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墙头新闻栏里有篇《习近平对话梁晓声:我跟你笔下那些知青不一样》的文章，开篇里介绍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习近平当过知青，作家梁晓声也当过。去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梁晓声参加了。会上，习近平和梁晓声有个简短交流。“晓声，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一样的。”这是习近平的第一句话。然后总书记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是要求自己压力越大，意志要越强。”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3/31/4149915.html
看完这媚语满篇的颂文后，偶然读到一篇大相径庭而又一针见血的文章。在此贴出来，供参考。
2014年年底在网上看见一篇《一位老知青的自白》（作者：谢祥京）的文章。作者认为——
“知青”这个臭名词，简直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之词。现在居然还有些人，还莫名其妙把它作为浪漫生涯来歌颂?当然，为了迎合某种潮流，歌颂与反思，都有各自的理由。
这段话是否准确，值得探讨。
由此我想起了最近一段时间（至少是十八大以后），不少有知青经历的朋友不断放出话语——
如：现在中央常委中有4人曾经有知青的经历;
如：现在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曾经有知青经历;
如：如今的各地当政的有许多人曾经是知青;曾经在那里插队或者是那个兵团的。等等。
似乎现在进入到了知青时代了?
从年龄上来讲，当年曾经的知青现在确实是到了“掌权”的时候了。这是自然现象而已，不足为奇!我们国家各级干部都有年龄的规定与限制，再过几年这代人都会退下来。周而复始，如此循环。
从个人经历来讲，如今曾经的知青能够在上述行列里继续当官的人，有自身的努力、机遇等因素。仔细算算，把全国依旧在省部级岗位以上继续干活的“知青”加起来，在1600万知青中占了极少极少的比例。对于99%的曾经的知青来说，都是普通的人，是普通的“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幸运儿们只是个例。如今这些极个别的人的“成功”，不能代表全部知青。根本没有必要与“知青”两个字联系起来。知青只是一个历史的名词，一段经历的符号。如今这些有知青经历的幸运儿能够脱颖而出，站在了某个领导岗位，或者是一个社会名流与成功人士，这是他们多年努力的一种回报。如果刻意把这段经历与成功挂上钩，以此来为那段苦不堪言的上山下乡进行“无悔”的辩解，是不是有点自慰?这些幸运儿的成功，与普通知青有何相干呢?
对于当年的上山下乡究竟如何评介，就像现在对于“文革”的评介一样，争议很大。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我赞同谢祥京在《一位老知青的自白》的这段话——
以我的估计，至少80%知青并非自愿，而是“被迫”。我只能表达自己的“深悔”。我们知青群体有无悔的也有深悔的。我的看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无悔这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悔。我认为不管“深悔”也好“无悔”也罢，最终得看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对国家对历史对知青本人的作用与意义。上山下乡运动逆历史潮流，将城市知青国家发展最宝贵的人才资源逆向送到农村、山区，退回原始劳作，抡十七世纪大镐、淌十八世纪大汗，与科技化、知识化完全悖反，国家人才接续严重断捻。至于对知青本人，朝着生活环境、发展条件低于原起点的城市走去，当年那个惨劲就别说了。我们这一代尽走在历史的凹陷处——长身体时没吃的、要读书时下乡了、要文凭时下岗了、要看病时医改了、要买房时没钱了。但就有这么一批老知青无视这一基本事实，硬要“无悔”，奈何?只能说他们是被赤潮彻底毁掉的一代，被骗了还替人家数钱。也许他们对青春岁月有一股怀旧情绪，不愿自我否定，但评史不可能根据个人感情，得根据事实与数据。
我们曾经是知青，已经过去多年了。如今都老了，都开始在安度晚年了。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知青”。那么什么是普通知青呢?这使我想起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知青史》的作者刘小萌在《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中指出的——
“现在城市的底层，被边缘化的贫民，很多都是当年的知青。前几天看到知青作家梁晓声有个谈话，他说85%的知青处在社会底层。落入底层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有的原本就是工农子女，家境差、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他们在农村呆的时间较长，后来没能升入大学;再有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觉得不能忘记这些人。他们落到今日的境地，当初政策的制定者要负很大责任”。
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普通知青”！
于是就有人大代表提议：要补偿这些人！（前几年。今年还没有看见）
江苏社会文化研究学者、扬州老知青研究会秘书长王家林写了一篇《中国知青养老问题的若干思考》。他认为，知青作为今日中国老年社会的一个庞大群体，在当今的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更多，情况也更为复杂，急待政府和社会各方给予关注和支持。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60岁至70年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占到70%左右。在职工下岗失业中知青占75%左右。21世纪初至今退休的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占三分之二。现实的情况是知青老人中的绝大多数处于社会的最低层，退休金低，仅够维持自身生活，若患病或需要护理，就会捉襟见肘，无力承担，陷入窘困境地。
王家林在知靑养老调查结果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知青晚年贫困户占绝大多数;富裕户少，有的因病致贫;知青家庭空巢现象普遍;知青贫富与文化高低相应;知青养老困境面临着养老主体缺位、养老政策缺位(养老保险替代率过高、社会保险金缴费率过高、缴纳社保金、领取养老金实行双轨制)、养老资金缺位、养老资源缺少、贫畗差距过大等等。
可见，在60至70岁的人群中曾经的知青占了很大的比例。如今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类人的问题，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事情。时间不会很多了。我想，在最高层面的7个常委中的4个有知青经历的人不会不知道吧。但是，现在拿这些幸运儿为例来说事，沾沾自喜，似乎“知青”两个光荣起来了，绝对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这些占了极少比例的幸运儿，因为他们今天在处理和解决国家大事的时候，绝对不会出台一个专门为知青谋取福祉的政策。这个道理很简单：曾经的知青不是一个阶层。几十年过去了，这代人已经分化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里。但我们还是寄希望于这些曾经有知青经历的人们，记住昨日的苦难，多为老百姓(普通知青)谋些福祉。
你当你的官，我过我的百姓生活。干得好，我点个赞。干不好，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选票啊！谁会执掌大权，似乎像在博彩。有好的，是百姓的幸运。碰到折腾的，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例如，一个人可以煽动几亿人疯狂地造反，整整十年之久啊！
谢祥京在《一位老知青的自白》一文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千万别再以“官二代”、“红几代”来自居，更不能以此为荣。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早就讲述过“丑陋”的中国人是怎么一回事。尽管先生仙逝，他留下的那本《丑陋的中国人》，至少还要管用100年。
不过领袖们忽悠农民还是有本事的，除了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之外，还要“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来最高指示：“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一下子，农民又当上了知识青年的老师?这不是忽悠是什么?
反正我们己被人代表了一辈子，忽悠了一辈子，真无所谓了!
说的好啊！曾经的知青朋友们，我们老了，再也不要被忽悠啊!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自慰!
作者： 余杰 201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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