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寿鹏先生从qq上发来一篇题为“讲真话的制度比任何改革都紧要”的文章。全文如下：
素以仗义执言闻名的微博大V御史在途，因“金银花更名”事件与国家部委开战。这位真名叫陆群的湖南省纪委干部，坦陈“越来越厌倦机关里的风气。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太严重了。官场太假！没几个人讲真话，也没几个人听真话，说假话的不脸红，听假话的也当真”。他形容，这好比“皇帝的新衣”现实版。而今，“御史在途”变成了“网友在途”，决心走出体制，成为真正的“普通网民”，正式向特权腐败势力“宣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御史在途”之勇，古已有之，这是一个良知官员之勇，也是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却也折射出当代中国最深重之耻。
中国是个神奇国度，每个人都有一个面具，一副处世盔甲。庙堂上演《宫心计》，官场上演《现形记》，江湖上演《水浒传》。
教育撒谎，从小写作就假大空；媒体撒谎，《新闻联播》怂恿当事人背台词；官场撒谎，不讲真话，更是一门从春秋战国发端、历代王朝发狂、沿袭至今发臭的官场显学。中国官场的欺瞒文化，是历代昏君或暴君的专制脸谱，就是拒绝真话，喜欢指鹿为马，喜欢被阿谀吹捧，讲真话的臣民统统没好下场。真话不重要，关键是表忠心。在权力威慑下，必须说假话才能活，而权力明目张胆不许人说真话，铲除真相，屏蔽真理，才能继续当皇上。
中国自古不乏铁骨铮铮，暴君之下成了冤魂，昏君之下成了异类。比干、伍子胥是中国历史第一代讲真话被昏君“焚炙”的代表；岳飞、于谦是中国历史第二代讲真话被昏君斩决的代表；谭嗣同、秋瑾是中国历史第三代讲真话被昏君杀头的代表；瞿秋白、史量才是中国第四代讲真话被独裁者枪毙的代表；刘少奇、彭德怀、张志新是中国第五代讲真话被独裁者折磨致死的代表。
一个不容置疑的常识是，如果因言获罪，大有人在，那这个国家脱离中世纪黑暗还不远，或仍陷其中。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任何想堵住真话嘴巴的，都不是好鸟，必败无疑。而官场欺上瞒下，往往会让主子摔得很惨。袁世凯听信谗言，相信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最后把命运都蒙骗到沟里了。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讲真话制度的建立，是神话的破灭，是真话的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一场讲真话、传真知的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与艺术大繁荣，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文艺复兴崛起了大英帝国，人文精神传播到美国，成就了一部联邦宪法，从捍卫公民讲真话到捍卫公民一切人权，维系了美国社会两个多世纪的自由、繁荣和稳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中国第一个讲真话时期，是春秋战国，宗师林立，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根基。
第二个讲真话时期，跨过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大兴文字狱的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民初，西方文明、苏俄革命纷至沓来，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仁人志士救国图强，民国大师群星璀璨，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剪了千年奴才的小辫子。
第三个讲真话时期很短，只有昙花一现，伟大领袖鼓励讲真话，结果是引蛇出洞的权术，讲真话者一概被打倒，从灵魂与肉体一并折磨甚至消灭。
第四个讲真话时期，离我们很近，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全党和全民共识，伟大领袖从神坛搬下了人间。世界各种思潮、各种文明成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传播、碰撞、激荡、融合、创新。思想文化、科学艺术、民营经济、宗教领域，全面迎来复苏的春天。老中青三代众志成城，充满信任与友善。中央领导带头广开言路，把各路有识之士请进中南海，面对面交流请益。意识形态出现“三宽部长”，各种反思、各种辩论、各种尖锐批评，公开见诸报章。那个时候，不管有多少问题存在，但中国人相信未来“春光更明媚。”那个时候，旧的折腾人的办法已经停用，而新的折腾人的办法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巴金在《真话集》说：“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不折腾人的社会，人就讲真话，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有信任，有诗意，有干劲，有奔头。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明启蒙、思想文化复苏的黄金时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文明进步的基石，为“中国模式”勋章打下了清亮的底色。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没有树立真话与真理的权威，就不能扫清封建遗毒和暴力哲学，就不能解放生产力，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耀世辉煌。
讲真话是善政的基础。假话的背后，是话语权的无道霸蛮，是特权集团腐败。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在博鳌论坛发言，语惊四座。他说：“国有企业应该起到公共服务的作用，而不是与民争利，更不是官商结合，政企不分，这样不仅要掏空国家，而且要滋生大量腐败。从央企巡视情况看，没一家干净。官商不分，官商勾结，就是这种体制造成的。”
“御史在途”陆群向国家部委“宣战”的靶心，正在这里。当下中国面临更多危机与挑战，如果恪守教条主义、自信主义，不给真话一个自由空间，那就势必两豆塞耳，只听颂歌，不闻雷霆。大跃进放卫星的教训极为深刻，GDP数字成橡皮泥人的教训，至今仍让当局者迷。中国经济数字有多少政绩纵欲、有多少杀鸡取卵、有多少注水猪肉？在经济领域，有多少特权通吃的肮脏内幕？在司法领域，有多少被遮掩的权力狰狞？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多少说真话、说真心话的自由舞台？
亚洲超人李嘉诚为什么把事业版图移出大陆？有三件事情，不断地折磨李嘉诚，令他焦虑：一是全球贫富悬殊状况持续，中国更可能恶化，特权顽疾难治，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靠“维稳”稳得多久；二是中国占全球人口20%，但只有9%可耕地，安全饮用水只占全球水资源6%，政绩纵欲式经济必将偿付巨大代价；三是不阳光，不讲真话。李嘉诚说：“不是今天我跟你有没有说真话，也不是你有没有和我说真话，而是我们要有一个自觉——尽量在行为里更透明、更真实，每一个人都努力，才可以创造一个更公平公正的社会来。”
如果政治正确比真话重要一万倍，那么各种奇葩、各种荒诞依然会粉墨登场。前两天，CCTV新闻联播报道，我国首次集中公布百人红色通缉令：政府将不再为外逃腐败分子保密。民众不禁要问，我国过去一直都为外逃贪官保密？除了公布的一百个，保密的外逃贪官还有多少呢？这真是黑色幽默。谎言依然会传播，但捍卫讲真话的制度，会在第一时间消解谎言。
在美国有许多像《华盛顿邮报》总编本杰明·布拉德利这样的杰出媒体人，无论政府打压还是名利诱惑，都无法阻挡他们追逐真相的脚步。布拉德利率领部下夺得了18个普利策奖；水门事件持续发酵的28个月里，安排发表400多篇真相报道，迫使尼克松引咎辞职。他说：“只要记者说的是真话，并且客观公允，就不需要担心后果。”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讲真话的制度条件。
习仲勋有两句名言。一句是1961年说的，那时国事蜩螗，民生维艰，如何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局？习仲勋入户走村，聆听群众疾苦；解散食堂，顺应群众呼声；开仓放粮，急群众之所急；定谳放人，救群众于倒悬。习仲勋巡视了长葛监狱，对当地书记说：“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另一句是1984年，习仲勋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提出：“能不能出一个保护不同意见的法或者制度？”这是一个良知政治家之问。
一个不敢讲真话的社会，遑论进步。如果没有一个讲真话的制度保障，任何改革都是空话。中国梦，当从捍卫真话制度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