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困境中最容易产生幻想，饥饿时会幻想丰盛大餐，病痛时会幻想健康结实，贫穷时会幻想一夜暴富，乱世时会幻想良心道德，受欺压时会幻想清平世界。由于不满现实而产生的各种幻想综合汇集到一起就是乌托邦。
东西方的乌托邦在意识形态上比较接近，平等、自由、和平、富足等是共同的愿望；但在组织形式上，二者的区别就明显起来。中国的乌托邦以桃花源为代表，具有浪漫的田园诗色彩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看不到国家的影子，而西方则往往在国家系统范围内探讨，更加现实理性一些。
说起西方的乌托邦，必然要追溯到柏拉图。从柏拉图开始，乌托邦就和政体、国家密不可分。柏拉图理想的政体模式是以知识、道德和真理为基础的贵族政体，如果该基础发生变化，增大了荣誉、财富、权力等等成分，便会被勋阀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暴民政体或混合政体所取代。深受柏拉图影响的摩尔在其名著《乌托邦》中也是把“无处存在的完美地方（乌托邦的本义）”视为一种国家组织形态，具有完整的对内对外职能。在意大利腹心山林中生存的小国圣马力诺，自2世纪由一群躲避罗马暴政的石匠们组织的自由人共同体“石匠公社”，是欧洲真实版的乌托邦，后来逐步发展为世界上第一个国民自治的共和国，也没有脱离国家的框架。有民选的规定任期的首领，有议会、国民武装和监狱等。西方的乌托邦既是对现实不满的反映，也是政治思想理性分析的产物，是不同政体相互比较，相互否定，相互蜕变递进的结果。
中国古代依附于统治集团的思想家们热衷研究如何增强与巩固帝王的权力，美国政治家们更多地考虑怎样限制约束弱化领袖们的权力，防止滥权。中国古代的乌托邦则选择逃避现实，远离主流社会群体。先秦时代对理想社会形态的憧憬，不是政治思想理性分析的结果，仅仅是对生活感受的逆向表达。所以，因痛恨侵夺霸占别人财产的权势贵族而向往没有“硕鼠”的“乐土”。尽管这种“乐土”的总体形象是模糊不清的，但有一点明白无误，那就是“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己管理自己的无政府状态，与国家、政体都没关系。
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是占居思想高度和语言技能的知识精英们的专业。儒家往往把想象中的理想社会作为一种曾经存在的过去时来加以描述。孔子虽然在理性层面认同周公制定的西周制度（接近于柏拉图的贵族政体），但在感情上却把西周作为小康社会排在大同社会后面。他的大同社会构想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次较全面清晰地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描述。中国人一读起这段难免不心驰神往。不过从他和学生私下闲聊中可以看出，孔子内心深处更加向往知识人过悠闲淡泊的平民式生活，在曾点的描述中一点政治、经济、军事、礼仪、等级等困扰人类的影子都没有，人仅仅以成年和未成年划分，完全脱离了国家、社会的控制，想跳就跳，想唱就唱。孔子对此极表赞赏，可以说他老人家实际希望生活在一种无拘无束自由悠闲的精神享受环境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资或文青的生活）。这一点点若隐若现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道家思想中得到了较明确的阐述。
道家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是通过崇尚自然，否定权威、厌恶控制来体现的。老庄近乎全封闭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蔑视并远离统治阶层，追求个人的精神生活情趣，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深入骨髓。
列御寇是战国时的思想家，受老子影响，主张无为贵虚，一生贫穷，却不愿从政，与庄子思想接近，所以较受庄子重视，曾多次提到他。列子的著作汉代散佚，学术界一般认为现存《列子》是魏晋人伪造，但保留了列子的一些思想。《列子·黄帝篇》描述了“华胥氏之国”，距中国西北方不知几千万里，不是借助交通工具就能达到的地方。“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畏忌。”说是国，却无政府官员管理，人们没有违反自然需求的嗜欲，没有私心，不做有违意愿的事，是个自由、和平、健康的地方。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直白明确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它直接催生了中国广为人知的“桃花源”。
从陶潜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读过《列子》的。渊明先生有贵族出身的背景，对此很是自豪，所以在做小官时，不甘心卑躬屈膝降低人格，便回归乡间。他设想的桃花源和“华胥氏之国”一样都有着人不可及的空间距离，天高皇帝远，没有官府控制，人们无知无识，纯净自然，和平安乐。不过他没有列子虚构的神话气息，摒弃了腾云驾雾、水火不伤，刀枪不入，疾病不侵等荒谬成分，而以接近真实的优美自然环境、远离喧嚣的人间绝世、亲切得让人落泪的平民气息，赢得了人们更多的憧憬。
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不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想法。我插队的地方是陕北黄土高原深处的一个小自然村，全村十几户，大部分是同一家族。在我们去之前，只有两个人在西安和玉门生活过，见过外面的世界。其他人最远到过县城，对外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认知。老乡们内心深处可能闪过无政府念头，但真实的想法是敬畏官吏，知道自古以来下苦人不可能没人管，不管什么人统治，再糟糕也无力反抗，只能被迫顺从，因此对什么人掌权管控都无可奈何也无所谓，“下苦人都得缴粮纳税”，历朝历代如此。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是满腹学识，厌恶纷争，淡泊名利，拒绝与官府合作的隐士们的理想。列子和陶渊明都是当时的隐士，由他们提出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隐士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来的，必须得有一定生活基础，陶老先生家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可以保障最基本的温饱需要，因此才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否则，那“悠然”便太装了，太不真实了。当然，也不能家资过于厚实，必须手头有点紧，处于“死不了，活不旺”的境地。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只是怡然尽欢的非必需品“酒食”常有短缺。在此基础上，隐士必须有较深的文化修养，“好读书”，必须与人世有一定距离，至少是心理上的疏离感，“心远地自偏”，但对世事具有较深邃的认识，这样才能保持高远的理想，才能彻底拒绝世俗荣华，心甘情愿地归隐自然，不喜不惧地“纵浪大化中”。经陶先生妙笔勾勒，桃花源从环境到人情都美得纯净，无烟火味，感染了千百年来无数中国人心，以至晚清徐继畲在赞美美国的民主制度时，仍带着桃花源的色彩：“华盛顿，异人也。、、、、、、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志。”“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很明显，桃花源具有封闭性、排外性，“与外人间隔”，“不足为外人道也”。看到外人便“大惊”，外人偶尔做客会受到热情款待，但频繁造访，则一概谢绝，甚至连门都摸不到。这也是隐士的风格，如孔子和学生们见到的那些隐士高人，有学识，却不喜欢和人交流沟通。神龙见首不见尾，露一面，惊鸿一瞥，就再也找不到了。
在这种封闭的人烟稀少的小天地里，所见所知都是家族亲戚，由于与外界没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往来，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不发达，所以能保持较和睦的关系。桃花源“怡然自乐”的来源是家族温情。就像先周古公亶父时代，在戎狄欺压下，全族较为亲爱团结，较少纷争，让周围其他家族羡慕不已，甘愿追随。迁居到远离敌对势力、自然条件优越的周原，就相当于进入了桃花源，因为地多人少，全族互相谦让，让周围你争我夺打破头的族群看到后羞惭无地自容。后世一些家族复制了这种状态，如著名的“义门陈氏”，在家族内部实行共产，每户无私财，各户每餐饭食都一样，大人孩子均知书达理，从不闹财产纠纷。据说，连家养的狗都受到教化熏陶，“百犬同槽，一犬不至，群犬不食”。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真实版的“乌托邦”。
亲族社会可以没有政府，但不可能没有“天然的首长”家族长老。在才能卓越的长老带领下，家族的发展壮大指日可待，当达到一定规模，从家族、宗族到国家，从古公亶父、王季到文、武的历史便会被重演出来。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代一方面褒奖大家族内部谦恭敦睦，另一方面又必须防范、削弱、消灭豪强家族的原因，同时，也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的原因之一。
乌托邦只能产生于封闭的亲族社会，也会毁灭在发展开放交流的不平衡环境中。康有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大同书》中设想取消家庭，从根上铲除私有制。而比《大同书》稍早一点的贝拉米的《回顾》则想象世界各国同时完成了相同的政治经济改革，没有制度文化的差别，因此不用担心谁演变改造灭亡谁的问题，保持相安无事的状态。中国式无政府主义的桃花源是“无处存在的完美地方”。一旦脱离秘境，即使像美国阿米什人一样固守自己的传统，也不可能长久存在，仅仅近亲结婚一条，就足以让他们丧失智力与体能的竞争力而无力振兴。无庸讳言，桃花源在政治思想上幼稚得清浅单纯，会让毛泽东一类醉心寻求击水、凌空、长征、于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人头、不甘安稳的枭雄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然而，它在文学和美学上的价值却是永恒的。也许就是由于简单澄澈无纷扰，才是庸人们理想的社会关系，才是平凡的人们最卑微的价值观。而简单的人类社会就是无勾心斗角、无压迫歧视、无巨大差别、无枪炮战争、无经济危机，每个人都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损害他人。这简单吗？当然不能说复杂，却是最难实现的，是为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