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如果记忆是一条湖，在她老了的时候，她总喜欢架一叶小舟逆流而上，去追寻湖水的起源，捡拾湖面上漂浮的玫瑰色花瓣一样的碎片，探索那些她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岩穴，在水中的礁石上驻停，抚摸那些曾经粗糙，但已被河水磨得光滑的石面。在一些她当初忽略过的角落，她会意外地发现过去没有注意过的一些东西：沙滩上的一片金色的贝壳，湖岸浅水处一颗透明的琥珀，摇曳的墨绿色水草中间的一枚沉默的金币。她打开金色贝壳，看见里面隐藏着光彩耀人的珍珠；她抚摸手中的琥珀，惊叹里面包裹的美丽的黑蝴蝶；她惦着沙里掏出的金币，感受着沉甸甸的分量。这些她当年匆匆忙忙地经过，从来不曾看见，不曾注意到，不曾捡拾的东西，在她老了的时候，才会浮现在她的眼前，才会让她注意到，才会让她弯下腰去，满怀惆怅地拾起。
记忆里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时刻，她当初怎么也不能明白的东西，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开始明白了一些，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明白。就像在一个秋日的下午，在她的阳台上，她合上那本中学时就读过的《安娜卡列尼娜》，低头俯视着乱风卷着落叶在马路上徘徊，感受着这本书重新给她带来的震撼。在中学的时候，她只是看看书中的情节，无法完全深入理解里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当她历经沧桑之后重读这本经典之作，她才能够静下心来细读当初一目十行所忽略过的那些文字，才开始明白字里行间所隐藏的那些浓厚的感情，才会在合上书页的时候，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沉重如石的叹息，眼里充满泪水。
其实她很小就见过后来在她的生命里频频出现的陈明宵，他们就住在一幢楼里，她住二门，明宵住五门，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说过话。因为那时人人都知道她母亲是一个苏修特务，被开除了公职，她也就成了一个人人可以欺负的狗崽子。而陈明宵是一个革干子弟，爸爸原来是军队的，后来转业去了文化部，负责外国电影审查。明宵个子很高，皮肤白净，双眼皮，鼻梁高挺，腿很长，有一段时间经常带着楼里的一群孩子们东逛西逛，耀武扬威，拿着绷弓子抢玩打仗，让手下孩子们管他叫司令。有一次她跟着父亲出楼门，看见明宵躺在楼下小花园树荫下的石阶上，正命令围在四周的孩子们说，司令累了，先睡会儿觉，你们先去侦察敌情去，有什么情况回来报告司令。
她看着明宵一本正经当司令的样子，觉得很好笑。她不喜欢明宵，因为明宵跟她是两个圈子里的孩子：明宵带领的孩子，都是出身好的孩子，革干，军干，最差的也是工人出身。跟她一起玩的孩子，全是出身不好，被称做狗崽子的孩子，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孩子，父母基本都是右派，被打倒的走资派，老资本家，每家几乎都有被劳改的或者被判刑的。虽然她的父亲是木匠，属于工人阶级，但是木匠的父亲是民盟的右派，她母亲属于苏修特务，所以自然被视作出身不好。
在上高中以前，她和明宵唯一的一次交谈是在她八岁那年的暑假，一天中午她在楼外看见了一只浑身脏兮兮的野猫。野猫像是饿极了，见了她不但没跑，反而喵喵地叫着，用脖子蹭她的腿。她跑回家，从柜子里偷了一块肉出来，想喂给野猫。下楼后，她看见一群孩子把猫堵在楼道进门的拐角，有两个孩子把着门，一个大孩子拿着一根棍子，另外几个孩子拿着砖头石块，正在打野猫。野猫躲在墙角，耳朵垂着，吓得瑟瑟发抖。就这么一小会儿，野猫的脑门儿已经被砸出了血，一条腿已经瘸了。平时很胆小的她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冲进孩子群里，用身体挡住猫，不让孩子们打猫。
你们疯了，这就是一只猫，她冲着四周举着棍子和石块的孩子们喊。你们有本事去打阶级敌人去，欺负一只猫算什么玩意儿啊你？
你丫才疯了呢，举着棍子的那个混小子说。反了你了，兔崽子。我告你说啊，我喊三下，你丫不滚开，到时棍子和板砖可不认人。一，二。。。
大中午的闹腾什么呢？明宵恰好从楼门外过，看见里面嚷嚷，就走进来，踢了举着棍子的大孩子的屁股一脚。
报告司令，这兔崽子不让我们打猫，大孩子依旧举着棍子说。
瞧你们这德行，猫又不是阶级敌人，碍你们什么事儿了？都给我滚，门外等着司令去，明宵威严地用力把下巴向门外一甩说。
几个坏孩子乖乖地走出门去了，把砖头扔在楼门外的墙角下，眼睛向门道里看着。
你以后别傻了吧唧的干这种事儿了，明宵用他的黑黑的眼瞳扫了她一眼说。也不是你们家猫，就一野猫，至于吗你？他们花了你，你也没地儿说理去。
明宵甩下了一句话，扭身走出门去，带着那几个孩子玩打仗去了。她看着明宵走出门口的背影，心里突然对这个平素傲气不理人的“司令”有了不少好感。她把猫抱回家，给猫喂饱了，把猫脑门上和腿上的伤口洗干净了，用紫药水给涂上伤口。猫没有哭，猫没有流泪，猫只是尖叫着，爪子挠了她的胳膊好几条血印子。
那只野猫夜里闹腾着要出去，她把门打开，放猫出去了。猫再也没回来。有一天她在楼下不远的副食店的墙角看见了一只死猫，尾巴耷拉着，肚子瘪着，嘴张着，尸体像是干了，猫的脑门上有一圈紫药水的颜色。她没敢凑过去看，赶紧回家了。她一直不明白那时的孩子们为何对猫这么残忍。不光对猫狠，那些孩子们也经常在她上下学的路上欺负她。他们从后面推搡她，用石子儿砸她，还有一次一块碎砖从她的耳边呼啸而过。如果那块砖头打中了她脑袋，恐怕她至少也会被砸出脑震荡来。
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学校里不让她入红小兵，她即使在学校里表现再好学习再好也得不到三好学生的奖状。少年宫有个舞蹈队，她虽然非常有舞蹈天分，但是学校也不推荐她去少年宫。她恨她的班主任。她成名后依然记得那个班主任，那个个子不高，胖胖的留着齐耳短发的女人。那个女人自称文革时曾经抓住过一个潜伏多年的大特务。如果班里有谁丢了铅笔钢笔橡皮什么的，那个女人第一个翻的就是她的铅笔盒。多年以后她在国外见到了一个小学同学，聊天时谈起了班主任，同学说那个班主任在小学同学里威望非常高，去年得了癌症，好几个小学同学去探望。她说，那个班主任对谁都好，但是对我不好。同学说，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记得班主任对你的不好？她说，童年的委屈，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她记得小时候家里客厅的一面墙上，镶着一排大镜子，镜子前面有一条细圆的木棍做成的把手，像是芭蕾舞团练功房里的墙壁。母亲喜爱干净和整洁，客厅的镜子总是被母亲擦得一尘不染。由于那些镜子，原本就空旷的客厅显得面积大了一倍。客厅的中央垂着一盏古色古香的吊灯，吊灯上有几十个蜡烛形状的小灯泡，一到晚上，几十个小灯泡发出昏黄色的光，把客厅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她对这盏吊灯印象深刻，因为她也没在任何别人家里看到过。母亲说那是破四旧时，父亲从街上捡回来的，不知是哪个资本家偷偷给扔的，当时灯泡都碎了。父亲找了好多家商店才买到相配的灯泡。当父亲把吊灯装好，让吊灯上的小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母亲特别高兴。母亲说，这盏吊灯让她想起了莫斯科郊外的父母家，父母家的客厅里也装着这样一盏吊灯。
母亲每天穿上舞鞋，站在镜子前练功，修长的腿放在镜子前的把手上。她出生后三个月，母亲已经开始站在镜子前练功了。父亲是个手很巧的木工，在她出生的时候，送给母亲一个特制的摇篮。摇篮垂在一个铁棍架成的架子上，像是一个秋千，只要用手轻轻一推，就可以摇晃很久。每天早上，母亲给她用母乳喂奶，喂好后把一个奶嘴塞到她的嘴里，把她放在摇篮里，让摇篮轻轻晃动着，然后开始练功。她躺在客厅一角的秋千一样的摇篮里，一边砸吧着奶嘴，一边举着小手，踹动着小脚丫，学着母亲跳芭蕾。母亲的手举过头顶的时候，她也会把手从摇篮里举起来，举过头顶。母亲在镜子前伸腿的时候，她也会把自己的腿伸出来，直直地翘起，脚背也像母亲一样地绷着。母亲在旋转的时候，她也想翻身，但是她翻不了身，因为她的身子被摇篮上的绳子系住，只能晃动，不能把身子翻过来。母亲在客厅里从一头跳到另一头，每当跳到她面前的时候，她就举起小手，想抓住母亲。母亲用手轻轻地一推她的摇篮，又继续跳到客厅的另一个角落里去了。摇篮像是在一湖幽深的水上荡漾的小船，被风推来推去，而音乐就像是湖面的涟漪，一圈一圈地重复地扩大，直到消失。
唱机里的音乐在客厅里如幽静的湖水一样静静地流淌，躺在摇篮里的她虽然不太懂，但是她喜欢唱机里发出来的那些声音。那些带着忧伤的一个个音符，刻在了她的幼小的脑海里，一生都挥之不去。摇篮在咯吱咯吱的摇晃，她把奶嘴吐出来，嘴里咿呀着，学着母亲的样子手舞足蹈。她想站起来，也跟母亲那样踮起脚尖跳舞。
她是八个月大的时候第一次迈开腿自己走路的。那一天，她一只手扶着母亲的手，踮起脚尖，摇摇晃晃地走向镜子，在镜子前一脚站立，另一只脚向后伸出去。她身子一歪，几乎要摔倒。母亲用两只手扶住了她说，以后等你长大了，妈妈教你跳舞。
略大一些后，母亲在家里练习芭蕾，她仔细地看着，把母亲的那些舞步都记在脑海里。同一段舞，母亲在家里的客厅里会练习上千次，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完美之后才肯罢休。有时她在客厅的一角，会跟随着母亲的脚步一起跳舞。她没有舞鞋，她只能光着两只小脚丫跳，但是这并不妨碍她跟着母亲把一只舞蹈从头到尾跳下来。她像母亲一样地踮起右脚尖，用脚趾触地，腿笔直地站立。她看着母亲，学着母亲的样子把左腿向后延伸出去，左臂弯成一个半圆的弧线放在腰部，右手提起想像中的红裙一角，让想像中的裙子如扇面一样展开。
没有人知道，她的记忆力天生与众不同。别人三四岁的时候才开始有记忆力，她六个月大就有记忆力了。她不光记忆早，而且有着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母亲在客厅里跳的所有舞蹈都被她储存在了脑海里，即使在她老了的时候，童年时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母亲的每一个芭蕾舞动作都印在了脑海里，犹如一幅幅洗出来的照片。她没有上过正规的芭蕾舞学校，没有经过正规的芭蕾舞训练，人们说她是自学成才的舞蹈天才。她其实有一个最好的老师，就是母亲。母亲的芭蕾水平，是世界级的，比芭蕾舞学校最好的老师都要高几个级别。她不需要别人教她跳芭蕾，因为母亲的舞蹈就是最好的示范。《天鹅湖》里的著名的连续不停的三十二转，转的过程中脚尖移动不超过一条皮带围成的小圈，母亲几乎每天都做一遍，而她对这个三十二转早已娴熟在心。通过不断地模仿和练习，在十几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可以做出这个高难动作了。
在她以后的艺术生涯里，人们惊奇于她的无师自通，惊奇于她舞技的精湛。人们说她是一个极有天赋的人，一个罕见的芭蕾天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天赋的来源。她的天赋来自于她的大脑，那里面住着当年莫斯科大剧院里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每当她有了疑惑的时候，她就会在大脑里搜索母亲是怎样处理的，就会亲眼看见母亲像是示范一样地给她做动作，在脑海里把动作一个个分解开，像是慢动作电影一样地缓慢展开，随后恢复成正常动作。没有人知道，无论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半夜里醒来之后，凌晨躺在床上，甚至于坐在公共汽车上，她的脑子里都在一遍遍地回放着母亲跳的芭蕾片段。她的脑子就像是一个电影资料室，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一段母亲跳过的芭蕾，仔细观摩，仔细欣赏和琢磨。在她一开始学习芭蕾的时候，她只是模仿母亲的动作，把母亲的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后来，她开始改进母亲的动作，把母亲的舞蹈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和母亲在她脑海里留下的那些精美绝伦的舞蹈，是她能够一出道就一鸣惊人的秘诀。当文革结束后，中央芭蕾舞团最好的演员还停留在样板戏的阶段的时候，她已经掌握了传统芭蕾舞剧里最难的那些动作，已经会跳整场的《天鹅湖》，《吉赛尔》，《睡美人》和《卡门》了。
在她的记忆里，再也没有像母亲和父亲这样的容貌很不相配的人组成一个家庭的了。母亲身材瘦长，面容娟秀，细长的眉毛下是一双发光的蓝色的眼瞳，鼻子小巧，嘴唇很薄，脸颊上有一对小酒窝。母亲无论站在哪里，都是出众的美女。而父亲矮胖，眉毛粗旷但是眼睛不大，鼻子有些塌陷，一个憨厚的嘴唇，笑起来显得很实在。
在她的记忆里，父亲脾气很温和，而母亲脾气很暴躁。父亲一直都很让着母亲。父亲总是夸母亲漂亮，顺着母亲。即使母亲当着外人对父亲发脾气，父亲也不还嘴，总是脾气很好地哄着母亲。父亲很勤快，而且手很巧。父亲给客厅里铺的木质地板是由一块一块的小长方形木板拼接的，拼接得严丝合缝，上面刷了几遍油漆，让整个客厅的地面像是镜子一样明亮。在那个年代，没有人家里的客厅能够这样奢华，能够让母亲像是在芭蕾舞团的练功房里一样地在家里练习芭蕾。当她老了之后，她经常感叹命运的安排。倘若不是父亲给家里装修了这样一个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比奢华的练功房，倘若不是母亲无法继续在剧团的练功房里练习只能在家里偷偷练，倘若不是母亲失去了工作所以有时间每天在家里练芭蕾，倘若她没有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那么她可能就不会从小受到这么多芭蕾方面的熏陶，也就不会在脑海里驻着母亲这样的世界顶尖的舞蹈演员做为老师来纠正她的芭蕾舞动作，也就不会在以后那么出众了。
记忆中有一个镜头她记忆深刻。从小到大到老，镜头里的景象总是不断出现在她的脑海里，甚至在她的梦里。她记得五岁那年夏天的一天傍晚，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地给她做饭，而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抱着缠着纱布的双脚哭泣，身边放着那条波希米亚红裙，裙子的一角垂落在光滑如镜的木质地板上。她坐在母亲旁边，不知所措地看着母亲。她不知道母亲的双脚到底怎么了，她知道母亲最近一段时间经常跳着跳着芭蕾就摔倒，再也做不了那个每天都做的三十二圈旋转了。她知道昨天父亲送母亲去医院动了手术，自从手术回来后，母亲就一直处于抑郁之中，不断地说以后再也跳不了芭蕾了。虽然父亲百般安慰，但是母亲依然愁眉不展。
她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母亲打开了一封信，信封上是国外的邮票，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俄文，夹着两张带着黑圈的照片。母亲教过她一点俄文，家里也有一些俄文书，所以她知道信上的字母是俄文。她看见从来流不出眼泪的母亲读着信，眼里突然冒出了泪水，泪水一滴滴地滴在了信纸上。她看着母亲缠着白纱布的双脚，看着被泪水浸湿了的信纸，心里很害怕。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此她就愈发的害怕。当她害怕的时候，她不敢说话，生怕让母亲更加难受。
那天夜色悄悄从窗户里钻进来，弥漫了客厅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回家。父亲平时总是下班后早早回家，但是今天天已经快黑了，父亲不知怎么还没有到家。吊灯的朦胧的光线笼罩着母亲的弯曲的身躯。窗外是墨黑的颜色，没有月亮，夜空中只有几颗苍白的星星在遥远地闪烁。她饿了，想吃饭了，但是母亲在啜泣，她不敢跟母亲说自己饿了。她只是在沙发上悄无声息地坐着，看着母亲。她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她不清楚，也不敢问，也不敢说自己饿了。她只是恐惧地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生怕发生什么。
她看见母亲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把信放在沙发上，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墙角的桌子前，从桌上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把黑色的长长的剪刀。她看见母亲握着剪刀走回到沙发边，重新坐在沙发上，把裙子拿过来，一边哭泣着，一边用剪刀把裙子剪开。当裙面在剪刀下无声地分开，裙角滑落到木质地板上之后，她听见“当”地一声响，剪刀落在了地上。她看见母亲抱起了裙子，像是抱着一个孩子一样，把裙子紧贴在胸前，泪水流在了裙子上。
那天晚上，她看见母亲抱着裙子哭了许久，然后站起来走到桌子边，从放在桌子上的针线包里拿出一卷针线来。母亲坐回沙发，在吊灯的昏黄的灯光下，把针穿上一根如丝的黑线，低头一针一针的缝起那条长裙，一边缝一边用手臂去擦脸上的泪水。她记得家里的桌子上有一个白色的四方的闹钟，钟上有黑色的阿拉伯数字。钟表的中心是一个四方的像是铁轨一样的深棕色的小圈，短细的棕色秒针沿着铁轨一圈又一圈地转着。秒针上面是细长的黑色的分针，分针沿着黑色的数字缓慢地移动着。五岁的她个子不高，头刚好能够到桌面，经常站在桌子边睁大了眼睛看着秒针的移动。桌面是栗色硬木的，由于不断擦拭的缘故，像是镜子一样明亮，能映出上面物体的形状。闹钟边是一个茶盘，里面放着六个有着厚厚的玻璃的茶杯，中间是一个深色的泥茶壶。
那天晚上，她看着闹钟的秒针在一格一格地旋转，觉得秒针走得特别慢。母亲坐在她身边，手里拿着一根银色的细针，在一针一针地缝着红裙。家里的桌子上总是放着母亲的针线包，母亲用里面的针和线去缝舞鞋。母亲有两双舞鞋，一双是肉色的，另一双是红色的。肉色的穿得比较多，鞋上也打了许多补丁，看着很旧。红色的很少穿，显得很新。通常母亲缝几针舞鞋，就把舞鞋穿在脚上试一试，然后脱下来继续缝几针，再穿上试试。母亲经常要这样反复很多次，才把舞鞋缝好。母亲的舞鞋有很长的漂亮的丝绸缎带。母亲缝完鞋后，经常弯下腰，把舞鞋的鞋尖在地板上磕磕，套在脚上。她喜欢看母亲穿上舞鞋系上缎带。母亲会把鞋上的缎带展平，一圈一圈地十字交叉着缠在脚背上。缎带快缠到头的时候，母亲的两只手在脚腕的内侧灵巧地翻动着，把缎带打一个很小的结。打完结之后，母亲会把腿侧向一边，仔细地查看十字交叉的缎带和结。有时母亲会皱一下眉头，像是不太满意似地把结和缎带打开，重新仔细地缠一遍，在脚背上交叉出一个个完美的十字，再打一个结。
那天晚上，她不知道母亲缝了多长时间裙子，桌上的闹钟在滴答滴答的响着，每一秒都过得很慢，慢的像是快要凝滞了一样。她看见母亲站了起来，用牙把黑丝线的一头咬断，把裙子抖落开。她看见那条长裙是红黑色的，上面有很多层褶，裙面绣着一朵朵红色的金合欢。
她看见母亲查看完缝好的地方后，换上了这条红裙。母亲穿上裙子后，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脸上的悲哀消失了。母亲的嘴角保持一种优雅的微笑，头发整齐地拢在脑后，脑后的发髻上插着一朵火红的花。母亲拿过那双看着很新的红舞鞋来，想把红舞鞋套在缠着纱布的脚上，但是总是套不进去。母亲最终放弃了穿舞鞋，忍着疼痛站起来，走向镜子前。在镜子前，母亲用缠着纱布的右足尖顶地，右腿笔直地站立，同时左腿向后延伸出去，与站立的右腿形成九十度。
在母亲这样站立的时候，她看见母亲的脚尖在微微地颤抖，像是要站不住了一样。脚面上有殷红的血从纱布里浸透了出来。那条红裙沿着左腿部滑落下来，遮住了站立的右腿，同时让左小腿完全裸露出来。母亲的左臂弯成一个半圆的弧线，左手放在腰部，手面向下，五指并拢贴着裙子。母亲的右手提起长裙的一角，让裙子如扇面一样展开。红裙的两只吊带勒在母亲的瘦弱的肩膀上，让母亲的锁骨显得有些突出，黑红的裙子衬托得母亲的肌肤很白。吊灯的黄色灯光打在母亲的脸上，让母亲的脸庞一半呈现出金黄色的透明的光泽，一半隐藏在暗影之中。母亲以右腿为中心旋转了一个圈之后，身子俯向着地面，像是一只疲倦了的黑红色的花蝴蝶。
做了几个基本动作之后，母亲走到客厅一角，打开了唱机。唱机里播放着《天鹅之死》的悲哀的乐曲，像是一股带着煞气的秋风卷着落叶吹进了客厅。母亲的脸上带着一种揪心的微笑，像是一只垂死的天鹅一样，在镜子前随着温柔而又缠绵的音乐跳着，动作轻柔而又凄婉。她觉得母亲平时跳舞时像是一只鸟儿，胳膊就像是鸟儿的翅膀，脖子下面突出的锁骨也像是鸟儿的细骨。母亲平时跳舞的时候，舞鞋像是一朵小小的火焰，在深色的木质地板上跳跃着，燃烧着。而今天，母亲像是一只快飞不动了的鸟儿，动作呆滞而费力。没有舞鞋的缠着绷带的脚也失去了火焰的灵巧，显得迟缓和不稳。在做一个旋转动作时，母亲的脚腕歪了一下，身子失去平衡，扑倒在地。她看见有一滴泪水在母亲旋转的时候甩了出来，落在沙发前的木质地板上，像是一滴晶莹的雨水。长长的波希米亚裙子盖住了扑倒在地的母亲的腿，像是一团黑红的火焰。她看见俯伏在地上的母亲眼里溢满了泪水，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母亲并没有去擦。她看见母亲像是精疲力竭了一样用手支着身子在木地板上喘息，汗水湿透了背部的舞裙。黑红色的长裙围在母亲身边，像是池塘里的一朵被夕阳染红了的荷花。
那天晚上，她看见母亲关上了唱机，走回了沙发，端着一杯凉白开坐在沙发上喘息，把两只缠着纱布的脚盘在身前，纱布上有殷透了血迹。她的眼皮开始像是一扇门一样沉重地落了下来。她困了。她闭上眼睛，把头歪在沙发背上，腿蜷缩在沙发上，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睡意朦胧之中，她听见母亲站了起来，感到一只胳膊伸到了她的脖子后面，另一只胳膊伸到了她的腿下面，把她抱了起来。她能闻见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熟悉的汗水味，感觉到母亲的散发着热气的肌肤。母亲把她抱去了卧室，放在了平时睡觉的小床上。她记得母亲在她的脸庞上亲了一下，母亲的嘴唇冰凉。母亲的头发落下来，在她的鼻子上拂过。她记得母亲把被单给她盖到了身上和脚上，她没有动也没有睁开眼睛，她困得忘记了饿，只想睡觉。
她听见母亲把屋里的灯关了，随后听见房门轻轻地响了一声，像是被从外面关上了。在那之后，屋子里就开始寂静了下来，寂静得像是被一块大石头压住的黑夜。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小舞台上，像是母亲一样地穿着一条红裙和红舞鞋，跳着跟母亲一样的舞。她毫不费力地把母亲跳的几只舞从头到尾一个动作不拉地跳了下来，就好象那些舞蹈早已经被一把小刀刻在了她的脑海里一样。
她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半夜里，她被救护车的鸣笛声猛然惊醒，听到门外是嘈杂的人声和纷乱的脚步声，像是有人在不断进门出门。她睁开眼睛，看着漆黑的房间，心里突然涌上来一阵恐怖。她猛地掀开被单，跳下小床，光着脚揉着眼睛向着门外跑去。她拉开门，看见客厅的灯明亮得晃眼。客厅里站着或坐着十来个人，他们在面红耳赤地激动地说着什么。她用眼光四处寻找着母亲。她没有看见母亲，只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手捂着头，两只胳膊在不断地颤抖着，旁边坐着姑姑。她看见木地板上有一滴一滴的血迹，从门口通到洗手间里。她走进洗手间，看见里面没有人，只有那条红裙散落在脸盆架旁的灰色水泥地板上，裙上的吊带像是舞鞋的缎带一样扭曲着，裙面的一层层的褶子叠落在一起。她走近裙子，看见有几朵金合欢上沾着发黑发红的血迹。她俯身去拉裙子，看见裙子下是一滩黑红的血。这时，一只有力的胳膊把她抱了起来，把她抱出了洗手间。她本能地踹着腿，想挣脱开，但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让她安静下来：
乖孩子，这里太乱了，跟我回我们家好吗？
她抬头看去，看见姑姑的一双红了的眼睛在看着她，胳膊紧紧地抱着她。
妈妈呢？她挣扎着大声说。我要妈妈，我要跟妈妈在一起。
客厅里的人突然安静了下来，每个人好像突然一下注意到了她。他们闭住了嘴，把头转向她。她看见父亲扫了她一眼，站起来向她走过来。
妈妈过几天就回来，姑姑哄着她说。爸爸现在有事儿，顾不了你。乖，先上姑姑家去跟弟弟玩去，过两天姑姑再给你送回爸爸家里来，好吗？
不好，她摇头说。妈妈在哪里？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把她给我吧。父亲走进姑姑身边，伸出双手来说。我能带着她。
不行，姑姑说。这里太乱，这一地血了不唧的让孩子看见也不好。我先带她几天，等你把事情处理完了我再给你送回来。
听姑姑的话，父亲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说。爸爸现在心里很乱，照顾不了你。你先到姑姑家玩两天，爸爸随后就去接你，好吗？
好吧，她嘟着嘴不情愿地说。妈妈呢？
那姑姑给你穿上衣服咱们就走，姑姑一边抱着她向卧室走去一边说。
姑姑把她抱回卧室，在衣橱里找出几件换洗衣服塞进一个包里。姑姑给她穿好衣服，牵着她的手领着她跟客厅里站着的父亲打了个招呼，就出门沿着楼梯下楼了。楼梯的灯灭了，黑漆漆的，只有每层楼道之间的窗口有惨白的月光照射进来，夜幕上闪着星星的微弱的光。她牵着姑姑的手下楼，听着楼道里咚咚的脚步声，心里很害怕。
妈妈怎么了？她抓紧姑姑的手问道。
妈妈病了，姑姑在黑暗的楼道里一边小心翼翼地迈着台阶一边说。让救护车拉去医院了。
姑姑领着她走到离楼门口不远的一个站牌下等公共汽车。不久，一辆公共汽车从夜幕中驶来，在站牌下嘎地一声停了下来。姑姑从前门上了车，站在售票员座位前，从身上掏出钱包来买票。
哪里下？售票员懒洋洋地问。
鼓楼大街，姑姑说。
妈妈会死吗？她伸出小手拽住姑姑的衣服怯怯地问。
姑姑没有说话，只是领着她的手向着后面走去，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座位。姑姑坐下，把她抱在腿上，搂在怀里。公共汽车驶上了马路，离开了父亲的楼。路边的一颗颗槐树在窗外不断地向后倒去，路灯的白光在车窗上不断流过。她把头扎在姑姑的怀里，靠着姑姑的温暖的身体，眼睛胆怯地望着窗外。她知道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虽然没人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她知道，那个穿着波西米亚黑红裙在家里跳舞的母亲已经离开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从那之后，她果然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