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与一个搞建筑的农民企业家交谈，谈到近期的极端高温天气时，他不假思索地说：“39、40度跟我们没关系。”他介绍自己的施工队伍与国企的差别，在炎炎烈日下，对方打着鼓风机，干不多长时间就休息，焊缝像八脚（蜈蚣）。而自己没有降温装置，长时间连续作业，焊缝又细又直。“他们是家养的，我们是野生的，”这位企业家如是说，话语平静而诙谐，我却深感震撼且对话题引起极大兴趣。自己也是17岁就下乡，这种经历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农村和农民。这是一个从出生起就没有任何保障，却要承担全民的肚子需求和百多种税费的巨大群体。改革开放进城以后，身处社会的最底层，没有怜悯，无处诉苦，谋生全靠自己打拼。倒是在苦难中悟出许多朴素的真理。非此，说不出那样精辟的语言，真是“卑贱者最聪明”啊。
近期重温了导师的一些话，譬如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跳出周期律、避免三百年前甲申年历史教训的谈话；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两个务必”的论述，至今重温起来，谆谆教导如同昨天，而历史已向前走了几十年，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复杂程度已远远超出了导师的预料，令人感慨系之。
就说我们的执政党吧，打江山的“野生”时期生气勃勃，充满革命性；坐了江山“家养”以后的几十年呢？社会发生了畸变，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社会风气愈来愈坏，对党的组织和党内政治生活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侵蚀。不少执政者向着骄奢淫逸蜕变，走向反面去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已演变成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和自我表扬。党内风气庸俗，腐败丛生，生命线所维系的党的生命岌岌可危——执政党跳出周期律了吗？
身处的金融行业是一个金钱和利益的交汇点，经常有倒下去的高官。而还在台上胡作非为的仍大有人在，这些人重权在握，总有一大批追随者，往往在一个地区和单位形成主流势力，排斥忠良，恣意妄为。时代变了，我们国民性的劣根性依然。社会意识形态混乱，歪理横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与执政党理念相悖的内容；尤其是目睹了“远华”案、“慕马”案等所反映的社会上比比皆是、愈演愈烈的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宗派主义、假话空话、贪污腐败、买官卖官泛滥横行；“劣币”驱逐“良币”，“不入流、就出局”的逆淘汰等大量严酷的事实，但凡清廉正直一点的人们，在这样的情境中还有多少话语权，多大的立锥之地呢？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战国•楚•屈原《楚辞• 卜居》)。比之晚清的《官场现形记》以及1949年前几年的国民党状况，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际上苏联东欧巨变，苏联党一夜之间倒台的历史教训，对我党决不是危言耸听。
入党至今已38年，历经党内生活的种种变化，对社会现状很失望。有一位“红二代”说得很尖锐：当今的贪官，无疑是共产党的叛徒，这些人养尊处优唯利是图，也不是简单地出卖同志，出卖组织，而是出卖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壮烈牺牲的事业，出卖社会主义，出卖人民。最可怕的是，他们从根本制度上颠覆了共产党的正确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是新时期的党的叛徒。看看官场上屡见不鲜的前倨后恭、媚上压下，遇有外敌入侵，怎么可能不当汉奸！真不知我们执政的党给这些寡廉鲜耻地钻营禄位之徒以权力，却放任他们吃里扒外中饱私囊，养痈遗患尾大不掉，长期不得解决，这笔政治账怎么算？
究其原因，无不归因于政治体制，说明这个体制有重大缺陷。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既然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却制造了一个积重难返的不良体制，那么如何来认同这个党的先进性呢？这是个大题目，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况且禁锢很多。而我则有个天真的想法，初级阶段的光怪陆离是否像极了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魑魅魍魉舞蹁跹，疯狂地释放着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黄钟被砸烂并被抛置一边，而把泥制的锅敲得很响。比喻有才德的人被弃置不用，而无才德的平庸之辈却居于高位。
“粗俗的唯利是图的心理和庸俗的消费本能”(《论社会主义民主》﹝苏﹞罗伊•麦德韦杰夫)。上世纪60年代的苏联是这样，当今中国亦然。然而不去遑论苏俄社会的人文基础不可与我等量齐观，就说其间夹杂着我们国民性的劣根性的作祟，却总是道貌岸然地粉墨登场，挥霍劳动者辛苦奋斗换来的成果，作为一个老党员，怎能不感到莫名的悲哀。
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曾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那是没有未来的”。现在将“关注天空”译成“仰望星空”，更具文采也提升了立意。《甲午殇思》一书有一段寓意深刻的叙述：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指出，两国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作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甲午战争果然惨败。仰望星空就是要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只盯着自己的官位，为一己私利而拿原则和良心作交易；也不是“一阔脸就变”(《赠邬其山》鲁迅)，视民众利益如草芥。可是如果行使权力的多是些奸佞小人，那么仰望星空的必然总是受到排斥。“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鲁迅 )，几多为官者能够体察“野生”草根的苦难，而不仅仅是春节前在媒体的簇拥下“送温暖”。在享受着主流媒体“歌舞升平”，层层各级爱吹不爱批，报喜不报忧的畸形氛围里，国家利益、民众利益谁来关心？
在权势者周围，奸佞小人争名逐利竞进成团，也是从反面教会人们以何种价值取向，这无疑且已经导致全民道德滑坡，社会溃败，这是非常危险的。著名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面对当时苏联社会的种种弊端曾经悲愤地说：“我们所建成的，不是当初为之奋斗的”，至今仍振聋发聩且感同身受。
海上渔民说得好：风平浪静，龙虾不分；狂风恶浪，龙虾分明。改变执政党的颓势，需要一大批走正道、能担当、敢于搏风击浪的人。那么，没有经过艰苦复杂“野生”环境的浸淫锻铸而成的意志与品格，断然难以担当重任。我以为，一位农民企业家嘴里所道出的，不仅是充满哲理的精辟之见，也不仅是对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的不平，似乎还隐含着一些发人深省的东西，是什么？一时又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