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后我家艰难日子.3
(我下笔不快，都是以前写就改的，这篇登完就往后推了)。
我大姐初中是上光华中学，她说这个学校好，离家也近，我也就上了这个学校。有趣的是我是上中学后才学会说上海话的。入学第一课我听有一位同学说上海话“摆勒格高头”茫然不知什么意思，原来是“摆在这上面“。
自小就是手脚笨拙，体育成绩差，跳不远跳不高，不会抢球跑不快，日后才知道是自己的平足造成。同学都不愿意和我搭伴玩。一次踢小皮球，好容易让我加入当球门。球竟然会从我双脚之间漏了过去，气得立刻把我换下。我以后也不敢再提加入的事。
总要有一个地方去打发时间吧，那就是学校的阅览室，我几乎把架上有限的杂志每期读完, “新华月刊”除外。校图书馆里面有好多小说，每次只外借一本。一次我发现父亲工作过的私营公司倒闭后有个留守部善后, 保存了不少图书。管理图书的伯伯很友善，反正公司已解散无人借阅，让我一次可以借出很多本回家, 只要按期归还就行。 从南京东路西藏中路回到四川北路武进路是不短的距离，没钱奢侈坐车, 好在沿南京路四川路两边商店橱窗有好多东西可看, 过过眼瘾。 那时十一二岁，手提那么重的书只能走走停停。清楚记得一个很冷冬天，过苏州河的四川路桥时已是万家灯火，实在太累走不动了，寒风凛冽中仰望着邮政总局那个大钟好长好长时间。
就是在这几年，我读遍书架上左翼作家的小说选集，如胡也频，柔石，殷夫等人，茅盾巴金的自然是早就读完了，但是我一开始就不喜欢郭沫若的，接受不了他的白话新诗，也不喜欢巴金的罗嗦，虽然人们说他们的作品如何如何好。外国小说主要是西欧和俄国的十八九世纪的经典。 少年时代和日后成年后读书的最大不同我想在于，前者会把自己置身于书所描述的意境中，随书中人物而喜怒哀乐，而后者由于有了社会阅历，则是以局外人角度读，多了点客观冷静。此外小时候读书主要是读情节，带来很多幼稚和不合实际似是而非的想法，现在想起来着实荒唐，影响了自己的好长一段时间的生活轨迹。
一般的家庭作业都是在下课十分钟和中午休息时间里草草完成的，大家比着来看谁快做完，这样下午放学后就没有事了。有两个女同学是越剧迷，她们家里规定, 没做完作业一切免谈，做完功课她们晚上就可以名正言顺看戏了。我家弄堂对面是虹口区区图书馆（以后它迁到横浜桥南），每晚在那儿看杂志和书直到八点半闭馆。有时也去外滩的中苏友好协会下设的阅览室，那儿有苏联的少儿报，我们初中学俄语（后来停了，到高中又重新学），所以能读懂几个标题，主要是看图片，苏联集体农庄拖拉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天黑后外滩路人很少，冬天更是。沿苏州河过四川路桥或外白渡桥回家，路旁商店都打烊了，昏黄路灯（那时还没有卤素白炽灯）下拖着长长身影很冷清。
家里让我补读英文，一周一次晚上到一个老先生那儿学，可能他的学生多，有时老先生甚至边吃饭边教课，效果可想而知。一次兴起老先生拿出一摞发黄旧照片给我这个小孩看，说他曾当过国民党驻尼伯尔大使，这是皇室迎接他的用车云云。英文我学得不了之了，笛福的”鲁宾逊漂游记“简写本费了好大力气才读完。
马路边上有好多出租书摊，交一元钱押金就可以开始借书，每次借再另交钱，都是些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以及张恨水，张资平的言情小说。这些书不能带到学校去的，不算是黄色小说也差不多了。里面的两性描写级别远不及现在的贾平凹“废都”和木子美“遗情书”。 四马路即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有好多旧的翻译小说卖，卖得很便宜，我记得在那儿买过49年前出版的“茶花女“，“茵梦湖“，“苦儿流浪记”，“沙笰”等，一角两角一本, 贵了也买不起。很多时间是猫在书架下读,一读一个下午, 别人也都这样，书店的人会来赶，没什么效果。
姐姐从她同学家借来的49年以前出版的整年整年“万象”杂志和近年的“长城”画报，前者刊登短篇小说，其风格相当当前香港作家亦舒，总之是小资情调，后者是登大幅电影明星如夏梦的彩色剧照，我只读“ 万象“，她们女孩两者都喜欢看, 因为那是另一个迴然不同的世界。
另外的消遣是听西乐和轻音乐节目。每晚九点电台有一个小时的古典音乐,轻音乐节目一天三次重播, 每次是半小时。从这些节目我开始熟悉西洋音乐的曲目和作曲家。它们的节目表提前刊出在二分钱一张的“每周广播”上。“每周广播”的一次征文让我生平第一次拿到稿费，两大元。十二三岁的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为铅字赫然在上，兴奋了好几天。
另外的消遣是听西乐和轻音乐节目。每晚九点电台有一个小时的古典音乐,轻音乐节目一天三次重播, 每次是半小时。从这些节目我开始熟悉西洋音乐的曲目和作曲家。它们的节目表提前刊出在二分钱一张的“每周广播”上。“每周广播”的一次征文让我生平第一次拿到稿费，两大元。十二三岁的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为铅字赫然在上，兴奋了好几天。
53年前后我家艰难日子.4
在1953年底“统购统销”前后市面就有种种传言, 有一次父亲和朋友闲聊我在旁，父亲神色大变说起上海郊区乡下有人吃豆腐渣糊口（经过六十年代的困难三年，豆腐渣也不失为好食物）。我以前只听过日伪时期配给六谷份，那已经是算生活很差很差的了。国民党的48年前后实行过配给米，是糙米,我吃过,很难下咽, 即使这样还是打破头去买,报纸屡有”轧”户口米图片和报道。
“统购统销”开始时还没有直接影响市民生活.但记得母亲每每大清早就去买菜，抱怨晚一点猪肉,鱼都买不到了,其它好多也买不到, 紧张已初见倪端。现在的年轻的一代都不知道“生猪”这个词的来历了，上海商人以前称食用猪为“毛猪”，49年后出于共知的忌讳改口称为“生猪”。55年票证年代正式开始，先是食用油票、布票, 以后是肉票、鱼票, 糖票, 再后来凡是能入口吃的都要票，如豆制品票等。私下传言道吃的东西都出口运到苏联换机器。
头几年每人每年二丈布票用不完，油好像是大半斤（？）。不当家不知柴米账，具体数量我没印象了。惟有每人每月2两白糖确实无误，事因是我家人人爱甜食，每到夏天下午要“煲“一大锅诸如红豆粥之类的甜品，且每人至少喝一大碗。白糖不够只能加糖精，全是糖精的甜品味道不正，发涩，权宜之计是糖精为主掺入一些白糖调剂。适逢我父亲原公司一个年轻同事转业在我们家附近国营杂货店工作。他说，可以不用糖票上他那儿买糖，但要装成不认识他。于是家里让我去买，我按时去,没向他打招呼，说了声“买X两白糖”递钱外再没其它。买完出店门我大大舒口气，想来做地下工作也不过如此吧。不过只冒险买过几次, 家里怕连累他犯错误不再叫我去买了。
那两年凡参加过地下或公开的反动道会门一贯道，天主教救世军都要向政府登记，后者的一个“军”字让不知底细的人以为是藏有枪的军事组织。我母亲和一般老百姓一样磕头拜菩萨, 没见她读过佛经。派出所的人例行公事，查问她参加什么样拜佛活动和组织， 让她很不高兴几天。后来她对我们说，她是向派出所的人这样说的：她曾在南市玉佛寺（？）里排着队向有名虚云老和尚行弟子礼，算是虚云老和尚万千弟子中一个，问算不算一贯道，他们笑着叫停。
写到这儿，顺便介绍一下母亲那五个供奉对象，按级别高低分别是：天神（母亲称为“当天”），我家历代祖先，灶君，(城隍)土地，（送子）娘娘。“当天”前还有一盏神灯（油灯），和“历代祖先”常年被供奉在供桌上，每位每天享受三支线香的待遇，且插在正规的黄铜香炉里，后面三位只供奉一支香，插在空的罐头筒内。”灶君”的位置在厨房灶头，”土地”在角落，”娘娘”最憋气缩在床底下,到我妹妹上学就把”娘娘”撤了，也就是她没用了，想不到她除送子任务外还负有保护幼儿的责任。每逢过年过节，母亲置满一托盘熟的鸡，鱼，肉，水果，按等级顺序拜一轮。向前俩位神灵虔诚磕头，口中念念有词，也要我们磕，托盘至少要放上五分钟以上让神灵享用，后面三个菩萨作个揖就算了。
“武训传”, 记得小学级任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影片的情节,讲了看后的感想看的时候好几次流泪， 又说，我们现在能坐在教室里读书，比起武训小时候没书读有天壤之别。后来见报上批“武训传”，我们不知怎么一回事.
“武训传”, 记得小学级任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影片的情节,讲了看后的感想看的时候好几次流泪， 又说，我们现在能坐在教室里读书，比起武训小时候没书读有天壤之别。后来见报上批“武训传”，我们不知怎么一回事.
中学时“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是读报知道的。在我上学的中州路有一阅报栏，我每天都读报。只记得“阿陇”“舒芜”等名字，舒芜的揭发材料都是与胡风私人通信内容,很厉害。我心里总觉得他这种反戈一击的做法人品有点差, 但我不敢说出口。
其它政治运动如镇反，三反，五反等，因为没有波及自己家里，就记不得太清楚了。
（本题目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