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中国经济的增速会下滑到那一步？对状况的举措是否到位？2月14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会”上，经济专家们给出了自己的质疑和问题：
5。北师大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要反思“主导产业”的概念 如何提高竞争力
今天下午很多发言的专家都形成了一个共识：制定新的“十三五”规划的时候要反对碎片化，不是让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各自为政，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要让“十三五”规划和历届规划有所不同，把这个思路扩展下去是一个关键。
实际上，反对碎片化，破除一些观念很重要。经济学上一些旧的概念还在不停的影响着很多第一线工作的人士或者说是领导干部。我们都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接受了经济学，“主导产业”就是个根深蒂固的感念。我觉得，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这是正确的。中国现在今非昔比，经济规模很大了，经济体系产业多元化了，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产业的边界也模糊了。我们不能再强调“主导产业”。
有个说法是，要通过加工业来提高本地的附加值。我觉得一般也正确。但是，澳大利亚那么多铁矿，为什么不搞钢铁厂而出口原材料？如果我们的原材料能够真正的出口，具有国际竞争力。例如新疆产高质量的棉花，报道说新疆政府正要限制当地的棉花加工厂，因为高加工厂事实上有损于可以出口的原材料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加工过后的产品反而没了竞争力。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原材料都不可以搞加工业，例如，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葡萄，葡萄不可以远距离运输，只好当地加工，所以智利、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都有自己的葡萄酒。这跟铁矿石、棉花不一样。
6。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 提升居民消费率并非越快越好
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我们刚刚发布了第三次经济普查调整之后的数据，第三产业的占比从2012年开始已超过第二产业，到2014年已超过5.6%，所以第三产业的结构是上升的。同时从2014年的工业来看，高技术产业的增幅超过4%，所以产业结构在转变。
二是需求结构的转变。我们知道，2007年中国的净出口需求占GDP的比重8.8%，最近这些年已经降到2%左右，这是外需的占比。最近几年最终消费支出的占比，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的占比也在上升，所以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三是区域结构变化。从2007年之后，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东部，所以区域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四是收入分配结构变化。我们看宏观经济格局，居民收入占比在上升，不是在下降，以前一直是回落的，这几年在上升，这是收入分配结构。还有就是城乡的收入结构，这几年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最近几年也是一直在缩小，这个问题也在变化和改善。
“十三五”期间要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同时要注重结构调整的均衡性、科学性和现实性。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最终消费率偏低，居民收入占比偏低，这是我国目前结构问题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实际情况，需要深化结构调整，继续提高第三产业占比和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我认为，第三产业的比重也不是提升得越快越好，居民消费率也不是提升得越快越好，经济结构调整也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结构调整更加稳固，才能可持续。
7。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 建议弱化经济增长目标 不要为高目标而不惜污染环境
关于经济增长潜力，刚才徐林司长说不同学者的估计在6%到8%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但是其实所有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说为了能实现这样的潜力，不管这个潜力是6%还是8%都需要深化改革，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学者不同意的，所以都这样说。
问题是假如说我们做到了各种各样深化改革的措施，如果说我们预测增长潜力是7.5%，如果达不到怎么办？我们努力的去完善制度，努力的做了各种各样的事，但那个7.5%达不到怎么办？当然我们可以拼命的投资，在短期内拉动增长，不管环境污染了，只要把成本降到最低，让企业不承担任何环境污染的成本。其实这两个都不是我们想要的，至少让企业去拼命污染环境，虽然竞争力强了，增长目标7.5%达到了，又怎么样。
具体讲到投资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如果投资多了，自然消费就会下来，假如达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7.5%，投资率高了，自然消费力就低了。我们经济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经济增长的目的是说就为了达到增长率，要在多少年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但是这个收入水平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这个我们要不要？这是一个问题。
即使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不考虑消费，我们管他老百姓，反正我们国力增强了，可以在全世界民族之林里面感到很自豪，尽管老百姓消费不够，这也可以是一个目标。如果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就是这个，也不一定能达到，因为投资太多了，可能效率受到了影响。投资太多了，可能带来杠杆率的增加，风险增大了。投资对效率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这就要看实证的结果。我们做了很多实证的分析，就发现我们过去，至少2008年之后，之所以能达到比较高的投资率，是因为我们的投资结构改变了。如果你要让市场来决定投资率的话，肯定不是48%，肯定是更低的。之所以我们达到了48.6%的投资率，是因为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在投资结构里面，我们2008年之后产生了什么变化？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把投资分成两块，一块是机械设备，另一块是建筑安装。在2007年的时候，建筑安装占的比重是58%，到了去年变成了70%。建筑安装都是谁做的呢？企业做的，可是大量的建筑安装不是企业做的。再看这个图的进一步分析，看这样一个投资结构的变化对效率的影响，我们算了一下各个省份，从1978年到现在，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看这些全要素生产率跟什么因素有关，通常包含的因素都在里面了，比如政府规模的大小，国有企业占的比重，城镇化的程度，对外开放的程度。我们再加了一个投资的比例，我们发现，在这样一个回归中，从1978年早现在各省全要素增长率的回归中，投资率的系数是负的。就是说，投资越多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慢是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把投资分成两类，一类是机器设备，一类是建筑安装。我们就发现机器设备的投资对全要素增长率增长是正相关的，而建筑安装的投资跟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是负相关的。
所以，我们定一个很高的目标，未了达到不惜环境污染，这不行，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投资来达到。而这个投资，又不可能是通过市场投资来达到，只能通过政府的主导才能达到，而我们刚才看到通过政府主导达到的结果对效率的改善是有负面影响的。因此，我们定这个十三五规划，能不能对于增长目标的规划弱化一点？因为如果我们达不到定的目标，我们的政府就会拼命地踮着脚向上够，这个过程就有很多的成本，有低效率，甚至有很多风险。如果我们把目标定得稍微低一点，我们可以超过这个目标，如果市场主体的活动使得我们超过目标皆大欢喜，如果我们能够不需要再踮着脚向上够就能达到这个目标，这也是皆大欢喜。千万不要定一个目标只有踮着脚才能够得着，踮着脚才能够得到的目标会带来很多风险。我们的规划如果能弱化一点，来强化深化改革的目标，强化完善体制的目标，强调收入分配的目标，强调就业的目标，可能这样的一个规划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是更好的。
8。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高铁走出去 要靠文明经商
中国经过30年的建设，的确有了走出去的基础，像3.8万亿的外汇储备，咱们的产业基础，高铁也好，工程机械行业也好，农业也好，都有这个产业基础了，确实现在走出去是个时候，而且走出去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也很重要。
问题在于咱们有这个基础，现在怎么走出去？高铁走出去大家注意到了，最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争论，认为高铁就是要赚钱，不赚钱你走出去赔本赚吆喝没意义。另一种观点是坚决反对，认为高铁不能单纯考虑盈利，要综合考虑，因为还有很大的外部性，中国要通过这个东西走向世界领导的大国。
两种观点都有对的地方。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咱们的实践，咱们的很多制度，很多理念和这个不相适应。我想讲盈利的问题，高铁要不要盈利，也许现在开始就要必须盈利有点困难。但不讲盈利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是政府行为的安排，操作都是这个办法。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高铁走出去，咱们投标的时候210公里，比北京到天津的距离还要长100公里，咱们的投标比建天津和北京高铁投标的金额还要低，是不是赔本赚吆喝，我觉得需要考虑。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种文明经商的考虑，我这个投资是多少，我实打实讲出来。我可以让多少利，我也讲出来，你政府应该花多少钱来支持，也应该讲出来，讲到明处。事实上，现在世界上的高铁只有日本的新干线是盈利的，法国的高铁去年大概花费300多亿欧元，政府补贴了150亿。咱们要不要？但咱们就是这么个安排的，我看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主张这么干的人，现在的目标就是世界高铁，什么叫全球高铁？从北京到伦敦要修南线北线，北线从莫斯科过柏林到伦敦，南线是走巴尔干，到柏林，再到伦敦。还有一条美中线，从北京过海参崴，然后到加拿大，到美国。从中线的终点，比如说安卡拉，修一条支线，过苏伊士运河，到非洲，然后到开普敦，这是现在的设想。虽然这是一个设想，但是很多人真的就在瞄准这个目标去做。设想是一回事，实现是另一回事，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不是一回事。你上天到火星完全可以实现，但是这个东西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各种各样的矛盾，你怎么实现？大家要考虑这样的问题。现在国内高铁修了很多，1.6万公里，现在各个地方都在争高铁。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政府管投资不管盈利。就高铁一项，现在铁路总公司的负债是4万亿，这样下去，负债会是多少？我们太强调投资拉动，政府主导。这样不行，如果这样下去，我看下一步确实离金融危机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