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年中学待了一个学期，暑假跟着母亲回到於潜老家。这里地处山区，夏天比杭州要好过得多。在外地上学的几个兄姐还没回来，我独自在家过着闲散日子。
楼下左厢房的门边挂着一个大信袋，一块白布上缝制了三排口袋，将收到的信分门别类地插在里面。某天，我随意从标有“家信”字样的口袋里抽出一封，正好是大哥寄来的，已有些时日了。展开信纸走马看花地扫了一遍，不料却发现几句话，让我的血一下子涌向脑袋：
“我怀疑六弟有手淫的习惯，他体质羸弱，面黄肌瘦，学习也不专心，恐怕与此有关……”
暑假快结束时，我向母亲坚决表示：不回青年中学读书了。母亲想想，也觉得呆在那个地方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带我到杭州再去碰运气。我在学习上并没有多大长进，考省立高中依然未被录取。而要就读于私立中学，则须考插班生，否则就不合算了。可巧林树艺新近办了一所东瓯中学，母亲跟他打个招呼，让我顺利地找到了落脚点。林是温州人，校名中的“瓯”即指瓯江。他凭着自己的面子，请来了大名鼎鼎的数学家苏步青担任高中大代数的教师，真可谓杀鸡用牛刀。
学校的教务处表示：我转学可以，但必须有原校的转学证书，否则就得按新生来处理，无法插班就读。于是母亲让大哥替我搞一张转学证明来。我在青年中学是没有学籍的寄读生，按规定是不能开的，而大哥却开了出来。我拿到手后自然十分高兴，没想到解放后参了军，这又成了我简历中的唯一污点。因为从证明来看，我已是青年中学的正式学生了，要向组织说清楚颇费一番口舌，而他们肯定也会进行内查外调，自然又搞到大哥头上。
这时已经到了1948年的下半年，国军败局已定，蒋管区更加动荡。当时杭州涌进数以千计的大中学生，都是从北方刚解放或待解放地区逃亡出来的。他们多半出身不好，属于行将就木的剥削阶级的子弟。这一特殊群落在街头上很容易辨识，因为他们的衣着和口音都明显异于本地学生。市民管他们叫“丘九”，说比“丘八”还惹不起。他们带有各地政府开出的证明，大多只是一小块油印的牛皮纸，很容易伪造。可凭这么个证明，就能随意进出影院。如果管事的加以阻拦，他们就聚众闹事，打架斗殴；或者暗中捣蛋，令影院蒙受损失。常用之法是用刀片划破座椅，更坏的则在皮鞋盒里装几只麻雀，腿上绑着蘸有墨汁的棉花球，混进影院后打开盒盖，利用动物的趋光性，让麻雀在银幕上扑腾，搞得污点斑斑。这一来，影院的人谁还敢得罪他们？
班上有个同学叫胡林，年龄比我大好几岁，他出主意印制流亡学生的假证明，这样便可以天天白看电影。于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家伙抱成一团，秘密进行这一违犯校规的活动。第一次闯进太平洋电影院时有点胆怯，主要担心语言关不好过，只好在外貌上多下功夫，把自己也搞得邋里邋遢，趁真的流亡学生进去时，混在中间一拥而入。试了几次，从未被发现，胆子也就壮了，举手投足间自然透出几分流亡学生的痞劲来。那段时间我没花一分钱看了一堆美国西部片，里面几部经典之作，至今仍有深刻印象。当然我对《出水芙蓉》之类的香艳大腿片也兴趣盎然，我们几人总在一起活动，彼此的口胃都差不多。不过看到后来也感到乏味，有时竟在影院里睡着了。
我在东瓯中学是住校生，因为脱离了家长的管束，较之一般走读生更显得放任自由。有些课不想听，碰上老师又不厉害的，就在点名后找个机会从后墙窗户钻出去，有时一个班竟能溜号三分之一。由于时局动荡，大多数老师只是混碗饭吃，所以往往装聋作哑，听之任之。但是苏步青上课，没一个溜号的。为什么？我想一是名人效应，二是课讲得深入浅出，三是能搞一些噱头。一堂课的内容讲完后，他经常留出10分钟，在黑板上介绍一道世界难题，说你们中间谁能解出，明天就成为世界名人。我虽然没有非份之想，但也想见识见识这些古怪的问题。有一次他谈起自己在日本的留学经历，说每当日子拮据时，就靠替同学解难题来维持生活。这让我非常羡慕，却不敢望其项背。
当时苏在浙大任训导长，东瓯中学把他请来，给出的月薪是6石大米，这个待遇是很高的。他上课很准时，总是提前5分钟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进校门，然后踩着铃声步入教室。他衣着朴素，无架子，但也不轻易开玩笑。听说他有两位太太，第二位是日本人，他却能让她们和平共处，可见在数学之外，尚有非凡本事。
我再次见到苏步青是在1980年代，那时他端坐于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虽然已隔几十年，电视里的他与课堂上的他，模样并无多大变化，令我相当惊异。】
201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