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掺和一下关于饿死三千万的争论:三年灾害饿死人是毛的成功而不是失误造成的

也掺和一下关于饿死三千万的争论:三年灾害饿死人是毛的成功而不是失误造成的

关于饿死三千万说法的几个观点:

1, 虽然毛泽东在中国的成就和贡献近乎神一般，但他仍然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要求毛不犯错误正是把他当神的做法。

2，用谷歌看一下世界地貌图就不难明白，中国的自然环境是极差的，可居住地和可耕地可灌溉地极少（比印度都少很多。而民主自由的印度至今没解决饿死人问题，每年光5岁以下儿童就有近两百万饿死）。喜马拉雅山导致中国的气候恶劣，干旱缺雨水，常常有自然灾害。中国近几百年来已经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农村都早已比欧洲城市人口密度大，中国的人口早已达到土地所能承受的极限。这使得历史上中国一直在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边缘挣扎。近千年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饿死人的饥荒史，解放前城市或农村路边看到路倒（饿死的人）是家常便饭的。

3，毛的前十年治国是极其成功的。有多成功？他让中国人不那么轻易饿死病死了。导致中国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短短几年急速下降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可以说是奇迹，没有一个发展中大国做到）。这一大成功使得中国人口短短十年暴增了百分之二十多。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经历绿色革命，粮食产量早已到极限，根本养不起那么多人（所以才过分征粮）。即使没有大跃进，没有大食堂大锅饭，中国依然极可能饿死人。

4，大跃进期间共产党政策是有误，但这不是造成饥荒的原因。因为一个正常国家系统是容许犯这种错误而不至于导致饥荒的。那时候中国的人口系统就是在崩溃的边缘，饿死人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正是因为毛和共产党治理能力强大，才使得饿死人的饥荒拖后了那么多年。当饥荒发生时，全国各阶层同甘共苦勒裤腰带，很多大城市的高官高知都饿得浮肿避经，这只有毛的政府才能做到，也使得饿死的人少了很多。

5，那三年确实有不少人饿死，但应该远不到三千万那么多，因为5%人口饿死这一数字经不住我们绝大多数人家族中无人死亡这一事实的验证。

6，中国当年没有做过饿死人的统计调查。所以，不论党史怎么写或某领导怎么说饿死了多少人，只要说出数字就是不懂科学的拍脑袋胡说。信和说的人与当年信和报亩产万斤的人没区别，只能说过去了这么多年没长进。

7，至今为止，所有计算三千万数字的数学方法在人口统计学上都是立不住的，尤其是把因饥饿而造成的大量没出生的人给算进来了。

下面是西方历史学者关于中国人口的论述（很遗憾我们中国自己的学者无知无识，不得不用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论述）:
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chinese-social-darwinism-chinese-translation/

"对于华人，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央集权式的中国社会在长达数千年间保持基本稳定而有序，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称独特，给华人留下了特有的烙印。尽管中国也出现过政治分裂局面，但为时短暂。实际上，这个东亚的罗马帝国从未真正沦陷，东方也因此得以免遭罗马灭亡后西方所遭受的长达千年的野蛮蒙昧、经济崩溃、科技退步的命运。

而其不利一面在于，最近数百年来，庞大的人口增长逐渐使中国极为高效的农耕体系疲于应对，使得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离马尔萨斯描绘的饥荒仅一步之遥；这些压力和困顿据信也反映在华人身上。比如，Stoddard写道：

中国大地人口密集，在巨大经济压力的重重逼迫下，人人艰难求存，如大浪淘沙，举世罕见。在国内，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几近食不果腹。因此，离开故土来到其他较宽容的环境中后，中国人依然勤奋努力，常常令其竞争对手瞠目结舌。6

为支持他本人的这些生动用词，Stoddard还大量引用了其他重要观察家（有西方人，也有中国人）的详细描写。Ross的描写要更加谨慎、更富经验性，写作风格没那么文学化，但其分析也颇为类似。在他关于中国人的专著中，有超过40页用于描绘中国人日常挣扎求生的动人细节，这部分内容的标题颇为耸人听闻：“中国人的挣扎求存”（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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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中国农村日常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人口密度极高。随着中国人口在1850年之前的5个世纪里从6500万增长到4.3亿17，几乎所有土地最终都被开垦出来，用于高效耕种。尽管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在1750年，山东省的人口密度即已达到荷兰的两倍以上，虽然荷兰是当时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的人口密度更是仅有江苏省的五分之一。18

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向来极为高效，但到了19世纪，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在当时科技水平与经济制度的局限下，农业体系的绝对马尔萨斯负荷容量终于被人口赶上并超越。19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受到死亡率（包括高婴儿死亡率）、因营养不良所致的生育率下降、疾病、周期性的地区性饥荒等因素的极大制约，而地区性饥荒平均消灭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生命。20甚至连中文都演变成以食物为中心，比如传统上打招呼的用语是“吃了吗？”，再比如人们常常用“去吃酒”来表示去参加婚礼、葬礼或其他重要社交场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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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农业社会都强调孝顺父母、娶妻成家、生儿育女的重要性，并将儿子置于女儿之上，但在传统中国社会，这种趋势显得特别强烈，成为生存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主题。由于极端贫困，为人父母的常常要做出残酷的选择，将女婴杀死（包括任其自生自灭）的事情并不罕见，成为穷人的主要生育控制手段。这导致婚龄妇女的数量往往比婚龄男性要少百分之10到15。因此，为求得这些女性青睐，育龄男性竞争激烈。这些女性往往二十不到便名花有主，几乎无一漏网。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便是人口总数自然而稳定地大增，直到各种因素导致死亡率上升，将增长的势头遏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