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水晶球
18、城门记事
爸爸安排的第二件事就是挖野菜。这是因为我们买不起蔬菜，但我们必须吃青的菜，特别是我的痔疮，爸爸说如果没有“叶绿素”——这是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那会儿课上学到的用词，那时可没有“维生素”、“纤维素”一说，那么痔疮是很难好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去挖野菜。好在南京地处江南，到了郊外，野菜可说是遍地皆是。于是这个获取“叶绿素”的重任，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妈妈和我的身上了，因为四哥呢，必须放鸭子，他能独当一面，洪武就不成了。但是挖野菜就必须出城，最好的去处就是城外的雨花台和菊花台，那时候它就是荒山野岭，人迹少至。但这就碰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必须进出中华门，必然要跟龟田撞面。
提起龟田的名字，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几乎无人不知。在我们住在城墙根下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常听到当地人提起驻守中华城门的这个鬼子中队长。他的劣迹斑斑，人们可说是谈鬼色变。为了避免跟他照面，我们从住进来开始，就一次城门也没有出去过。
但是中华门我却常常看到，因为它是我们从陈家牌坊、六角井出了巷口就迎面碰上的庞然大物。它就是一座城堡。中间的城门最高、最大、最气派。它的两边一个东门，一个西门，像左膀右臂，威武地张开，形成对称而又庄严沉稳的格局。中间的城门一直是关着的。据妈妈说，正门下面就埋着传说中的大富豪沈万山的聚宝盆：你要是在这盆里放进一粒米，马上就会生出许多米；你要是放入一只金元宝，马上就会变出许多金元宝……就为了这，这个城门也就叫做聚宝门。也正为了这，城门不敢开。要是一开，坏了，大家都挤到盆子里，不是要变出许许多多的人来了吗？要是换了今天，某位达官贵人的“二奶”进来，那满城都是“二奶”，就像孙悟空的毫毛变的，一个模样，个个争宠吃醋，不得打成一团？但是三哥却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聚宝盘，它就是个瓮城，中间城门后面还有好几道大门，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房间，可以驻扎军队，据说明朝时最多住进了三千人的部队。而现在就是由日军龟田中队把守。三哥还说，中华门的位置特别重要，凡历史上发生在南京的战争，都必然会在中华门展开激烈地争夺，所以中华城门建造得十分坚固、精致。我还记得，在我那个时候，东西两个城门当时只开了西门，让军人和百姓进出，估计这么做是为了收紧口子，方便严查往来行人。
中华西门靠我们家最近了，出了巷口就是。当时的门边有一座水泥砌成的高台子，台上有一座白墙青瓦两面坡的房子，这就是龟田队长的城防办公室。城门口一边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还站着两个“二鬼子”帮忙，负责检查进出城门的人。水泥台子上常常放着一张椅子，椅上就坐着龟田队长。开始时规定百姓进出还必须向日本兵鞠躬，还要出示“良民证”。爸爸听说后还曾经勃然大怒说，“他们日本人，凭什么到中国来检查我们是不是‘良民’？荒唐！大不了不出城门罢了！”但是到了后来，伪政府成立了，进出城门的人实在是多了，鬼子兵忙不过来，不得已简化了手续，行人可以不鞠躬，不出示“良民证”了，改成了随意抽查，爸爸这才允许我们出城门去。
我们出中华西门的时候，看见台子上正好坐着龟田队长。他规规整整穿着一身草绿色的鬼子军装，正襟危坐，腰板挺直，两只戴了白手套的手交互叠着，摁在柱立在两膝中间的日本军刀的手把头上。我之所以一眼就认出他来，原因是他跟他儿子都长着一双豆豆眼，像从模子里脱出来的一样。他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忽然，他的眼睛注视到了进城来的一个人。这个人的穿着就是个卖苦力的，上身穿了件已经过了季节的破棉袄，鼓鼓囊囊的。下身是条打了补丁的旧单裤，光着脚，趿拉着鞋。他腰间系了根布带。
龟田目光如狼，嘴里叽咕了一声什么“代拉稀”，守城门的日本兵立刻明白，上前一步抓住那个人的衣领，像拎小鸡似的将他一把拎到了台上。那个人吓得浑身直抖，不停地点头哈腰。
龟田接过日本兵手里递过的刺刀，站起身来，走到那人面前，朝那人胸部使劲一捅。
“啊呀！杀人？”我吓的浑身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进出城门的行人们也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得停下了脚步。
妈妈一把把我拉进怀里，不叫我看，但我还是忍不住从她的手臂下伸出头来偷看。我见那个人已面如土色，两腿已站立不住。
龟田又用刺刀在那人前胸破棉袄里狠命一绞，只见棉袄下面“哗”地像流水似的泻下了一大把米。龟田的刺刀又猛地一挑，那人衣服全都撕开了，露出了里面绑在胸前一小袋一小袋的米。
“八嘎！八嘎！八嘎！”龟田抡起手臂，左右开弓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打的那人鼻青脸肿，我这才知道小龟田的“八嘎”是从他爸那儿学来的。接着龟田又朝那人的后腿弯一踹，那人就咕咚一声跪在台子上。
这时候城门口的人越聚越多，鬼子兵开始驱散行人。我跟妈妈就赶紧出城了。“可怜！就为了想吃口大米！”妈妈直摇头，一路上嘴里不停地念佛，我猜她是想让菩萨保佑那位挨打的人。
我不知道菩萨后来有没有用金光护住了那个人的全身，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人，也为了我的文老师。就因为我心里总惦记着这件事，所以我们到了雨花台之后，挖野菜的时间不长，我就一个劲儿催着妈妈回家。大概城门口的事也影响了妈妈的情绪，她见我总催她，换在平时，就要责骂我了，但这一回，她不仅没骂我，还说，“也好，早早收工吧。今天是第一回，下次来要换件顺手的工具。”就这样，妈妈带着挖了一小篮子的野菜领着我回城了。
快近城门口的时候，我的心已开始收紧了。但此时正好有一支日本军队从我们身后超到前面去。他们都肩扛着枪，戴着钢盔，背上背着个小包包，身上、脸上满是尘土，满是汚渍。看得出来，他们大概已经走了很久很久，已很疲惫了，他们的脚步显得沉重，并不齐整，甚至拖拖踏踏。这时从队伍后面突然传出一个兵大声喊叫的声音，还没等到前面带队的军官应答，这个兵就忽然冲到了队伍外面，面对着我们行走的人行道，一把拉下裤子，撒了一泡尿。这泡尿很粗很长很有劲道。大概他尿憋的时间太长了，实在憋不住了，才不顾一切，宁愿当众出丑。他撒尿的位置几乎正对着妈妈和我的脸，由于动作太突然，我们都来不及避开。他距离我如此之近，以致我都能听见他沉重的喘息，他撒在马路边沿的尿，都溅到了我的裤脚上。在这一瞬间，我看清楚了他那张很年轻的脸，还有他那下面的玩意，它就像根小白萝卜条，连毛都没有。我知道，有毛和没毛，那是大人跟小孩的区别，我在学校上公用茅斯的时候早就偷眼仔细地看过了。
这个小兵刚刚撒完尿，还没转过身把裤子系好，队长已到了他的身后，一个巴掌把他搧倒在地上，他的嘴刚好磕到了人行道的路牙上，顿时满嘴鲜血。小兵顾不上疼痛，慌慌张张爬起来，捂着自己的嘴，队长的巴掌已经又抡到了他的脸上。
“八嘎！”
“哈衣！”
“八嘎！”
“哈衣！”
“八嘎！”
“哈衣！”
随着每一声“八嘎”，就是一记耳光；随着每一声“哈衣”，就是小兵立正时大声的应答。由于挨打的时候，两手必须贴紧在大腿两旁，他鼻子嘴巴就没法捂住了，鲜血就流下来，下面半张脸就像个红熟了的烂柿子。这样甩了好几个耳光后，队长才命令小兵跑步追上自己的队伍。在他跑过的马路上，留下了一长串的血迹。
妈妈看着日本兵一手提枪一手紧捂鼻子跑走了，神色凝重，一直在摇头，嘴里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说，“可怜，可怜，不就是个孩子嘛！”她的嘴里又开始不知念叨着什么了，说不定是替那个日本小兵在念佛，因为我听见她在自言自语地说，“唉，可怜他的妈，还远在天边呢，要知道他现在打成这个样子，今天晚上还不定要怎么伤心怎么流泪呢！作孽呀真是作孽呀！”
趁着这一阵子混乱，我们也跟着进了城门，守门的二鬼子只翻了翻妈妈小篮子里的野菜，就放行了。就在经过台子的时候，我偷偷觑了一眼，我看见龟田已不在台上。台子上洒下一地的米，早已收拾干净，但早晨那个不幸的人，却还保持着跪姿，但他已经整个人都瘫倒在台上了，他的身上我并没有看见菩萨的金光笼罩，我不由得痛苦地避开自己的眼睛。
这个晚上，我又睡不着觉了。白天的事情给了我强烈的刺激，让我脑子里总得不到安静。我开始在想，一整天我看见了两个人都在挨打，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日本兵，怎么他们都同样给“八嘎八嘎”了呢？要说有什么不同，大概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日本兵每“八嘎”一下，就要挺直胸脯“哈衣”一声，中国人连“哈衣”这样的衣服也不让穿。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不知道跪在台子上的人以及这个日本小兵娃后来的命运是什么？是活着呢还是死去了？完全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凶多吉少吧。今天当我回忆起他俩来，我的心情依然沉重，我多么想擦拭去这场日本侵华战争强抹在他俩生命历程中的污垢，给他们一个共同美好的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