。希尔维叹息道：“你的想象力真丰富，厄苏拉。”厄苏拉不知这话是不是夸奖，但她确实常感到分不清想象和现实，也常为心中可怕的惧意——某种恐怖的可怕事物——而感到困惑。那是一派黑暗的景观。“别总想这些，”希尔维说，“想想光明的事。”

有时她在别人开口前就知道了他们要说什么，在事情发生前就有了预测——碟子掉在地上，苹果砸向花房——仿佛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许多次。词句不断反复，初次见面的人们看来都很面熟。

“每个人都会时而有奇怪的感觉。”希尔维说，“记住，亲爱的——想光明的事。”

布丽奇特相信厄苏拉的话，她说，厄苏拉“有天眼”。她说，此世与下世之间有一扇门，只有特殊的人才能通过。厄苏拉并不想成为特殊的人。

去年圣诞时，希尔维曾给厄苏拉一只盒子，盒子包装精美，扎有蝴蝶结，看不见里面装了什么。希尔维说：“圣诞快乐，亲爱的。”厄苏拉说：“噢，太好了，是一套放在玩偶之家的餐具。”立即被指责事先偷看了礼物。

“我没看。”事后她在厨房里对布丽奇特坚持道。布丽奇特正用白色王冠形小纸套套住砍掉了双脚的鹅腿尖。（这只鹅让厄苏拉想起村上一个男人，确切说还不是男人，只是个男孩，男孩在康布雷战役中炸掉了双脚。）“我没看，我就是知道。”

       “啊，我明白，”布丽奇特说，“你有第六感。”

正在做梅子布丁的格洛弗太太对此嗤之以鼻。她觉得五感已经太多，再加一个简直要造反。

早晨，他们被关在屋外花园里。“我们就这么庆祝胜利吗？”大家在山毛榉树下躲毛毛雨，帕米拉悻悻地说。只有特里克西兴高采烈。特里克西喜欢花园，喜欢花园里的兔子，虽然狐狸虎视眈眈，部分兔子还是侥幸活了下来，享受着园中蔬菜的好处。战前，乔治•格洛弗曾送给厄苏拉和帕米拉两只幼兔。厄苏拉百般劝说，终于说动帕米拉将它们养在室内，两人将幼兔藏在床头柜抽屉里，从药箱里找了一只眼药水瓶喂食。直到有一天，幼兔跳出抽屉，差点把布丽奇特吓得灵魂出窍。

“木已成舟 。”希尔维被请到抽屉前时这样说，“但你们不能再把兔子养在屋里。你们得请老汤姆给它们造一间兔舍。”

兔舍没能关住兔子。兔子跑出来，进行了愉快的繁殖。老汤姆四处布置了毒药和陷阱，均属徒劳。（“天哪，”某日早晨，希尔维看到窗外草坪上聚众用餐的兔子说，“简直变成澳大利亚了。”）莫里斯在学校里的少年空军备战团学会了射击，常有一搭没一搭地用一杆被休淘汰的卫斯理•理查德猎枪从自己卧室的窗口打兔子，这样消磨了去年整整一个暑假。帕米拉气得往莫里斯的床单上撒了一把他自己储备的痒痒粉（莫里斯一直都在恶作剧商店里选购商品）。很快，莫里斯将此事怪在厄苏拉头上，后者准备背黑锅，但是帕米拉站出来澄清了事实。帕米拉就是这样，对公正公平有着相当的执着。

他们听见隔壁花园里有响动，那是尚未谋面的新邻居，肖克洛斯一家。帕米拉说：“来，我们去偷偷看上一眼。不知她们叫什么名字？”

维妮、戈尔蒂、梅丽、南希和女婴毕阿特丽斯。厄苏拉心中默念，但嘴上什么也没说。在保守秘密方面，她已经像希尔维一样驾轻就熟。

布丽奇特衔住发卡，举手调整帽子。她用纸在帽子上新缝了一捧紫罗兰，专门为了胜利庆典。她身处楼梯顶，嘴中哼唱“凯－凯－凯蒂”，心里想着克拉伦斯。等他们结了婚（最近他改口说“春天就结”，虽然不久前还是“圣诞以前”）她就能离开狐狸角，就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孩子了。

希尔维认为，楼梯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许多人死在楼梯上。希尔维常叮嘱他们切勿在楼梯顶玩耍。
厄苏拉脚步轻悄，偷偷踏着地毯走来。她无声提气，两只手伸出去，仿佛要拦截一辆火车，大力推向布丽奇特的后腰。布丽奇特扭头见是厄苏拉，惊骇得睁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她飞出去，四肢凌乱地翻滚下楼。厄苏拉险些没跟着一起跌下去。

所谓实践造就完美。

“胳膊折了，”费洛维大夫说，“你摔得真不轻呀。”

“她一直都笨手笨脚的。”格洛弗太太说。

        “是有人推了我。”布丽奇特说，脑门上肿着亮紫的瘀青，帽子拿在手里，紫罗兰纸花皱成了团。

“有人？”希尔维说，“谁？谁会把你推下楼，布丽奇特？”她环视厨房众人。“泰迪？”泰迪用手捂住嘴，仿佛要捂住即将奔涌而出的语词。希尔维转向帕米拉：“帕米拉？”

“我？”帕米拉说，她双手合十在胸前，仿佛受了不公的殉难者。希尔维看着布丽奇特，后者将头微微偏向厄苏拉。

“厄苏拉？”希尔维皱起眉头。厄苏拉眼望前方，眼神空洞，准备为自己有意犯下的错接受惩罚。“厄苏拉，”希尔维的语气严厉起来，“你知道这事？”

厄苏拉干了坏事，她把布丽奇特推下了楼梯。如果布丽奇特不幸死去，她等于犯下了谋杀罪。但她知道她必须这么做。巨大的恐惧俘虏了她，让她不得不把布丽奇特推下去。

她跑出去，躲进楼梯下的收纳柜。这是泰迪的秘密基地之一，片刻后，橱门打开，泰迪溜进来，在她身边坐下。“我觉得你没有推布丽奇特。”他边说边用自己温暖的小手握住她的手。

“谢谢你。但我推了。”

“好吧，我还是爱你。”

要不是门铃响起，门厅里一阵慌乱，她也许再也不会从橱柜里走出来。泰迪打开门，向外张望，继而钻回橱里报告说：“妈妈在亲一个男人。她在哭。男人也在哭。”厄苏拉也探出头去，惊讶地回到橱里。“好像是爸爸。”她说。

        和平

1947年2月

厄苏拉谨慎地穿过马路。路上险情莫测——冰封的路面布满高低不平的车辙。人行道的路况更恶劣，积雪被压得敦敦实实，成为一整块脏雪板，更有因学校停课而无事可做的孩子驾驶雪橇在这块丑陋的大雪板上熨过来、熨过去。噢，上帝，厄苏拉心想，我的脾气怎么变得这样坏？似乎战争与和平都不能让我高兴起来。

待终于将钥匙插进临街的家门，她已经累坏了。过去，甚至在伦敦大轰炸时，购物也从未这样艰难过。刀一般的寒风吹皴了她的皮肤，脚趾也冻麻了。好几周温度没有上过零度，比1941年的冬天还要更冷。厄苏拉回忆着未来的日子，试图想起某个同今天一样冰封雪吼的大冷天，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冷，似乎能切实冻裂骨骼和皮肤。昨天在街上，她见两个男人为了开窨井盖竟动用了火焰喷射器似的设备。也许雪再也不会有融化的一天，人类不再享有温煦的天气，也许今天就是二次冰河时代的新开始。战火初歇，寒冰又至。

战争使她对修饰丧失了兴趣，她想这也许反而是好事。她从里到外依次穿着——短袖棉衫、长袖棉衫、长袖套头衫、毛开衫，在这一切之外，罩着二战打响前两年她在彼得•鲁宾逊商场买的冬令大衣，大衣已经破败不堪。下身不用说，自然是肉灰色耐用内裤、厚花格裙、灰色厚羊毛长筒袜。分指手套，连指手套，脖子上是围脖，头上是帽子，脚上是母亲的毛胆皮靴。要是有男人此时起了冲动，要把她剥光，将遇到巨大阻碍。“真能碰上倒不错。”以前做秘书时的同事伊妮德•巴克曾在喝茶时间这样说过。伊妮德自1940年决定跻身伦敦独立大胆的妇女一员，至今一直兢兢业业扮演这一角色。厄苏拉为脑中又闪现这样刻薄的念头而自责了一番。其实伊妮德是个好姑娘，尤其擅长使用打字机制作表格。相反，厄苏拉在秘书学院学习时最不能驾驭这项技艺。她曾报班学过打字和速记，算来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战前一切似乎都可归作古代史（她自己的古代史）。学习期间成绩出人意料地好。办秘书学校的卡夫先生曾说，凭她的速记功力，假以时日甚至能去老贝利 当法庭书记员。要是那样的话，她的生活将完全不同，也许会更好。当然，如今已经无法回去验证了。

她在黑暗中踏着梯级往自己家走。现在她一个人住。梅丽嫁给一个美国空军军官，搬到了纽约州——（“我竟然嫁给了大兵！谁想得到？”）。楼梯的侧壁覆有一层沙土一层油。这是一栋SOHO区的老楼（“该将就时还得将就”，她仿佛听到母亲的声音这样说）。住在楼上的女孩常年有各种先生给她打电话，厄苏拉对天花板上床垫弹簧的吱呀声和穿插其间的古怪人声已经习以为常。然而这个女孩其实很讨人喜欢，每次见面都很欢乐，总是主动问好，且轮到她扫楼梯时从不缺勤。

楼体外观焦黑，带有狄更斯小说中贫民区的氛围，不仅如此，更日渐缺乏修护。反正整个伦敦遍处皆如此。脏乱、阴暗。她记得伍尔芙小姐曾说，“可怜的老伦敦”再不会有干净的日子。（“到处都很破。”）也许她说得没错。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打输了。”吉米来看她时这样说。他穿一身从美国买来的衣服，固然好看，但缺乏正气，闪耀着希望的光芒。她很快原谅了弟弟从新世界带回的这种志得意满，毕竟他参与了一场艰难的战争，正像所有奔赴前线的人。丘吉尔曾说“战争将持久而艰难”。所言不虚。

        这地方只是临时的。她有钱，能租个更好的地方，然而她并不在乎。公寓只有一间房，洗脸池上方开有唯一的窗扇，房内有片热水汀，公用厕所在走廊尽头。厄苏拉怀念在肯辛顿与梅丽合租的老公寓。1941年5月的轰炸后，两人不得不搬走。厄苏拉想起贝西•史密斯唱的那首《仿佛没有窝的狐狸》。不过，她后来又搬回去住了几周，虽然房子已经没有屋顶。房内很冷，但她善于露营。这是在德国少女联盟 学的，虽然这种事在今天这样黑暗的日子里，你已经不会到处去说了。

但是今天有一个惊喜等着她。一件帕米寄来的礼物——那是一只装得满满当当的木箱子，有马铃薯、大葱、洋葱，还有一大棵碧绿的皱叶包心菜（它是美丽的一种），在这些东西上面还放了半打鸡蛋，用休的一顶软毡帽兜着，帽中还垫了棉球。鸡蛋模样可爱，褐色带有斑纹，像天然宝石一样粗糙、珍贵，这里那里还粘有小羽毛。木箱上的卡片写着：狐狸角赠。它像一只寄自红十字会的包裹。但它究竟是怎么寄过来的？火车已经不通，帕米拉肯定又被大雪困在家里。更费解的是，姐姐究竟是如何在“坚硬如铁的地表”下挖出了这么多冬天的蔬菜？

她打开门，在地上发现一张小字条。为了读字条，她不得不戴上眼镜。这是一张毕阿•肖克洛斯留下的字条：来看你，但你不在。会再来。毕阿，×××。厄苏拉为错过毕阿而遗憾，要是能遇上她，那这个下午一定能比在敌托邦 似的伦敦西区东游西逛要过得更美好。仅仅是看一眼包心菜，她的心情就好了不少。但是包心菜——美好的时刻照例有出乎意料的一面——又唤起了一段不快的回忆，关于阿盖尔街地窖里的一小包东西，她于是重又消沉了下去。近来她的情绪总是起伏不定。真是的，她责怪自己，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打起精神来呀！

屋里比屋外更冷。她长了不少冻疮，痛得要命。她的耳朵也冷。她希望自己有一对耳套，或一顶巴拉克拉瓦套头帽，类似泰迪和吉米戴去上学的那种。济慈的《圣阿格尼斯之夜》里有这么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总之提到了“冰冷的头巾和铠甲”之类的东西。以前她每次背这句都觉得天寒地冻。这首长诗厄苏拉在学校时学过，现在已无从回忆，而且说到底，既然连一句都想不完全，又有什么必要回忆全诗？她突然思念起希尔维的大衣。那是一件希尔维不要了的貂皮大衣，仿佛一只友善的大型动物。它现在属于帕米拉了。欧洲胜利日时，其他女人都为举办茶会奔走筹食，在英国大街小巷上跳舞，希尔维则选择了死亡。希尔维在泰迪小时候睡过的床上躺下来，吞了一瓶安眠药。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她留在世上的家人们都很清楚她的目的和动机。狐狸角举办了一场哀痛的追悼茶会。帕米拉指责母亲的逃避是懦夫的行为，厄苏拉对此不能苟同。她认为母亲的行为显示了一种决绝，令人佩服。希尔维作为又一个死于战争的人，为伤亡的统计数字贡献了一份力量。

“你知道吗？”帕米拉说，“我以前跟她吵过，因为她说科学使世界恶化，她说科学无非是一群人消灭另一群人的一系列新途径。现在我觉得，她好像不无道理。”这番话当然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前说的。

厄苏拉往计时器内投入硬币，打燃锐迪安特煤气炉。这台煤气炉很老了，仿佛从上世纪起就投入了使用。传闻说，国内的硬币就快流失殆尽了。厄苏拉不懂大家为何不能把武器熔掉，可以打成犁刀。

她把帕米寄来的箱子清空，将所有东西放在木制的小控水板上，组成一幅穷人家的静物画。蔬菜都很脏，但水管冻住了，要清洗似乎不太可能。就连阿斯科特小茶壶里的水，也冻得结结实实。不过反正煤气太小，就算有水也烧不烫。石头一般的水。她在木箱最下面找到半瓶威士忌。好帕米，总是想得很周到。

        她从桶里舀出一瓢从街上的龙头里接来的水，盛入锅中，放在火上，准备煮几个鸡蛋。炉上只有一圈很小的火苗，发出虚弱的蓝光，煮起来想必旷日持久。煤气炉上贴有小心煤气泄漏的警告——以防火灭后仍有煤气溢出。

毒气致死难道真有这么糟？厄苏拉心想。毒气致死。她想到奥斯威辛，想到特雷布林卡。吉米曾是一名指挥官，他说自己在战争末期出于机缘巧合加入了反坦克步兵团（在吉米身上发生的所有事似乎统统都出于机缘巧合），参与了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行动。厄苏拉坚持要他说出自己的所见。他欲言又止地说了一些，隐瞒了最残酷的部分，即便如此她也要听。一个人必须见证历史。（她似乎听见伍尔芙小姐的声音在自己脑中这样说：即使未来生活安稳，我们也必须记住死去的人。）

大战期间，她曾负责统计伤亡数字。无数死于空袭、死于轰炸的人名流经她的办公桌，被编排、被归档。汹涌的数字已经让她难以承受，集中营的数据——六百万、五千万、无尽的难以计数的亡灵——更是远远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

桶里的水是厄苏拉昨天打的。他们——这个“他们”究竟是谁？六年战事使所有人习惯了服从“他们”的领导，英国成了一条唯命是从的狗——他们在隔街装了一个龙头，厄苏拉就从那个龙头里给自己的水壶和水桶装满了水。排在她前面的女人身穿银灰色及地紫貂大衣，光彩令人艳羡，仍被迫在天寒地冻中提着水桶耐心等待。她看来与SOHO区格格不入，不过谁又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呢？

水井边的女人们。厄苏拉隐约记得耶稣似乎曾与水井边的女人发生过对话。那是一个撒马利亚女人，照例在《圣经》中没有名字。厄苏拉想起她有五个丈夫，却与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人同居。英王詹姆斯一世编译的钦定版《圣经》没有说明那五个丈夫的下落。她想，可能那女人给水井下了毒。

厄苏拉记得布丽奇特曾说自己在爱尔兰做小姑娘的时候，每天都要去井边打水。世界看来并未进步多少。文明轻易就在自身的邪恶面前瓦解。德国人作为世上最有文化、最懂礼貌的民族，却建造了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根-贝尔森。倘若英国具备同等条件，无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但这又是件无法验证的事。伍尔芙小姐对此深信不疑。她曾说——

“喂，”穿紫貂大衣的女人打断了她的思绪，“你知道为什么我家的水管冻上了，而这里的龙头却没有吗？”她说话带着一种切玻璃般清晰干练的上等人口音。

“不知道，”厄苏拉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女人笑了，说：“相信我，我也一样。”厄苏拉刚刚想到同这个女人交朋友或许不错，排在后面的女人抱怨了：“快着点，亲爱的。”穿紫貂大衣的女人闻声提起水桶，动作敏捷麻利，像个务农队员：“我走了，祝你好运。”

她打开无线电。这段时间收不到BBC三台了。信号与天气作战，最终败北。走运时能收到家庭台或娱乐台，但电波干扰相当剧烈。她需要声音，需要往昔生活中业已熟悉的事物。吉米离开时留下了他的老留声机。她自己的在肯辛顿弄丢了，同时遗失的还有她收集的大部分唱片。只奇迹般地保全了几张，现在她拿起其中一张，放入留声机。贝西•史密斯唱道：“不如死了好，埋进土里不烦恼。”厄苏拉笑了。她聆听老唱片刮擦唱针的咝咝声，也许她和贝西•史密斯的想法一致。

她看了一眼钟。那是希尔维的小马车金钟。葬礼后她将钟带回了家。钟上说现在才四点。日子过得多么缓慢。她不耐烦起来，干脆关了新闻。听不听有什么关系？

       为了有事做，她在牛津街和摄政街逛了一下午——完全为了离开那个修道院宿舍般的小单间。街上的商店昏暗压抑。斯旺与埃德加百货里点着煤油灯，高档商场塞尔弗里奇点起了蜡烛。人们的脸都显得疲惫黯淡，仿佛弗朗西斯科•戈雅 的画中人。店里什么也买不到，反正她想买的一样也没有，又或者终于有了一样，比如一对看起来相当舒适美观的镶毛小皮靴，价钱又贵得离谱（要15基尼 ！），真令人沮丧。“还不如打仗的时候。”同事福塞特小姐这样说。因为她马上要结婚，办公室同事把钱凑在一起，给她买了样毫无创意的礼物：一只花瓶。厄苏拉想再买一件更特别、更有针对性的东西，却想不出买什么好。她一度期望在伦敦西区的百货里能找到灵感。最终却没有找到。

她进里昂茶屋喝了杯淡茶，布丽奇特一定会说它像“饮羊的水”。她还吃了块除了管饱没有其他作用的茶糕。茶糕里只数出两颗坚硬无比的葡萄干。茶糕上只涂了一抹薄薄的人造黄油。但她努力想象自己在吃了不起的美味——一块甘美醇浓的奶油千层酥 ，或一片多伯斯蛋糕 。她又想，德国人目前恐怕也吃不到什么好甜点了。

她喃喃自语着黑森林蛋糕 ，竟说出声来（多么独特的名字，多么不凡的蛋糕），不慎引起隔桌一个女人的注意，对方正面无表情解决一个上面凝了奶油的面包卷。“你是难民？”她问厄苏拉，语气中出人意料地带有同情。

“差不多吧。”厄苏拉说。

等待鸡蛋煮熟的过程中——水才刚热了一点——她开始翻检自从离开肯辛顿后就没有动过的书。她找到一本伊兹送给她的但丁作品集，套有精美红色真皮封面，内页已发霉褪色，一本多恩 （她的最爱）。一本T.S.艾略特的《荒原》（极为罕见的第一版，是从伊兹处偷拿的），一本《莎士比亚选集》，她喜欢的玄学派诗歌。箱底还找到一本上学时学校发的济慈，书上写着：赠予表现优秀的厄苏拉•托德。她突然觉得这句话很适合做墓志铭。她翻着许久无人问津的内页，找到了那首《圣阿格尼斯之夜》。

啊，多么冷峭！

夜枭的羽毛虽厚，也深感严寒；

兔儿颤抖着瘸过冰地的草，

羊栏里的绵羊都噤若寒蝉。

她出声地念着。词句让她发抖。应该念一些暖和的东西。比如济慈和他的蜜蜂。因为夏季早填满它们的黏巢。济慈应该死在英国的土地上。应该在夏季午后，在英国的一个花园里长眠。就像休一样。

她边吃鸡蛋边读一份昨天的《泰晤士报》。这是霍布斯先生在发报室给她的，他自己读完就会给她，这是他们之间建立的协议。近来报纸版面缩水，不知为何看上去有些滑稽，就好像上面的新闻也不怎么重要了。不过，想来确实如此。

       窗外飘着肥皂泡一般灰蒙蒙的雪。她想起柯尔一家的波兰族人——升起在奥斯威辛上空，仿佛火山灰般铺天盖地、遮天蔽日，撒向世界各地。可如今虽然大家都了解了集中营和诸如此类的种种暴行，反犹太情绪却仍然普遍。昨天她就听到有人被鄙夷地称为“犹太佬”，而当安德鲁斯小姐决定不为福塞特小姐的结婚礼物出资时，伊妮德•巴克曾开玩笑说，她是“典型的犹太人”。仿佛这种程度的冒犯算不得什么。

近来办公室日渐无趣，甚至有些惹人烦闷——很可能是严寒和营养匮乏所引起的疲劳造成的。工作本身也毫无趣味，没完没了的统计数字等待被汇总、整合、归档——她想，这肯定是为了将来的历史学家能够细细察看。莫里斯会说他们还在“给房子做大扫除”，仿佛死伤人数与垃圾无异，应被清理、被遗忘。民防工程已暂停一年半有余，然而科层制度的琐碎低效致使她到今天还在处理收尾工作。上帝（或说政府）的磨盘，委实转动得缓慢至极 。

鸡蛋很好吃，仿佛那天早上刚下的一般，新鲜极了。她找出一张（与克莱顿一起）去布赖顿时买的画有皇家穹顶宫的旧明信片，她还没有用过它。她在上面写了对帕米的感谢之辞——真棒！像红十字会包裹！——将它支在壁炉台上希尔维的马车金钟旁边。另一边立着泰迪的相片。一张泰迪与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机组人员的合照。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们坐在式样各异的老式扶手椅里休息。照片记录了永远不会老去的青春。小狗“幸运儿”像船头的破浪神般，骄傲地蹲在泰迪膝头。要是幸运儿还在该多好。相框上靠着一枚泰迪的十字勋章。厄苏拉自己也有一枚，但她并不重视。

她将把明信片混在明天下午的办公室邮件中寄出。她估计最终寄到狐狸角需要好长时间。

五点了。她把盘子放进水池，加入其他待洗盘子的队伍中去。漫天的骨灰已经转为黑暗中的暴风雪，她勉强拉了拉薄如蝉翼的棉布窗帘，好遮蔽外面的景色。窗帘在轨道上卡得毫无希望，为了不把整匹窗帘拉下来，她只好放弃。窗户老化了，无法关死，刺骨的空气从缝隙钻进来。

忽然又停了电。她在壁炉台上摸索蜡烛。境况还能更恶劣吗？厄苏拉拿起蜡烛和威士忌，走向卧床，和衣钻进被窝。她累极了。

锐迪安特煤气炉上的小火苗抖了抖，令人心里一紧。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 并没有那么惨。比这更不堪的死法还有很多。比如奥斯威辛，比如特雷布林卡，比如泰迪随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坠入火海。饮酒是唯一止泪的方法。好帕米。锐迪安特煤气炉上的火苗颤抖着熄灭了。引火器也灭了。她不知煤气什么时候会泄漏。不知气味是否会将自己惊醒，不知自己是否会起身重新把火打燃。她没想到自己会像一只狐狸一般，冻死在窝里。帕米会看到明信片的，她会明白自己心中的感激。厄苏拉闭上眼睛。她觉得自己已经一百多年没睡过觉，已经非常非常累了。

黑暗笼罩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