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严济慈（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字慕光，浙江东阳人。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严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没有(也不能)去追悼行礼，没有(也不能)献上一支告别的白花。但是，我相信，严先生还是记得我的，也不会太怪罪我。我一生中的几件事证明了这一点。这正是我应当写下的几件事的动机，无论它是否有公开发表的机会。
我认识严先生一生的后三十六年，从1958到1996。但我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多年之交。严先生长我三十六岁，是师辈。我拜访严先生的频度，平均不多于每年两次，总数不超过七十二次。我也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弟子，因我没有随严先生作过他的光学和光谱学研究。最多，我只能算是严先生的助教。我给严先生当过两小时的助教。那是在1958年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刚开办。从教授到助教都来自中国科学院，大都没有教学经验。只有严先生二十年代在（南）京沪的几所大学里教过几年书。他决定作一次教学示范，以飨同仁。内容是电磁感应。除了学生，物理教师也都参加了，听众有五百人以上。我当时是科大的物理助教，但并不是严先生的助教。严先生要我为他的示范教学课服一次务。他交待给我的助教任务好像是二十年代法国式的。教授只讲而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助教要随着教授的讲授不断地跑上跑下讲台，去写公式，擦黑板，摆弄演示法拉第效应的仪器。两小时的助教，体力与脑力并用，很累。
其后，我再没有为严先生助过教.那样的助教方式也没有在科大流行开。严先生后来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大副校长。我则一直是个助教。不应当期望严先生会记得我。不过，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有了严先生的帮助。严先生似乎一直在关注着我。
第一次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虽然风暴尚未正式到来，但预演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和中央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全由具有良好阶级成分的人，或改造好的人构成。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科大共有一百多人因此要迁出。我是一个内控的专政对象，对水晶城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杂质”，故也需迁出北京。四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市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不一定永远离开北京，但永远离开物理学是一定的。同我类似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京它去。我也准备走了。在那个年代，违抗调令是绝不可能的，特别是“杂质”们。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
奇迹源于严先生。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的抽印本，并迅速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把这样水平的年轻人调走？虽然严先生当时是科大副校长，但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不过问的，因该事务全由党委负责。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杂质”物理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逆”言，在水晶城时代中，是极其罕见的。严先生据理力陈之后，刘达命人事部门暂时收回成命。我，以及同我有类似情况的人的调令，没有执行。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对我一生的事业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关键点。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事过之后，严先生把抽印本又都还给我，说：“放在我这里浪费, 以后也许还会有用。”事实上，水晶是严先生最有研究的光学材料之一。后来，在一次论及激光用的红宝石时，严先生似乎漫不经心地说：“有了杂质，水晶才会变成宝石”。这就是1960年代的科大。
时间又过了十三年，1978年。暴风雨过了，但天并未放晴。我当时已转向天体物理。虽然论文抽印本更多了一些，在科大的位置也已稳定，但不能奢求更大的发展，“内控”的影子还在。比如，我和我的同事的文章虽已被国外同行（包括Nature上）引用和评论过，但一条不成文的诫律是“不与外国联系”，以防惹上“里通外国”的麻烦。那就不再是一般的杂质问题了。科大的不少同事中，一句流行的谶言是：“别想着不倒霉”。然而，那年暑假过后，突然来了一件确实是不倒霉的事。我收到德国同事的邀请参加在慕尼黑召开的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同时，科学院也来通知要我及北京天文台的两个同事（邹振隆，沈良照）去参加这个会议，由我负责带队。那是中国天文界自1949年来的第一次非官式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
很快知道，这件事的“幕后”是严先生。那年夏天，严先生参加科学院的代表团访问西德(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访西德的科学院代表团，由方毅院长带队)。在慕尼黑时，严先生得知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将在1978年底召开后，当即设法与德方及方毅院长安排了我去参加会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今天是极普通的事。但在1978年，即使是非官式的会议参加者，也必须得到国家主席华国锋的圈定才行。
其实，令我惊疑倒不是华国锋那个圈，而是严先生何以清楚地知道我的研究细节。文化大革命中，我很少找严先生。更未向严先生说起过“相对论天体物理”。因为，在七十年代中国，相对论的名声很坏，我和科大的天体物理同事的宇宙学研究遇到过很多政治麻烦。我们不愿意再把这些麻烦去麻烦严老。原来，严先生一直是我们的研究的一个暗暗的守护者。凡我发表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上的文章，他都看过。一遇机会，就想到了我们。后来，凡在中国从事(或从事过)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的人，包括我们的学生，大都访问过慕尼黑的马普天体物理研究所。八十年代开始，中(科院)-德(马普)天体物理讨论会每隔两年一次，轮流在中国和德国举行，直到今年(2000)。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严先生当年的守护和初始的推动。
我再一次得到严先生守护是在1985年，那是一次更大的麻烦。
事情始于1985年11月初。我去北京参加物理学会主办的尼-玻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北大学生要求我讲一讲“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演讲中，我提到一桩已在物理学会上公开的故事：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要去美国参加同步加速辐射学术会议，尽管他不是物理学家。这引起学生的哄笑。却惹恼了当时中央No.4领导人胡乔木，因为他的夫人（谷雨）与此事有关。回到科大，管惟炎告我，他已顶回了谷雨的指责，但仍难免一遭惩戒了。12月6到13日，安徽省委一连三次找我训话。
12月19日，严先生要我去北京，到他家接受训话。这有一点奇怪，严先生在北京东单后椅子胡同的家，我去过多次。似乎不是个正式训话的地方。这次一去，果然不同，除了严先生，还有科学院的一个秘书在场作记录。严先生一脸怒气。连续训话47分钟，因为非同寻常，所有的话我是极仔细地听了。其要点是：
1. 你为什么要对学生讲那些话? 不合时宜，谁要你去多管那些事。
2. 你以为就你聪明，能看到赵紫阳和《人民日报》分不清地动说和地圆说的错误，谁不知道那是错的，还要等你去说那是笑话。
3. 好好作你的物理研究，少去逞强，废话。
这是我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严先生如此的厉色正言。
训话停止之后，秘书走了。
对严先生的批评，当然不觉舒服，不过，我也不想解释和分辨。我也准备告辞回家吃午饭。然而，不等我告辞，严先生却向我说：
“陪我去喝酒！”
这才是那天真正让我感到的突然袭击。第一，我从来不在严先生家用餐：第二，我根本不会喝酒。但来不及分说，我就被严先生拉到饭厅。原来，酒菜已经摆下了。只有两个座位，严先生和我。席间的气氛和话题，似乎一个小时前的事完全不存在。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午餐之一，尽管我仍然是没有喝酒。这我才明白，为什么严老不在科学院的办公室训话。
两天以后，12月21日，中央No.5领导人胡启立在中南海召见我。大意是说，对我的警报解除了。还提到严老和我的谈话（当然是根据那秘书的记录，不包括秘书走了以后）。
这种警报当然也不是严先生解除的了的。严先生当了人大副委员长后，有一次在他家里半认真地问我：“你看这副委员长怎么当 ？”我没有答，也不会答。严先生多半并不真正要我答，而是自问。也许他又想起了那次警报和训话。然而，有一点我清楚，警报从来不是严先生看重的事，真正看重的只是“好好做你的研究”。所以，如今在宇宙的另一端的严先生，绝不会怪罪我所缺的一束鲜花，而是会厉色问我：“这几年有多少抽印本了，拿来看看！”我会告诉严先生，现在物理界已经不用抽印本了。而是贴在Web page 上。我想，当他看了我的Web page后，也许会再说一遍“汝子尚可教”，再加一句：“陪我去喝酒！”
2000年11月5日 Tucson, Arizona
华夏文摘 第一一二○期(cm1209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