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略加过评的是程小青为侦探小说在文学领域中争席之地的言论。程小青指出，侦探小说在欧美虽有近百年之历史，“而其在文学上之地位众议纷纷，出主人奴，迄无定衔。”不少人还“屏侦探小说于文学疆域之外，甚者曰侦探小说为‘左道旁门’而非小说之正轨。”他认为在欧美尚且如此，在国内更无侦探小说的地位，尽管它有广、大的读者。于是送小青从想象、情感和技巧方面论证侦探小说的文学素质。他认为任何文学体裁都需要想象，而侦探小说这一门类却更少不了想象这个元素；他对有些人说侦探小说不能“诉诸情感”是愤愤不平的，他指出侦探小说能令读者的感情进人惊涛骇浪的境界：“忽而喘息，忽而骇呼，忽而怒跳欲裂，忽而鼓掌称快…。”在技巧上，程小青指出。“侦探小说写惊险疑怖等等境界以外，而布局之技巧，组织之严密，尤须别具匠心，非其他小说所能比拟.”
在三十年代，他写过一篇《从“视而不见”说到侦探小说》，中肯地指出侦探小说能培养“精密的观察力”。他说：“我们天天张着眼睛，而实情所‘见’的却实在很少很少！所以‘视而不见’。除了有特殊伙训练以外，委实是一般人的通病。……我敢大胆地介绍一种疗治‘弱视’病的膏方，那就是侦探小说。’”的程小青认为，几喜读善读侦探小说的人，本身也差不多做了书中的侦探，对于书中所写的环境，所举的事实，也会像书中的主角一般，一丝一毫地都不放过。他们往往能从有意无意的事物，行动，言语上，推测案情的结局。他们在小说上的这种精密的观察和注意，一旦移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就可疗治“视而不见”的通病。在五十年代，程小青又撰文阐释侦探小说能向读者传授“鉴貌辨色、聆音察理”的方法：“纯兀的侦探小说总是在故事情节中包含着耐人寻味的有力的暗示———一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凭这些暗示，它吸引、启发和扎动着读者的思维活动。由于天赋的求知欲的被激发，读者常常会给这些暗示所吸引住，进而欲罢不能地循着作品所指引的正确的思维轨道，步步进展，步步深入，最后终于以揭穿谜底、解决疑问而称快，同时也能在分析推理的思考上得到一次锻练。”购程小青对侦探小说的功利观，往往侧重于“启智”方面，而在“移情”上的阐释是做得不够的。
最后我们还不得不涉及一个非涉及不可的问题，就是侦探小说与文学界的关系问题。为了争侦探小说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程小青总觉得文学界对这种文学品种未予以重视，甚至是侧目而视，因此，他是颇有一点情绪的。在他的文章中时时流露一种含蓄的怨言。但他决不攻击新文学界，最多只表白了一种十分遗憾的心情。这里借用《霍桑探案袖珍丛书·姚序》中的一席言论，是很可以代表送小青的观点的：“说起侦探小说在我们的‘壁垒森严’的新文坛上仿佛是毫无位置的。一般新文学家既不注意它们的教育作用，亦无视它们的广泛的力量，往往一笔抹煞，以为这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于是‘宗匠’们既不屑一顾，而新进者们亦无不菲薄着它的的存在。”政这里的“新文学界”’实际上是左翼革命文坛的别称。当时，左翼革命文学家的不重视侦探小说，是毋庸讳言的。因为在反动统治者的压迫下，左翼革命文坛所从事的是揭露旧社会阶级压迫和奴役剥削的文艺，是塑造解放者的英雄形象的文艺，认为这才是为建设新中国造革命舆论的文艺，为新政权的呱呱坠地催生的文艺。而侦探小说，在有些人看来，仅不过是“治安文艺”而已，作为旧社会的叛逆者的革命文艺家还无暇顾及。在今天看来，这种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侦探小说所要启的“智”，在那时显然还不是当务之急，也不可能提到左翼革命文艺的日程表上来。所以在当时新文学界对侦探小说家未加研究和予以重视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权，就要警惕外国间谍和敌特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还要与刑事犯罪分子进行尖锐的斗争，所以在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时期，从大量翻译苏联的惊险反特小说开始，出现了不少以公安人员破案为题材的惊险小说、肃反小说。在1957年春，程小青又重新创作惊险通俗小说，当年5月21日，程小青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从侦探小说说起》。但时隔一月，从反右斗争开始，这种题材又重新落寞，因此，程小青的重印重译“旧的纯正的侦探小说”的建设也不可能得到采纳。这种落寞期一直延续到“四人帮”被粉碎，才有了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