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我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当编辑记者zt

　

　

　

我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当编辑记者

　

田野

　

我原名叫田英魁，爱上摄影这门艺术，是1930年在北京大学参加北大摄影研究会,在刘半农教授和吴郁周先生指导下，开始边学习边实践。到1935年至1937年春，可说是我摄影生涯中的黄金时代。作品不断出现在全国著名的画报上，如北平的《世界画报》、《北晨画刊》，上海的《良友》画报、《时代》画报，天津的《北洋画报》等。据现在能够查到的也就是不完全统计，共发表照片117幅。但就我的职业性质说，基本上是一个业余摄影艺术爱好者。我于1936年暑假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真正称得上固定职业者．还是抗战把我推到革命队伍以后的事。我于1937年12月在山西参加八路军115师，后被转送到延安抗大军事队学习，并光荣地成为共产党员，在1938年八一建军节的光辉日子，举行了毕业典礼，被分配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
我到宣传部报到时，被引到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办公室。初次见党的高级领导，王主任对我是那样谦诚地表示欢迎，亲切地教导，最后还在我的纪念册上签名题词：“做一个优秀的战地记者”。这对一个刚踏进革命工作门槛的人是多么大的慰藉和鼓励啊！
我先是在如今名诗人、书法家当时任宣传科长的魏传统同志领导下工作。同年10月，萧向荣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决定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的筹备工作。他一上任就把我调去帮他筹备出版杂志，后任命我为杂志的编辑兼秘书，他兼杂志的主编。编委由五人组成，毛泽东主席亲任编委，其他四人为王稼样、萧劲光、郭化若和萧向荣。毛泽东主席还亲笔写了创刊号的《发刊词》。杂志社人员很少，实际动手审稿编辑的只有萧向荣和我二人。具体分工是：主要军事政论稿件，统由萧向荣同志负责审定修改，我负责战地通讯、报告文学等作品和图片的审编，以及所有编排等技术性工作。全部稿件编成后，由萧向荣同志签发付印。1939年l月，《八路军军政杂志》月刊正式创刊，白报纸24开本，每期约十余万字，在当时可称得上精印正规期刊，从未脱期，国内外、军内外公开发行。
刊物的稿件非常充足，因筹备期间，中央军委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的名义给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指挥员发出了决定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的通知，要求他们撰写稿件，并组织战地记者写稿；同时杂志杜以总政治部名义组织“前线记者团”，共2O人，分4个组，于1938年12月派赴华北4个敌后根据地，进行采访并组织稿件。杂志的主要撰稿者多为党中央负责同志和八路军新四军著名将领和战地记者、著名作家。我粗略统计一下，先后出版的39期中，毛泽东主席除《发刊词》外，还有《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等共9篇，周恩来副主席有《中国抗战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l篇，朱德总司令有《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等8篇，彭德怀副总司令有《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3篇，以及包括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高级部队领导在内等76人，共撰稿227篇。郭化若写的《孙子兵法初步研究》、《孔明兵法之一斑》、《赤壁之役》等古代兵家论述．亦颇为新颖，引人兴趣。通讯栏共发表萧三、刘白羽、康濯、雷加等数十人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诗歌等作品共119篇。
由我负责选编的摄影图片部分，开始是不定期偶尔插用，自第九期起，则每期固定在首页刊载一面二页相连的军事摄影图片，总共刊登各抗日根据地军事新闻图片28组。其中尤以《抗战史上的辉煌伟绩——平型关回忆》（6幅），《战斗中的120师》(6福)，《八路军百团大战战绩之三——在晋察冀北线》(6幅)，《八路军129师战斗在太行山》（7幅），《八路军的将领在前线》（5幅）等5组照片，格外引人瞩目。总共发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照片169幅。
那么，要问出版这本杂志有什么意义和影响呢？毛泽东主席在《发刊词》中写道：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是为了提高八路军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抗日人民的心目中威望是很高的。八路军出师首战平型关，歼敌所谓“王牌军”不可一世的板垣师团3000余人，继战阳明堡，烧毁敌飞机20余架，歼敌一个营兵力。“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旗开得胜，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全国抗敌军民为之振奋，荡涤了压在人民心头恐日悲观的阴云愁雾，这就需要把八路军的抗战经脸加以总结和宣传，所以杂志的出版是必要而且及时的。在军内外、国内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军内受到各级指挥员广泛欢迎，营以上干部人手一册。抗战友军争先来函订阅，收不到的急于要求补发。大后方的机关、团体、报刊、学校、图书馆纷纷来信函要求订购、赠送或交换，个人订阅者近千人，还有的书店要求寄纸型代行印售。国外如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南洋槟榔屿《现代周刊》等，成为交换的常户。到1942年，日寇以重兵转到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封锁交通；国民党反动派与日伪呼应，掀起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封锁围困，使杂志的发行陷于困境，不得已于1942年3月出版最后一期，宣布停刊。
有一个在我心里光耀闪闪，永不磨灭的形象，必须记述。在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我手持萧向荣部长开的介绍信，走上延安北门外西山的一排窑洞。当我把信交给一个警卫兵并说明来意，警卫兵送进一个窑洞，很快出来说叫我进去。我正准备按着革命军人晋见首长的礼节在门口先喊“报告！”听到回音再举手行军礼进门。万没料到，我所要晋见的尊敬的周恩来副主席却一步跨出门外，和颜悦色，和我握手把我迎进门。我坐在他对面，像叙家常似的，问我的学历，问我的工作情况。他插话说：“党欢迎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这时我想：中央高级首长竟这样平易近人呀！周副主席从三屉桌的抽屉取出一个报纸包，摊开2O多张4寸和6寸新四军的照片，这就是萧向荣同志开信叫我来取的照片。由于照片上的人我都不认识，他不厌其烦地给我－一介绍。我不由得歉意似地说了一句：“我是个新兵。也没有工作经验。”周副主席却笑了，开导似地对我说：“新兵么，过两年可不就成了老兵吗？经验是一点一滴在工作实践中积累的，没有什么神秘。”又问起《八路军军政杂志》的编辑印刷发行情况。我在汇报中着重说了印刷设备简陋，没有图片制版条件。周副主席语气肃然地说：“条件是逐步创造的，今天没有，来日会有，事在人为嘛。目前急需的图片制版，可带到西安委托办事处帮助解决。”最后他特别嘱咐我：“要挑选一些好的、生动的战地通讯稿子给《新华日报》，大后方广大人民在关心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生活，欢迎他们的胜利消息！”周副主席，是被人尊敬爱戴的伟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尤其在我向他告别时他那句语重心长的话：“人在青年，正是发挥能量、开创事业的好时候。”成为我在工作中战胜困难、奋发图强的动力。我把挑选战地通讯稿件寄《新华日报》列为经常性的工作任务。
我白天编辑或外出采访，晚上的时间对我就极为珍贵。万籁俱寂时，我常在荧荧的油灯光下，伏案奋笔，写呀写的，常到午夜。不时撕片废纸卷上干烟叶屑点燃吸两口，驱散困扰眼睛的睡意继续写。虽然清苦，而我却乐在其中。在这段时间，共写通讯、散文、报告文学作品50多篇，都署名田野，刊登于延安的《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部队生活》报、《中国工人》和重庆的《新华日报》、《妇女生活》等报刊。另外我翻译英文《莫斯科新闻》周报的苏军战斗英雄故事、报告文学10余篇，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和《解放日报》。记得我译一篇苏联名作家列夫·斯拉温写的《希特勒兵士们的话》，《解放日报》刊登时，特请华君武同志作漫画插图4幅，妙笔生趣，相得益彰。1983年丁玲主持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选我的作品两篇，一在报告文学卷为《八路军军医院》，一在散文卷为《军邮在敌后》。同年，中国报刊史研究室出版的《抗战烽火录——新华日报通讯选》，选录我写的《李延禄军长会见记》、《怒吼的胶东》两篇。
我自从参加革命队伍，经历天翻地覆的伟大时代，时时悔恨自己没有相机，不能把许多发生在眼前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深以为憾，只有在1938年9月至1939年5月短短的8个月时间，借得朋友的一架“禄来福来”相机，在延安进行过几次摄影活动。一次是1938年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时，9月8日，一部分代表会集到南门外迎接南方来的代表，我去采访，把极为热烈而亲切动人的场面，摄入镜头，还拍了在场的部队高级将领和中央领导同志单人照，并请他们签名留念。现在仍保存在我的纪念册中的签名附照片者有朱德、萧劲光、萧克、徐海东、项英、林伯渠、徐特立等同志。10月的一天上午，我背着相机步入延安北门，正遇见朱德总司令骑着自行车悠然前行。我觉得机会难得，便急跑几步迎上前去，经他同意，拍下这幅《朱总司令在延安》的骑自行车照片，情态自然生动，活现出朱老总笃诚和蔼的神貌。1939年春还拍摄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上山开荒的红火热烈场景；相继拍摄了八路军军医院开院典礼活动．现仅留王稼祥与八路军总参谋长滕代远、总局财务部长张令彬、院长苏井观等人在医院门前合影一张小片，却成了珍贵史料被翻版展出……。
在记忆中的人和事，已经遥远、遥远；但又永远在我的眼前，永远年轻，永远活着！


转自《摄影文史》1995年第二期（总第2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