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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班离了校，在校生放了假，新生招考，录取结束了，济南市育新中学副校长陆国筠提了包，拿了雨伞，走出办公室，如释重负地长出口气，步履匆匆地走出学校。天上乌云密布，不过五点来钟，天色却突然变得很暗，要下大雨了。她要赶在雨前回到家，女儿一个人在家，打雷她会害怕。好在学校离她的新家—省委宿舍不算远，坐公交车也不需要转车。她坐上公交车，不一会儿，天完全黑了下来，路灯，车灯，街上店铺里的灯都亮了，路上的行人被大风刮得一溜歪斜，踉踉跄跄地奔逐着，远处传来沉闷的雷声，像木桶在石板路上滚过。陆国筠焦急地朝车窗外看着，瞅着路上的站牌儿。公共汽车在省委宿舍站停下，她轻捷地迈下车，风刮得她的衣裤紧贴着身子，显现出姣好婀娜的腰身。她急匆匆地赶回家，刚进门，立脚未稳，大雨就“哗哗”地落了下来，还夹着狂暴的雷呜电闪。明明站到窗前，看着窗外瓢泼般的大雨，风雨中飘摇的大杨树，回头对妈妈说：“老天爷照顾妈妈，等你进了家门儿，它才下。妈妈，你真好命。”陆国筠看着白亮的电灯下穿着蓝色连衣裙，花一般的女儿，嗔道：“小小的孩子，说老太太话。什么‘命’不‘命’的？”明明说：“就是嘛，姥姥说的，你和大舅，小姨小时候，她让一个‘半仙’给你们三人算过卦，数你命好。”陆国筠被女儿说得一愣神儿，眼睛闪了一下，心想，这个闺女真是好记性，大人不经意说的一句话，她听见了，就记住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一句来。陆国筠问：“爸爸来电话了吗？今晚还不回来？”明明说：“来电话了，明天才散会，让我们等他回来，一块儿去姥姥家。”
晚上，雨停了，天睛了。女儿睡了。陆国筠站在窗前，透过灯光闪烁的楼房，望着天空，圆圆的月亮从浮动的白云中游出，展露出银盘般的面容，给天地间披上一层云霓般的轻纱。她站了一会儿，一阵风吹来，凉意很重，毕竟是秋天了。她把窗子关好，走进女儿的小房间，女儿睡得好甜，毛巾被给蹬到了一边,她给女儿盖好毛巾被,脚步轻轻地走出来,把客厅里被女儿弄乱了的沙发座垫儿弄平整,进了自己房间.她们是一九六二年夏天搬到这里来的,二楼,三室一厅,有厨房,卫生间,比原先住的条件好多了.家具照例是公家配备的,虽然并不高档,但方便,实用,舒适,而且简朴中透着尊贵,平实中显现大气,体现的是不讲气派的气派,一望而知房主人是“高干”，搬进来的时候，周桥倒不觉得怎样，陆国筠很有点喜出望外，在偌大的济南市，没有多少人家享受这种待遇。房子多了，小房间女儿住，最大的一间安了大床是陆国筠—也是他们两人的房间，中等的一间做周桥的书房兼睡房。周桥调到省委宣传部以后，工作特别忙，常常带文件来家，又是看，又是写，往往弄到很晚，怕耽误陆国筠睡觉，忙完了，就在书房里睡了。陆国筠睡醒了，睡不着了，就抱了被子来找周桥，听他说几句话，或者偎在他身边，就很容易地重新入睡了—她太依恋他了。周桥因为在领导所在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中表现“右倾”，被下放去陶阳那段时间，陆国筠常常失眠，她觉得自己太脆弱了，如果嫂子或者妹妹那样的遭遇放到她身上，简直不堪设想。她一向是多愁善感的人。这几天，周桥参加“四清”工作会议，晚上不回家，风雨过后，院子里秋虫唧唧，远处有似隐似现，听不真切的蛙鸣，这让夜晚更显得寂冷，一种难以排遣的落寞和忧愁袭来，让她面对正摊开的《李清照词》，怎么也看不下去。突然，闻一多写于三十年代的诗《静夜》浮现在脑海里：“这灯光，这灯光漂白了的四壁，这贤良的桌椅，朋友般的亲密，这古书的纸香一阵阵袭来，要好的茶杯贞女一般的洁白，……鼾声报道我大儿康健的滑息，……这神秘的静夜，这浑圆的和平，我喉咙里颤动着感谢的歌声，但是歌声马上又变成了诅咒，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陆国筠觉得这首诗有点切合她的心境，同样是一己的安适（这安适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终其一生而未实现的），同样是安适者的心不安于此种安适，而是痛苦不堪，难得安宁。闻一多是因为社会黑暗，民众疾苦，而她则更多的是因为自已亲人的不幸—不是一般的不幸，而是永无休止，几乎看不到尽头儿的苦役。对亲人的担心，牵挂，是她心灵上永远的伤和痛，刻骨铭心，如影随形，无论如何也排遣不掉。哥哥远去大西北服刑，好像走了一辈子了，但实际上刑期才过了几年，嫂子自愿下放去了大西北，在近处陪他，留在老人身边的亮亮出现了忧郁症前兆，嫂子只好请假回来照看孩子，一边还要为糊口而劳作。曾几何时，嫂子像她的名字一样天生丽质，品相高贵，形若天使，如今却沦落如斯。现在，亮亮的精神恢复了常态，去年暑假后来育新中学念初一，功课一直不错。可是嫂子必须回大西北，亮亮哭着闹着要跟妈妈一起去看爸爸，嫂子同意他去，她深知国栋多么想念儿子。但是，亮亮一个人回来，嫂子不放心。陆国筠决心和嫂子，亮亮一起去大西北，她万分想念哥哥，在她和妹妹国群心目中，陆国栋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陆国筠说过，哥哥是“完人”—没有缺点的人，他的善良，宽厚，他对两个妹妹的疼爱，他的求知，敬业对她们的影响，她都深深地记在心里，她们俩，特别是国群小时候调皮，怎样“讹”他，他也不会生气，她们俩无论谁闯了祸，他都会替她们揽起来，大人分给他们一个人一份儿的好吃的东西，哥哥总是稍稍尝一点，给她们留着，解放前陆国筠因为参加游行，被警察逮了起来，一向温和沉稳的哥哥竟然跑到公安局大吵大闹，家里人拽都拽不走他，他找警察，让他们把他抓起来，把陆国筠替换出去，警察问：“那天你参加游行没有？”哥哥说：“没参加，我正忙着做实验哩。”警察说：“那我们凭什么抓你？”哥哥竟说：“你们抓人还需要凭什么吗？”差一点闯出大祸。事情过去后，爸爸对邵教授和伯川叔叔说：“我这三个孩子，一人一个性格儿。国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头扎在实验室里，可是，妹妹被抓了，他不干了，像愤怒的小狮子，赖在警局里，妹妹不放出来，他就不肯离开。国群是狂热分子，游行中最活跃，可是她机灵，警察要抓人了，她一溜烟跑没影儿了。国筠是碍于同学的面子被动参加的，游行中她半是参加，半是观景儿，警察来了，她居然认为自己没什么违法行为，不紧不慢，甚至还和警察讲道理，说学生们游行是行使公民的民主权利，是要让国家好起来，你们当警察的，应该有良知，同情学生。你们想她有多么书生气？结果被警察当骨干分子给抓了起来。要不是邵伯伯给保出来，麻烦大了。”陆国筠有时和周桥开玩笑：“我也是老革命，我是咱们家唯一坐过国民党班房的人。”周桥说：“听见了吗？妈妈是咱们家的老革命，我们都要尊敬她。”明明高兴极了，跳着说：“哎呀，太好了，爸、妈两个，一对老革命，我长大了，也当老革命。”陆国筠说：“傻丫头，你长大了，也成不了‘老’革命啊。”然后又正色道：“明明，妈妈刚才是说玩笑话。妈妈可不是什么‘老革命’。”这种时候，陆国筠感受着温馨的幸福和满足，但往往不过是短暂的瞬间，她的愁思，总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一九六二年夏天，周桥的“右倾”问题得到纠正，他们一家住进了省委宿舍，每当她进出大门，门岗向她行注目礼，她总是不好意思地匆匆走过，在大门外，她常常看到路人混杂了神秘，好奇，羡慕，甚至妒嫉的神情，她知道，在时下的中国社会里，进出这类大院的人，是普通人心目中的“特权阶层”，是成千上万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而几乎就在他们搬家的同时，她作为市文教系统落实“重在表现”政策的“典型”，自己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入了党，还被提拔做了副校长。这是她做梦也没想到的。当原先的同事喊她“校长”时，她会不知道人家在喊谁，当原先要好的姐妹郑重其事地向她“请示”或“回报”工作时，她会脸红，似乎因为突然如此幸运而亏欠了大伙儿似的。她对周桥说：“我天生就不是当官儿的材料。”周桥说：“按理想主义的一种境界，让不想当官儿的人当官儿，让一心当官儿的人当不上官儿，社会会更好，但这是做不到的。官场上总是充斥着追名逐利争权之徒—共产党掌权也没改变这种现象。”有一段时间，陆国筠甚至恍恍惚惚地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个“南轲一梦”？为什么那么多的好事儿一古脑儿全落在她的头上？莫非真的是自己“命”好？刚才明明说姥姥找人为他们兄妹三个人算命的事，如果不是明明提起，她早就忘了，还是日本鬼子投降那年，过了阴历年，娘带他们兄妹去陶阳榆树村看姥姥，姥爷。这是他们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也几乎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农村过年比城市更像过年，什么玩龙灯，舞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演大戏，玩意儿不断溜儿，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而他们作为程家的外甥，济南来的洋学生，在乡下人眼里，简直就是仙子，仙女来到凡间，无论到哪里，都像众星捧月一样，被人们簇拥着，礼让着。……他们还年小的时候，那种状况让他们兴奋，欢欣，飘飘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感觉渐渐淡了，而村里永不变样的破败的泥屋，穿着破旧，邋遢的农人，面带菜色，骨瘦如柴的老人和孩子，让他们触目惊心，来姥姥家拜年的穷人那种逢迎，委琐让他们不安，不快，……他们悟到，万众欢腾的背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回到各自家中，人们过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其实城里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开始感觉到这个世界不公平，不合理，人和人之间不应该这样不平等，……他们隐隐约约地知道，共产党主张革命，就是为着建立一个合理的，公平的，平等的社会，所以，他们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着同情，至少是不抱反感。就是这次在榆树村，村里的张半仙来姥姥家，姥姥让他给他兄妹三人算了卦。张半仙面目清秀，留着长须，思考时目光飘忽，陆国筠觉得他真有点“仙气”，他看了他们三人的生辰，又看了他们的面相，说大外甥少年得志，中年不顺，晚年功成名遂；大外甥女儿福大命大，必得贵夫，诸事遂顺；小外甥女少年风光，中路坎坷，但可善始善终。现在想来，这张半仙“算”得大体不差，难道他真的会神机妙算？这事真的好奇怪。陆国筠想想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确实是“诸事遂顺”，甚至喜出望外，无论是和周桥的结合，还是这次的入党，提干，都是虽心向往之，但以为实不能至的事，却都意外地成了现实，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周桥虽然也曾被“运动”触及，但都有惊无险，而且运动过后，更被重用。但是陆国筠生性低调，内敛，无论是省委部长的夫人，还是自已入党，提拔，她从未喜形于色，更无春风得意之态，处世仍一味克已让人，而且，工作之余，依旧郁郁寡欢，除了她这个“命”好的幸运儿，娘家人几年来备受磨难，几无一人一时安宁，一夕欢愉。全家人都落在水里，只有她一个人在岸上，又像大厦倾复，唯她一个人侥幸逃出，家人都落了“网”，她自己在网外，虽可自由游弋，但与“网”里亲人隔网相看，无语垂泪，感同身受，情何以堪！哥嫂钟爱的事业，家庭的幸福全毁掉了，妹妹二十几岁，政治上入了“另册”，家庭连遭异变。跟她山盟海誓的高干子弟大难来临，立即弃她而去，又一次差强人意的婚姻竟毁在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手里。妹妹现在才三十五岁，远在鲁南山区，举目无亲，政治压力如牛负重，和幼子相依为命，该是怎样孤寂，如何度过漫长的人生？……广播上常播出那种政论批判文章，里边常引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类的名句，用以比喻人民事业欣欣向荣，方兴未艾，而阶级敌人则是日暮途穷，气息奄奄，她陆国筠自己和自己小家庭是在“千帆”竞渡的“轻舟”上，葱茏茂盛的“万木”中，而自己的亲人们却不幸为“沉舟”，“病树”，声声哀叹如凄惨的猿啼。陆国群恨不能以身代，但她替不了他们中任何一个，只能隔岸观“水”，看“火”，徒唤“奈何”，……她只能尽自己所能帮助爸妈和兄嫂他们。她和周桥商量好了，邵一兰回了大西北，就让爸、妈和亮亮搬来一起住，希望这样爸妈心情会稍好些，亮亮也不至于旧病复发。嫂子很高兴，亮亮也愿意来，从省委宿舍大院走出去的孩子应该不会被人欺负，他也愿意和明明一起玩儿。老头老太太还舍不下他们住了一辈子的家，还在犹豫，一定得动员他们过来。……陆国筠在外边，在学校里，和同事，学生在一起，一如常人，回家来，和丈夫，女儿在一起，也能谈笑风生。但当她一人独处的时候，亲人们的痛苦情状就像身后的背景由远及近，她很快就溶入其中，心就开始隐隐作疼。……多少年了，陆国筠一直处在这种煎熬之中，而且这种煎熬了无尽期。她害怕孤寂，怕一人独处，这几天，她正犯愁，周桥参加的是省委召开的“四清工作会议”，这次“四清”，据说是从中央机关到基层，抽调大批干部，成立厐大的工作队，采取“人海战术”，大兵压境，下到农村。周桥被任命为工作队的党委副书记，开完会就下去，至少待半年，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中间无特殊情况不准请假，陆国筠觉得这半年太漫长，太难熬了。
第二天下午，周桥散会来家，十分兴奋，说：“这次中央下决心了，一定要真正解决好农村存在的问题，解放十五、六年了，有相当大一个比例的生产大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和贫下中农手里，贫下中农依然处在政治上受压制，经济上受侵占的状态，太不应该了。这次听了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抚宁一个叫‘桃园’的大队蹲点搞四清的经验介绍，很受感染和教育，光美同志水平高，她所讲的桃园大队那些问题，还有会上印发的不少农村问题的材料，真是触目惊心，这些问题不解决，了不得。”陆国筠说：“明明，听听你爸说的，革命干部重新焕发革命激情了。”周桥说：“我这人就这样，只要涉及到劳苦群众受到不公正对待，就会义愤填膺。”过了一会儿，周桥又说：“不说这些了。我明天到机关去交侍工作，两天后，我就不用上班了，九月一日离开省城，这中间的七、八天，自由支配，做出发前的准备，安排好家属的生活。我想借这个机会和你们一起去大西北看国栋哥。”陆国筠很吃惊，说：“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开玩笑的吧？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千里迢迢去劳改农场看望服刑的亲戚，你不怕人家议论你？不怕影响不好？”周桥说：“我不在乎别人议论，休息时间，快去快回。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先请示一下庄重同志。我马上跟他打电话。”周桥要通了庄重的电话，向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儿，问不知合不合适。庄重沉吟片刻，回话道：“这事，我看没什么不合适。人之常情嘛。你那位妻兄也没什么重大问题，主要还是个‘态度’问题。你去开导开导他也好嘛。对他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也是立足于把他们改造成新人。连满清末代皇帝，国民党的战犯都特赦了，有的还安排做了政协委员。对你这位妻兄，还是要拉嘛。他还是有一技之长嘛。去吧，没关系。你想着跟我打招呼，这很好。说明你这个同志组织纪律性强，做事讲政治，党性强嘛。”周桥放下电话，陆国筠问：“怎么样，庄大哥没尅你？说什么了？”周桥笑道：“老兄不但没尅我，还表扬我‘党性’强哩。”
晚上，他们一家去了祥云里，陆国筠告诉爸、妈和嫂子，周桥要和他们一起去大西北，到农场看国栋，还对亮亮说：“亮亮，姑爸和我们一起去看你爸爸，高兴吧？”亮亮说：“太高兴了。姑爸，你好伟大。”全家人都笑了，大家高兴之余，还是有点担心，陆伯言说：“周桥，你真的要去？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周桥说：“一是国栋去那里好几年了，我很想去看看他；二是国筠带了亮亮回来，我也不放心；还有一层意思，离开大西北这么些年了，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去看看。我请示过了，放心吧，没事儿。”
两天后，陆国筠和周桥把明明留到姥姥家，和邵一兰，亮亮一起登上了去大西北的火车。一路上，三个大人，一个孩子都很少说话。邵一兰急切地盼着快些见到国栋，两年未见，不知他成什么样儿了。自己丢下院里的工作，一去这么久，院里情况怎样？嫲嫲院长和同事们都还好吗？……亮亮一路都在考虑，见了爸爸，说什么话，让爸爸高兴；陆国筠一直忘不掉临行前爸妈老泪纵横，叔叔痛苦万状，婶子泪水满脸，继香表姐哽咽着劝他们：“你们都别这样，让出远门儿的人心里不好受。他们去看国栋兄弟，这是好事。”爸爸说：“告诉国栋，我们都很硬朗，都不死，在家等着他。……”叔叔说：“跟国栋说，叔，婶想念他，他一定要坚强。……”见到哥哥，一定要把爸妈，叔婶的嘱咐告诉他。周桥一直在凝视着车窗外，这是他当年奔赴延安和后来随军转战走过的地方，解放，不打仗十几年了，依旧是那样残破的村庄，那样的穷乡僻壤，那样贫穷的老乡。火车行驶在黄土高原上，依旧是沟壑纵横，树木干枯稀少，庄稼瘦骨怜仃，放羊娃还是光着膀子，光着脚，老汉还是身上斜挂着羊皮，……这养育了中国革命的黄土地，没变成“陕北的好江南”，乡亲们不但没过上好日子，反倒是求温饱而未得，仍在饥寒中挣扎。……在火车上，下了火车，辗转赴农场的路上，遇见不少从全国各地来探监的人，周桥询问他们亲人的情况，判刑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政治或历史—实际上也是政治—问题，家人的遭际大同小异，令人慨叹。……
到地方了，邵一兰带着亮亮和陆国筠夫妇来到她阔别两年的公社卫生院，嫲嫲院长和几个同事跑出来迎接他们。嫲嫲院长十分高兴，几乎有点手舞足蹈的样子，护士小魏眼里闪着泪花儿。嫲嫲院长说：“邵大夫，可把你盼回来了。”小魏说：“邵姐，我寻思你不回来了呢，你不知道，俺多么想你。……”邵一兰喊了亮亮过来，指着院里的人让他喊“爷爷”，喊“魏姨”，“叔叔”，嫲嫲院长把亮亮拉到眼前，仔细端详一阵，说：“真是好孩子。邵大夫和陆大夫有这么好的儿子，真好，看着孩子，啥事也别愁。”邵一兰说：“是这样。正好放暑假，孩子非要来看他爸爸，我妹妹和妹夫—他们是教书的—也来了。”嫲嫲院长说：“好，好，好。我一会儿就给梆子场长打电话，你们明天就去。你们现在快进屋。我收到你的信，就安排人把你的宿舍打扫好了。两位客人也在院里住吧，小旅店儿不干净。吃饭让伙房做。”
第二天上午，邵一兰一行就去了劳改农场。七、八里路，步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邵一兰指着农场的场部，监房，农田，让陆国筠和周桥看。他们看见农场办公区东边，成群结队，穿白色囚衣的犯人由穿草绿色制服，端着长枪的民警看管着在大田里劳动。邵一兰说,农场南边,东边大片的土地都归它,西边是肥料场,国栋在那里干了很长时间。陆国筠从来没见过这种大场面的恐怖的景象，身上有点冷飕飕的感觉，惊讶地说：“了不得，那么多的犯人。”邵一兰说：“我们看到的是农场东边的一小部分，南边的土地面积更大，一眼望不到边，干活的犯人更多。西边的肥料场也大得很。”他们到了农场办公室，梆子场长已经做了安排，陆国栋已经在会见室等着了，见邵一兰他们来了，他短发花白的脑袋因为紧张有点晃动，上身佝偻着，朝他们走过来。胡子拉楂的脸上皱皱巴巴，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也暗淡起来，裂着嘴，一副想笑又像想哭的样子，亮亮一下扑到他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陆国栋眗?着的眼睛里滚动着泪滴，用手抚摸着亮亮的脑袋，过了片刻，扶起亮亮的头，说：“好儿子，爸爸好想你，让爸爸好生看看。好，长高了，快跟妈妈高了。”转脸对邵一兰说：“一兰，你信上没有说，妹妹和妹夫也来了。”陆国筠哽咽着喊一声“哥”，就说不出话了。周桥强忍着就要落下来的眼泪，尽量平静地说：“国栋哥，好几年了，拖到现在才有机会来看你。怎么样，身体还好吧？”陆国栋说：“还好，没有大毛病。谢谢妹夫。爸妈还有亮亮多亏你和妹妹照顾。”周桥说：“我们是一家人，不说感谢的话了。”邵一兰问：“你比两年前瘦了，白头发也多了，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吗？你生病了吗？”陆国栋说：“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想你们，另外，我在写东西，没有资料，全靠脑子想，比较累。爸妈叔婶都好吗？几个姨家怎么样？”邵一兰说：“都好，大家都挂念你。爸妈，叔婶都嘱咐你好好保重身体，盼你早一天回去。亮亮也挺好的，没事儿了。在她姑姑那个育新中学上初一了。妹妹入党了，还当了副校长。……国群妹妹也很好，正常上班了。两个姨家也挺好的。……我这次回来就不回去了，还和原先一样，在公社卫生院上班，在外边陪你。常过来看你。……你可不能再有什么事儿啊。”陆国栋说：“一兰，妹妹，妹夫，跟你们说，我在这里待久了，见到的人多了，慢慢想通了。再也不作无谓的抗争了。我也想好了，趁着年纪还不大，在农场卫生室上班，有时间，不能把生命白白耗掉，一兰走了不久，我就开始构思，写一部《实用外科学》，写完这一部，再根据监狱，劳改队的实际情况，写一本《监狱防病治病手册》，《外科学》，我已经写了三十多万字了，还有几个章节就完稿了，内容应该没大问题，就是有些数据需要一兰帮助核对。农场领导也支持，说写好了，申请给我减刑。”说到最后，陆国栋居然有点眉飞色舞，两只眼睛也变亮了。邵一兰说：“那太好了。你需要什么资料，我给你买了送来。”周桥说：“做这事好。有个目标，追求，系统地做一件事情，少想不愉快的事，不但是做了于社会有益的事，对自己也有很大好处，可以健脑强身。”陆国筠说：“哥哥，你在这里一定要好好的。有嫂子照顾着你，好好写你的书。亮亮开了学就住我们家，我们现在房子比较宽敞，离学校也不远。我们准备动员爸妈也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便于照顾。”陆国栋说：“国筠，你说实话，爸妈身体到底怎样？还有叔婶是什么情况？”陆国筠说：“爸妈身体肯定不如以前了，但都没什么大病，真的没骗你。他们让告诉你，他们好好活着，等你回去。叔和婶子的情况也好多了，叔叔嘱咐你一定要坚强。”陆国栋眼里含着泪点点头，又说：“我特别挂念国群，晚上做梦梦见她，见她受苦，心里特别难受。”陆国筠说：“国群早摘‘帽子’了，在科室工作了。身体很好。你不用挂念她，她很坚强，你自己好好的，别让大家挂你就行了。”陆国栋说：“我会做到的，回去给爸妈，叔婶说，我一定听他们的话。”时间到了，看守催陆国栋回去。周桥说：“国栋哥，你请回吧。我和国筠，亮亮一两天就回济南了，你多保重。”陆国栋说：“妹夫，你和妹妹替我尽孝，替我和一兰带亮亮，我谢谢你们。”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流泪，看守不耐烦地催他快走，陆国栋拿上给他带来的东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亮亮哭着喊“爸爸，爸爸”，要去追赶，邵一兰和陆国筠两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好歹拽住了亮亮。他们从窗子里看到，陆国栋一步一回头，脚步沉重地走进了监牢的大铁门。
从农场回来，邵一兰当天下午就上了班，陆国筠和周桥又待了两天，每天，两人带着亮亮到小镇上和田间转转看看，不时会碰见扶老携幼来探监的人。周桥有时和他们攀谈，过后往往面色戚然而老大会儿难以释怀。陆国筠说：“我是感情脆弱，多愁善感，你是心糸天下，忧国忧民。咱们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第三天，他们踏上了归程，在火车上，陆国筠兴奋，紧张了几天，现在放松了，一个劲儿地睡觉，周桥还像来时那样，长时间地望着车窗外，闷不作声。到家当天晚上就去了祥云里向爸妈和叔婶报告了国栋的情况。他们虽然累得像散了架，但因为了却一个重要的心愿，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第二天晚上，两人在自家客厅里喝茶，明明坐在沙发上看连环画。陆国筠问：“怎么了，还满腹心事的样子？”周桥说：“说实在话，这次去大西北以前，我对那里的贫穷落后有心理准备，但真正实地看了，还只是车上看‘花’，浮光掠影地看了几眼，还是感到震惊。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会这样糟糕？几乎是惨不忍睹。遇见的一些犯人家属，听他们诉说亲人的案情，亲属的遭遇，也让人震撼。”明明抬起头，问：“爸爸，什么事呀，那么严重，又是震惊，又是震撼的？”周桥说：“明明，你还小，跟你说，你也不懂。”
周桥从大西北回来，又在家休息了两天，收拾了行装，就去省委招待所（‘四清’工作队集合地）报到了。在招待所，庄重同志见到他，对他说：“你去大西北，刚走没几天，人民来信就放到我桌子上了。信写的‘义正词严’，上纲上线，指斥你身为省委重要干部千里迢迢去大西北探望极右和反革命的妻兄，是何立场，会有何影响。看样子信是一式几份，省里几位主要负责人，包括第一书记，还有组织部长，你们部的部长这些人恐怕都有一份，我跟你说说这事，你心里要有数。也不用当成什么大事。这件事，你事先是请示了我的,必要时我会说我的看法儿的。你不必紧张，安心去搞你的社教。”周桥说：“庄重同志，这……我又给你添麻烦了。”庄重说：“什么‘麻烦’？该承担责任我就承担责任。这点气度我还是有的。别忘了，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呀。”周桥问：“信是什么人写的？我很纳闷，也觉得奇怪。”庄重说：“这个你就别问了。是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人写的。”周桥离开庄重后，一直在想是谁写的这封信。对他们去大西北，他为什么知道得那么快，那么准确，难道有人跟踪钉梢？他决定不对陆国筠和家里其他人说这件事，免得让他们无谓的紧张和担心。正如庄重所说，写信的人是周桥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即使有多么天才的想像力，也想像不出来。这人居然是德惠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常鹏程！原来是邵一兰他们在济南站上车的那天晚上，恰好常鹏程来火车站送客人。他猛然在开往大西北的那趟车的候车队伍里，看到了久未谋面的邵一兰，他有点激动，心跳都加快了。 邵一兰是他的“初恋”对象，是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女人，他原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他的“真情”和执着，征服这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女人，但却一次次碰壁。应该是快下锅的鸭子，却“扑楞”一下飞了。他一直耿耿于怀。虽然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勉强填补了他情感和欲望的空间，但无论是谁都不能取代邵一兰。……他见邵一兰排在长龙一样的队伍里朝前走，知道她是去大西北，找她那位身陷囹圄的倒霉丈夫。好一个当代“贞女”。他痴痴地从远处看着邵一兰，他发现邵一兰身前身后，不但有她的儿子，她当中学老师的小姑子陆国筠，而且竟然还有陆国筠的丈夫，贵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桥。难道他也去大西北探监？简直不可思议。他让其他同事照顾客人，说自己看见了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要过去说几句话。他匆匆跑去买了一张站台票，挤到邵一兰一行人的后边，跟随他们一起检票进了站，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看着他们挨着挤着上了火车，他躲在站台上的人后头，看到邵一兰和她儿子，陆国筠夫妇都在座位上坐下了，直到开车，周桥也没下来。他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心情十分复杂。他自己也不明白，陆国栋已然判了长刑，自然开除了公职，邵一兰也去了大西北，不是省院的人了。邵一兰夫妻两人和省院，和他这位省院“领导”没丁点儿关系了。他对他们何必这祥关心？是关心党的事业？是关注“阶级敌人”动向？是对邵一兰“爱”未成反成恨？是对邵一兰这样的人居然有这样的高干亲戚心存嫉妒？他隐然有一种猫看见了老鼠那种快意，有点幸灾乐祸。好个宣传部副部长，是搞意识形态工作，抓思想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居然不远千里去看望极右兼反革命的妻兄。是何立场？是什么感情？原则，党性何在？这回被他常鹏程逮个正着，是他的“幸运”，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他不会也不能视而不见，他要向省委领导写信反映此事，而且要具名反映，要省委几位主要领导每人一份，他觉得这样做了，可收“一石三鸟”的效果。其一，是邵一兰“弃”他而去，借此报复她一下，出口窝囊气；其二，打击陆国筠和她的高干丈夫，说不定把他们都给拉下马；其三，现在，正值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之际，而且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正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说白了，就是要遴选和提拔一大批干部。他这封信送上去，一定会引起省委领导们的注意，对他的觉悟和党性必定会刮目相看，从而给领导们留下深刻印象，这对自己的“仕途”一定会大有助益，说不定这封信就是他进身的阶梯，是他开启飞黄腾达之门的敲门砖…常鹏程在回省院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件事，心潮难平，像趵突泉周围的泉水，浮想连翩，像大明湖畔飞舞的杨花，一边走，一边就打好了信的腹稿，回到家，连夜写好了信，第二天到办公室，又不辞辛劳，亲自复写了多份儿，当天下午就发了出去。半个多月后，省委组织部一位处长找他谈了话，当面表扬了他。虽然心里暗暗觉得和他谈话的干部级别有点低，但毕竟是省委组织部—是管领导干部的呀—的人和他常鹏程谈话了呀，这让他高兴了不少天，走路都格外轻快，有点飘飘然的感觉。和那个女工在一起，也更加放浪，弄得那女工觉得他怪怪的，但又不知道怪在哪里。……而周桥在“四清”工作队集合学习文件的几天里，一有闲空就会想起这事，惴想会不会有某位领导找他谈话，但却一直没有动静儿。他想，也许是领导出于工作和斗争需要，大战在即，不愿意找他谈，以免影响情绪，耽误工作？他反复考虑这件事，并且从当中总结出一个教训，这些年自己政治上出问题，原因就往往只依据自己所考虑的“是非”，而 很少瞻前顾后，比如反右派中替人讲好话，在陶阳一中写关于勤工俭学的报告，还有这次去大西北，……所有这些事，看上去并未违犯党纪—更不用说国法，也没招谁惹谁碍着谁，但却无形中触犯了党内，官场上一种十分微妙，只可会意，不可言传，不会见诸于任何文件的“潜律条”，即只要涉及到政治斗争，就一定要宁左勿右，要左一些，狠一些，严苛一些，过头一些，即使这会让事情搞到不合常理，违背常识的程度，但是，只要不是上级出面表态，居下者一定要跟着，顺着，推波助澜着，即使你头脑是清醒的，也要像大家一样装成热到发昏的样子。这样才保险。很多干部都是这样做的，而他周桥却往往做不到，这些想法让他十分困惑，但又觉得想改也不容易。 而究竟是何许人写的那封信，则成了他心中一个解不开的谜。他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并不是意在报复，只是出于好奇，揣想那人写信的原由和动机，由此认识世道人心。后来，他淡忘了这事，不再想了。直到一九六六年晚秋，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到他头上的时候，他才知道了这个谜底。他头上戴了大高帽子，身上挂着大牌子，在“革命群众”押解下，看大字报，知道了原来是陆国栋和邵一兰给他惹的，心里觉得十分匪夷所思，这个弯儿拐得真够曲折。……
省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队集中学习了几天 ，临出发前，周桥来家住了一个晚上。周桥说：“省委原来安排我去陶阳，我考虑老家是陶阳，几家亲戚在陶阳，我又下放到陶阳工作过，县委和文教系统好多熟人，遇到问题不好讲话，我找了省委领导，要求回避，结果把我调到泗城去了。”陆国筠说：“还是这样好。”周桥说：“像榆树村于大牛兄弟那样的干部很难过去‘四清’这一关，运动过后，婶子和她两个孙子的处境应该会好些。”陆国筠说：“有可能。可是四姨那边的情况正好相反，大队支书是她的表亲，看样子挺照顾她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