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卧龙”的首席军师杨永泰，广东茂名人，如今早被世人忘了。北伐前他就是民国政学派的铁杆，就是以宪制国那一派的（而中山中正，都是革命派、意识派的）。他受过新式政法教育、有留日经历、早期和中山同盟过，算民国前辈。其思维周详，笔力雄健，不仅助蒋铲除了“各路军阀诸侯”，还剿逼红军西窜长征，为蒋家王朝和国民党南京新店立下了汗马功劳。若非派系之争让他喋血江汉关，那民国的历史说不定就会改写， 至少，会给民国的历史和往事增添更多的传奇，……
原文 自《生活》： 杨永泰 -- 蒋介石身边的“诸葛亮”
说杨永泰是蒋介石的“诸葛亮”，一点都不过分——他初出茅庐，便献策蒋介石“三分天下”；一道“出师表”，就逼迫工农红军移师西去。蒋介石对他言听计从。不曾想，权重一时的他最后居然血染扬子江畔，做了国民党派系争斗的冤鬼。
“削藩”计助蒋铲除各路“诸侯”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生于广东茂名，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后离开孙中山加入政学会，先后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广东省省长。但随着政学会的风消云散，他只好蛰居上海，常常为有奇才而无处施展暗自叹息，为未逢“明主”而黯然神伤。
1928年初，通过政学系黄郛和熊式辉的引荐，杨永泰结识了蒋介石。杨自幼接受严格的旧式教育，又曾留学日本，接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故“既擅文事，又长武备；既懂立法，又精行政”，加之对于“天下大事”观察已久，故与蒋介石见面之初便发表了宏韬大略:
当今天下，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好在桂系的政敌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旧部为辞进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买冯玉祥的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则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瓦解。
杨永泰将其“削藩”策略概括为: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
蒋最头疼的军阀问题，被杨永泰数语道破。蒋介石顿时心明眼亮，对杨永泰肃然起敬，任命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由一个草居在野的政客，一跃而入蒋总司令的“卧榻之侧”，杨永泰成了蒋介石的“首席智囊”。
完成北伐之后，蒋介石即着手实施杨永泰的“削藩”谋略。
1928年7月中旬，蒋在北平召开军事善后会议。国民党各路“诸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参加会议。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军事方案》和《军事意见书》，冠冕堂皇地提出整编军队，裁减兵员，其意图是削弱其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壮大自身势力，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冯玉祥、阎锡山诸人开始均沉默不语，后来极力抵制。
蒋介石仅想利用这次机会试探一下各路“诸侯”的态度，当然是无果而终。
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利用北伐结束之机，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将这些人明升暗降，调到南京，以便解除兵权。蒋介石接受了杨的建议。
8月8日至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会长兼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三人长住南京，共商国是。
接着，杨永泰建议蒋尽快召开编遣会议，“杯酒释兵权”，用政治方式削去“诸侯”兵权。1929年初春，编遣会议召开，但出乎蒋的意料，各路“诸侯”在裁兵问题上互不相让，争论不休。尤其是冯玉祥，称病请假，消极对抗，致使蒋抱极大希望的会议草草收场。
既然政治方式不能“削藩”，只好诉诸武力。按照杨永泰的建议，蒋介石决定首先用军事手段消灭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当时，桂系势力盘踞着从广西、广东经两湖直到山海关长达千里的战线，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如何破掉李、白这个互相配合的战阵？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先击首腹后斩尾，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双管齐下；先解决武汉、平津桂系驻军，尔后直捣桂系广西老巢。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先把同桂系站在一起的李济深诱到南京加以软禁，任命陈铭枢、陈济棠统治广东，然后委派唐生智携巨款去天津活动老部下李品仙倒戈反桂，不用一兵一卒便使白崇禧仓皇出走。接着，蒋介石统率大军直捣武汉。
为了实施武力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策略，杨永泰秘密来到香港，与受桂系排挤的俞作柏洽商。他凭着三寸巧舌说服了俞作柏，并许诺:“如果俞将军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成功，中央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你决定。”
杨永泰陪俞作柏来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委任俞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由杨永泰协助到汉口，与桂系第四集团军第七师师长李明瑞秘密接触。当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一交火，桂军前敌总指挥李明瑞便阵前自动脱离战斗，致使桂军一败涂地。李宗仁、白崇禧退守广西。蒋介石率各路大军齐向广西合围，桂军大败。李、白二人被迫逃到香港。
就这样，杨永泰协助蒋介石首先平定了桂系。
蒋桂战争接近尾声时，冯玉祥统率西北军单独反蒋。蒋介石再次采用杨永泰的计策，用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的军队。1929年5月22日，冯玉祥部下韩复榘由洛阳发出“养”电，力主维护和平，拥护中央。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复电韩复榘，令其指挥所有驻陕甘宁部队，委任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并送现款500万元作为犒赏。“银弹”的威力迅速见效，5天后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
1930年3月，鹿钟麟、商震、白崇禧、张发奎等第二、三、四集团军57个将领通电全国，一面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一面推举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联合反蒋。
面对中原大战爆发之势，杨永泰胸有成竹地向蒋介石建议:一、采取陆战为主、空军协同的战术，威慑联军；采取“银弹”外交，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二、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东北军张学良。
蒋介石立即派吴铁城和张群携巨款到东北，极力拉拢张学良助蒋讨伐阎、冯，并用重金收买了冯部将领刘茂恩，诱捕冯军豫东前线总指挥万选才，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经过5个月激战，蒋大获全胜，阎避居大连，冯移居汾阳。山西晋军被举兵入关的张学良加以整编，西北军则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个个吃掉，仅仅保留了被改编的29军。
这样，冯玉祥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土崩瓦解了。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削藩策”后，只用3年时间就达到了预期目的。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逼迫红军长征】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举兵南进，开始向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然而三次“剿共”连连败北。蒋介石尤其不明白，各地“诸侯”人马那么多，都被逐一铲除了，而共产党就这么一点人马，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输了？
杨永泰认真分析了前三次“剿共”失败的原因，发现蒋的失策在于把红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红军的最大不同是实行政治建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是靠政治起家的，那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杨永泰派人向蒋呈递了一份“万言书”，陈述了自己对于“剿共”的意见:“吾随先生出师，细观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手，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共党合为一家，在于吾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党所利用。”
杨永泰的下面几句话更是一下子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上: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话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蒋介石对“万言书”大为赞赏。1932年4月，蒋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决定破格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这样，杨永泰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帐前军师。
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可谓老谋深算。蒋介石照此实施，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由于张国焘的指挥错误和政治上未能适应蒋介石的新策略，没有采取应变措施，致使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退去。
蒋介石大喜过望，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立即移营江西，全力“围剿”中央苏区。
1933年5月7日，蒋介石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政治事务。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第四次“围剿”准备不充分，蒋介石并未得手。尽管如此，他对杨永泰的方针并没有动摇，而是马上组织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重兵对付江西中央苏区。
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第五次“围剿”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他组织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化标兵”；实行军人独裁，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更狠的是，杨永泰建议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等，组成严密的网络系统，要与红军打一场“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
仅一年多时间，这些措施便收到奇效，逼迫中国工农红军西去。杨永泰因谋划“剿共”有功，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兵不血刃夺取“天府之国”
1934年底，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入西南，蒋介石派大军尾随于后。
蒋介石因追剿红军入川，发现这一带山川险要，川西平原富饶，不愧为“天府之国”，如果将来中日开战，这里无疑是最好的战略大后方。于是他产生了借追剿红军之机派中央军入川的想法。
杨永泰看出蒋的意图，趁机建议:“应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一来可以继续追剿‘共匪’，二来中央军队可以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蒋介石听从其言，很快撤销南昌行营，任命杨永泰为武昌行营秘书长，伺机图川。
号称“巴壁虎”的四川实力派刘湘对蒋早有防备。他积极组织力量围剿红军，并以此阻止蒋军入川，但遭到红军反击，损兵折将。刘湘无奈，只好跑到南京，请求蒋介石给予经济和武器方面的援助，并声明不要蒋的军队。
蒋介石本打算就此派中央军10个师入川，不料刘湘有拒绝军队入川的前提条件——杨永泰审时度势地献上良策:“目前要先抓到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要求派遣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驻重庆，协助川军计划作战。”
贺国光率参谋团随杨永泰一到四川，便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般，施展“掏心计”。第一招，便是帮刘湘把四川省政府组建起来，然后拟出一道通电，告示四川大小首脑立即交出防区，拥护四川统一。大小军事首脑怎敢违抗，纷纷复电表示拥护，乐得“巴壁虎”合不上嘴。
杨永泰趁机建议:打破防区划分，重新划定18个行政专署，由省政府派人担任专员；原来的地方官立即调动，由省府重新任命，对原来官员进行专门培训。这个建议立即被刘湘采纳，通令照办。但刘湘哪里知道，杨永泰对督察专员的任命，尽力安排亲蒋人士担任；省政府与委员长行营合办的各种县政训练班，也成了杨永泰控制地方的一大法宝。
趁着“巴壁虎”一打盹的光景，杨永泰把四川省地方官员的后备队伍抓到了手中。
随后，杨永泰借川北驻军田颂尧与红军作战失败之际，“杀鸡儆猴”，将他撤职查办，树立了蒋委员长的权威。1935年夏，驻川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蒋介石任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管理政治、法规大事。面对这样一招“换汤换药”之计，刘湘急得团团转却毫无办法。
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仿照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办法，整训川军军官，以便控制川军。1935年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并调心腹干将陈诚任副团长，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杨永泰经常到训练团讲话，对川军进行拉拢分化。训练团刚结束，一些川军将领便倒向蒋介石一边。杨永泰眼见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在四川扎了根，便建议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编会议”，逼迫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
至此，刘湘追悔莫及。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调刘湘率川军东下作战，刘湘则与韩复榘合谋倒蒋。事情败露，蒋介石一通训斥，“巴壁虎”口吐鲜血，命丧黄泉。
蒋介石在杨永泰的谋划下，最终将四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政学系与CC系大斗法】
在国民党内，杨永泰以政学系首脑著称。当时，人们将张群、黄郛、杨永泰、吴铁城、熊式辉、王世杰、吴鼎昌、张嘉璈、翁文灏等人称为新政学系。与国民党的CC系、黄埔系等不同，这些人并没有一定的组织，也没有政纲，只是松散的联盟。他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且大多学有所长，精于政务，才华出众，足智多谋，深为蒋介石器重。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幕僚，杨永泰有着很大的权力。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杨永泰先行过目，然后才能呈蒋；许多军政要人来见蒋介石，也须经杨永泰安排。
杨永泰这种权倾一时的地位，自然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和权贵的嫉恨，尤其是陈果夫和陈立夫为首的CC系。
1933年1月，陈立夫、陈果夫等人谈起政学系的“暴发户”:“蒋委员长怎么看上这位首鼠两端的杨永泰。杨永泰有何能力，还不就是会投机吗？”
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蒋介石刚从意大利购买的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10多架。蒋大为震怒，命令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负责调查。邓文仪接受了CC派的10万美金贿赂，于调查后宣布大火为意外事故。
杨永泰对这个结论十分怀疑，当即请示蒋介石，与戴笠联合再度进行秘密侦破。结果真相大白，这乃是一场重大纵火案，主犯为航空署长徐培根。徐盗用公款套购黄金，亏空无法弥补，遂放火烧毁库房以销毁帐目。不料天气炎热，大火失控，致使飞机被烧。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报告，下令将徐培根枪毙，免去邓文仪的职务。
杨永泰的这一做法极大地触动了CC系的利益。CC系于是纠集所有不满杨永泰的势力，群起而攻之。
从1928年起，国民党党务大权便集中在二陈为首的CC系手中，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随着国民党内各反蒋势力的荡平，蒋介石越来越无法容忍二陈把持党务的现状，力谋削弱CC系的权力。
在第五次“围剿”中，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了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的建议，蒋认为这是削弱CC系的好机会，便接受了杨永泰的建议，把豫、皖、鄂、赣四省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地军政大员兼任。
杨永泰的这一招，把原来的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打入了冷宫。各县设书记长，又把原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送客”。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直接上呈“剿共总部”党政处。这样一来，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国民党省、市组织由CC系手中转到政学系手中，CC系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附庸。
CC派遭此打击，当时却敢怒不敢言。因为杨永泰这一辣招是以蒋介石名义去办的，并已由国民党中常会追认为合法。
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民政厅厅长一职陈决定派自己的心腹余井塘担任，可没想到名单报到蒋介石手上后，杨永泰在蒋介石身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不成了CC的王国？”蒋本来就不满江苏省政府CC色彩太浓，听了杨的话后更加生气，决定“留中不发”。
这可急坏了陈果夫。他素知蒋的习性，只要“留中不发”，一定是表明他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赶忙电呈蒋介石:“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钧座直接指定。”
本来这是陈果夫作的一个姿态，可没想到正中杨永泰的圈套。杨永泰向蒋推荐自己的心腹辜仁发替换余井塘。蒋遂即电告陈，一切照准，唯民政厅厅长改由辜仁发担任。
陈果夫收到电报，顿时傻了眼:一省中除省主席和秘书长外最重要的民政厅厅长一职，转眼落入了杨永泰手中！
陈果夫大失颜面，恨得咬牙切齿。他提出要“清君侧”，下决心整垮杨永泰。
喋血扬子江畔
1935年10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杨永泰颇想乘机爬上这一高位，进一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遭到以二陈为首的CC系的坚决反对。
组阁的愿望落空了，杨永泰决定辞去秘书长职，准备出国考察。正是用人之际，蒋介石岂能放他出国？蒋没有理会杨的辞呈。
蒋介石虽知杨永泰对自己忠心不贰，但为了平衡各派利益，决定将杨调出。早在南昌大火案发前，蒋介石就打算让杨永泰出任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秘书长。
杨永泰闻讯后声泪俱下地对蒋说:“一定是有人向先生进了谗言才至于此，在此国家危机时刻，我决不离开委员长半步！”蒋介石听后大为感动，只好留杨永泰继续在任。
当蒋介石调张群任外交部部长后，便决定发布命令，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
杨永泰离开蒋介石身边，出任封疆大吏，在许多人看来是杨失宠的信号。其实调开杨永泰，固然是蒋为平息国民党内部对杨不满所采取的措施，但也更是蒋介石用心良苦的一招。
虽然蒋介石也感到杨永泰有操纵越权的形迹，但他对杨的忠诚和才能是十分欣赏的。蒋曾对人说:“我生平用人，第一重道德，第二重才具。杨畅卿这个人，办事有相当才具，其它方面就不要求全。”
杨永泰还未到鄂上任，便遭到了CC系及鄂省实力派的迎头反对。CC派的走卒窜入省内一些学校，大肆宣传政学系是“亲日派”，挑动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们听到政学系的卖国消息，义愤填膺，到街上游行，高呼“打倒政学系”、“打倒杨永泰”、“反对杨永泰接任省主席”等口号。一时间，武汉反杨赴任之声颇高。
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电令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据报湖北省党部借学生提出打倒杨永泰的口号，向政府示威。如果属实，仰将该党部及其负责人一律军法从事，具报为要。”为支持杨永泰，蒋介石不惜对二陈开刀了。
湖北省党部的CC分子慌了手脚。“十人团”的老大、湖北省党部常委刘鸣皋立即前往何成浚处，声明“打倒卖国贼杨永泰”这个口号与省党部无关，是学生在游行中自发喊出来的。
蒋介石平息了CC系的倒杨风潮后，杨永泰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愁怅，离开南京，逆江而上。但陈立夫恨杨入骨，一旦离开蒋介石的庇护，杨永泰迅速走向了自己的末日。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应邀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宴会，宴会结束后，在汉口经江汉关乘专用轮渡码头准备回武昌时，突然冲出一个刺客，向其连开数枪，杨应声倒下。
奄奄一息的杨永泰对左右侍卫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说完，这位蒋介石的“诸葛亮”便咽了气，终年56岁。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被刺杀后十分震惊。他一面急电湖北省政府给予杨永泰以公葬待遇，一面责令组织秘密侦查厅，尽快破案。不久，秘密侦查厅宣布刺杨案已破，凶手陈燮起（真名谭戎轩）系受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庐隐指使。刘在上海被捕后，被判处10年徒刑。
杨永泰遇刺案，是国民党历史上继廖仲恺遇刺后第二起重大谋杀案。这个案件实际上是二陈为首的CC系一手策划的，却拿胡汉民派的刘庐隐做了替罪羊。
杨永泰跟随蒋介石多年，出谋划策，铲除“诸侯”，逼走“共党”，为蒋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却成了国民党派系争斗的刀下冤魂，不能不令蒋介石唏嘘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