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父亲“牛哥”在文革中二三事
1966年，父亲刚调到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任副校长。此时正值文革初起，学校原来的老校长、书记已纷纷被抓回学校批斗、游街，形势混乱。他因刚到任而少人相识，暂时未受到冲击。这时，父亲利用他干过地下工作的经验，将被揪斗的原共大党委书记张宇晴伯伯藏在家中，由家里几个孩子轮流送饭，使其躲过了文革初期红卫兵乱抓人、乱打人的疯狂。
随着文革一天天走向无序，红卫兵开始成立各种组织，所有任职的各级领导无一幸免地遭受到各类冲击。那时我们五个孩子还小，高音喇叭成天对着家里播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开始是抄家，后来是将父母抓去挂牌游街。母亲被剃了阴阳头，胸前挂着用铁丝串起的极端侮辱人格之巨大胸牌，要每天定时到指定的位置去“展览”阶级异己份子身份。记得大约是1967年的某一天，父母亲又被“共大总校”最大的红卫兵组织抓走了，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把父亲抬回来。此时的他已完全不能站立，头上乱七八糟地缠着沾满鲜血的绷带。听父亲说，红卫兵把他抓去，让他签字开除当时的校长黎超等其他校领导的党籍。如果不签，先是“坐飞机”（就是将双手反绑吊起），然后就是用皮带头抽打，用带铁钉的特制皮鞋踢头。父亲受此重刑，仍没签字，严辞拒绝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我们党从没有这样的规矩，可以以这种方式随便开除一个人的党籍”。后来听说，在被逼签字开除他人党籍的数十人中，父亲是唯一被打得头破血流，仍坚持原则不签字的牛人。晚年时他曾对我们说：:“抗战、解放战争都没流过这么多血，受过这种侮辱，这种严刑拷打，没死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差点死在红卫兵手里………”
文革时期，全国武斗全面开打，什么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都在这个文革大舞台上轮番表演。各派都打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旗号，大打出手，并扛起了真枪真炮，你来我往地干了起来。大约1967年（记不清具体的某天），某红卫兵组织里一位佩服父亲硬骨头的人跑来家里说，他所属的造反派组织，已决定裹挟父亲去打驻扎在江西“温家圳”的另一派红卫兵组织。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父亲真正带过兵，摸过枪，打过仗。此时此刻，情况十分危急，父母亲当即决定出外躲避。记得母亲找来一顶破草帽，戴在父亲头上，一根草绳绑在父亲腰间，把家里所有的全国粮票和钱都交给父亲。父亲就像当年在滇桂黔边打游击一样，化妆成农民，还带着家里仅存的一副全国地图“逃跑”。父亲晚年回忆说，他那次先是越过“共大”的后山，再沿着铁路线，跑到离南昌很远的一个叫“乐化”的小站，爬上火车去了北京，找到时在北京军事科学院工作的战争年代的战友唐才猷、廖华、林杰伯伯。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国家怎么会变成如此无序而又疯狂荒唐……，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岂能让这帮无知的红卫兵、造反派践踏胡闹？他要向中央反映地方情况。众所周知，当时他的战友们虽然在部队，但也处境艰难，没有人能回答他这个问题。记得父亲逃走后，母亲又被红卫兵造反派抓去审问，他们让母亲挂着大牌子，白天站在烈日下暴晒，晚上站在课桌上，头上顶着大灯泡，引来各种蚊虫叮咬，造成皮肤溃烂，惨不忍睹，多次昏倒在地。这种惨无人道之酷刑所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给母亲造成终身病痛。
文革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父亲逃走后发生的“温家圳”武斗，是江西省文革中死伤人数最多的武斗事件，参与武斗的组织罪行累累，影响极其恶劣。幸亏父亲机警逃过了这一劫。
牛哥子女
2014年11月15日
美国亚特兰大
1958年10月黄建涵从武汉转业赴江西前，与夫人张世英及孩子们合影。
云南解放后，滇桂黔边纵队原“老一团”部分战友合影。前排左起：十支队司令员黄建函、纵队参谋长黄景文、新一团团长金耀烈；后排左起：四支队司令员廖华、一支队政委梁家、司令员林杰、副司令员杨守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