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父親考取了中華民國空軍航空委員會的軍醫資格。
第一章
一個熱血青年在廣州
我的父親歐陽靜戈，原名歐陽子忠，靜戈則是他的號，不過父親很早便將名字中的“子”字略掉，以歐陽忠/歐陽靜戈為名，早於三十年代，父親便常以歐陽靜戈為名，歐陽忠則是“別名”。
父親祖籍是廣東省新會縣簧莊，祖父那一代就已經從新會遷居至香港，父親於1911年5月24日出生在香港，祖父跟他的兄弟在港島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帶，開設一間小工廠，專門製造覆蓋溝渠及下水道口的鑄鐵柵，生活算是小康。
父親是家中的第四子（順排第五），上面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家境尚算不錯；豈知天有不測風雲，父親僅兩歲那年，祖父害了霍亂，那時這種傳染病沒有特效藥，僅僅一天的時間便驟然撒手人寰，留下身懷六甲的祖母。不久祖母生下我的五叔，歐陽子祥。
可以想像，在那個年代，一個沒有了丈夫的寡婦，拖着幾個年幼孩子，生活該是如何艱難。父親與五叔的年齡相近，又因他們兩個的童年都在孤母身邊度過，兩人一起玩，一起入學，感情也特別好。只是，在他們成長的日子裡，生活遠沒有祖父在世時的富足寬裕，兄弟倆奮力讀書，幾乎年年拿到獎學金，如此，便可以免掉叔祖父要為他們兩個交的學費，儘管這樣，兄弟兩個在家裡還是經常受到白眼，人們不相信這兩個自幼沒了父親的男孩能有多大出息。
父親在香港中學畢業後，考上了香港大學醫學院，不知是否因祖父英年早逝，而促使父親有了貢獻一生給醫學事業的決心，這在當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然而，叔祖父表示港大醫學院學費不是一筆小數，他無能為力。而祖母平時生活都要依賴叔祖父，即使兒子考上了令人羨慕的港大，她也因自顧不暇，沒有能力助兒子一臂之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轉折北上廣州，1930年考取了夏葛醫學院。而五叔歐陽子祥則考到北京的燕京大學，幾年以後又通過了當年政府利用庚子賠款選拔留學生的考核，進而去了美國留學，後來五叔入聯合國供職，退休前一直任中文翻譯科科長，1968年病故。
夏葛醫學院之前身是由基督教北美長老會女醫生富瑪麗(Mary Fulton)，於1899年創立的，最初是一所女子醫學校，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專門的女子醫學校。1901年，美國人夏葛(E. A. K. Hackeet)捐款擴大校舍，以及教學儀器等等，1905年該校改名為夏葛醫學院，英文是Hackeet Medical College 。
這所醫學院在廣州近代醫學發展史上，都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當年校方為培養一流的醫學人才，不惜從德國聘請教授進行教學，父親求學七年，都是在德語教學的環境下學習，德國人的那種治學嚴謹和一絲不苟，影響了父親從醫和作人的一生。（夏葛醫學院1936年與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院合併，那就是現在的廣州中山醫學院的前身。）不僅如此，大學期間，父親曾被推選為學生會會長，不僅學習成績出色，對各項社會活動也非常積極參與，對於國家前途，他更是視為己任，是一名真正的熱血青年。
父親在他入學的第二年（1931年），中國便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緊接着1932年在上海又爆發一二八運動，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年輕的父親毫不猶豫率領醫學院同學奔赴上海，支援19路軍。三年後的1935年，父親從廣州到北京協和醫院實習，他已經下定了決心，畢業之後一定要為國效忠，於是在他畢業的前一年（1936年），參加了航空委員會的軍醫訓練班，並考取了中華民國空軍航空委員會的軍醫資格，成為一名隨時可以上崗的空軍軍醫。在那張畢業證書上，還有航空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的名章，及主任周志柔的姓名及名章，簽發年份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父親留下其中一幅舊照，英姿勃勃的他身著空軍駕駛員制服，左腳蹬在戰鬥機輪胎上，神彩飛揚，雖然他並非駕駛員，但作為軍醫，能服務於這些藍天上的英雄，已令他興有榮焉，心中充滿無比的自豪。另一張則是年輕的父親腳踏機翼，坐在機身上的照片。
在空軍軍醫訓練班學習時，父親因緣際會認識了一些空軍戰機飛行員，其中一張老照片是包括父親在內的五人合影，其中兩位還穿著類似空軍便裝的上衣，其中一人戴著空軍船型軟帽，照片背後，父親用筆註明四個人的名字，依次是：陳漢章、樂以琴烈士、王世鐸和林覺天烈士，但未註明年份，據我推測此照應該是攝於1936年。
其中林覺天乃廣東台山人，曾在美國民用航空學習，“一二八”滬戰之後歸國，畢業於中央航空學校第三期，後任中國空軍南昌飛機製造廠中尉試飛員。1937年12月9日，敵機空襲南昌，林覺天奮勇駕機起飛迎戰，結果敵眾我寡，林遭到圍攻，並在激戰中陣亡，時年26歲。
樂以琴，“九一八”事變之後，棄醫從武，參加空軍，同為中央航校第三期畢業，在第四大隊21中隊任副隊長。1937年8月樂以琴擊落多架敵機，而被譽為中華民國空軍史上第一位王牌飛行員，但不幸12月3日，在迎擊進犯南京的日軍飛機時，因寡不敵眾而英勇犧牲，時年僅24歲。
這兩位同為1937年為國犧牲的烈士，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著名英雄，其名一直流傳至今，父親當年在中央航空委員會空軍軍醫訓練班畢業時乃1936年（民國廿五年），25歲，在此期間得以結識這兩位飛行員，大家同為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懷抱救國壯志，結為好友，並留下這張珍貴的照片。父親在寫下這兩位朋友名字的時候，想必是1937年12月底或1938年初，因二位剛剛壯烈犧牲，故，父親分別在他們的名字後面加上烈士二字。
這張照片的背景應該是廣州，當年全國空軍以廣州為主，是因廣州最早有空軍基礎---既有標準機場，又有飛機，故全國空軍集中在廣州，並設有空軍總站，父親當年便是空軍總站的一名軍醫。我至今還保留了一枚徽章，上有“空軍總站/廣州/1938”的字樣，那是父親當年佩戴過的。
1938年，中國對日戰爭正式拉開序幕，而這一年正值父親大學畢業，據與父親在同校同年畢業的母親（梁其容）說，那年夏天，他們幾乎在畢業的同時，聽到了抗日的炮火聲，所有同學都失去了苦讀七年慶祝畢業的那份心情，大家憂心重重，不知國家前途如何，更不知自己的前程在哪裡。
不久，廣州開始淪陷，市面一片混亂，父親決定趁畢業後的暑假先與母親成婚，戰爭中的婚禮隆重之中又顯得十分倉促，他們只在廣州一家酒樓宴請了一些親友和同學，便匆匆趕往香港，沒有時間度蜜月，不過，母親一直將結婚穿的那件鏤空蕾絲旗袍保留在身邊，想不到的是，30年後紅衛兵來抄家的時候，將那旗袍作為資產階級奢侈品抄走。
按照當時的情況，父親留在香港行醫是允許的，而且他出生並長大在香港，對香港應該有一份特殊的親情，但作為當時熱血青年的父親不這樣想，他想的是，香港乃英國殖民地，他是不能委身於相對平靜的殖民地生活的，即使這裡有他守寡多年的孤母，即使在香港的生活會比較穩定；二來內地抗日戰爭炮火正隆，也就那麼巧，不久上面傳來了消息，因戰事，上海方面急需救護車，父親二話不說，馬上收拾行裝，辭別新婚的妻子，搭渡船到廣州，親自駕駛救護車與友人去上海。
當時的公路狀況很差，搭火車尚且還要六或七個小時以上，駕駛救護車赴上海，相信起碼要兩天以上的時間，其中之艱難，可以想像，可惜的是父親從未提過。
從上海回到香港以後，父親發現上海原來是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跟母親商量之後，認為上海一不是殖民地，二是中國最有前途的國際大都市，更重要的是他們在上海可以立即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去，為國效忠。於是，1938年剛畢業不久的父母，一句上海話不會講，僅操一口廣東話，便勇敢地做了決定---到上海去。
我的父母皆為廣東人，三十年代的時候，交通還不發達，上海對於廣東人來講，除了做生意的商人，很少有眷戀家鄉的廣東人願意離開家鄉，到山長水遠的上海定居。父親的家人中便無一人是在上海居住的，母親的家人中當年也沒有人在上海，因此，他們是不可能到上海投親靠友的，這對新婚燕爾的夫婦，只是憑了一股年輕人的熱情和理想去的，在他們的心目中，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記得父親還曾告訴我這樣一件事，1938年他離開廣州之前，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下，一位算命先生為父親算了八字，說父親這一生不要離開水域，也就是說，要選擇在臨近河水或海水的地方生活，否則，命途不舛，但是，剛剛大學畢業、相信科學並對前途充滿憧憬的父親怎麼會相信算命先生的話呢？
可以做個大膽的假設，如果父親當年沒有做出北上的決定，而是跟母親選擇在香港生活，或開設私人診所，或在醫院從醫，那會有很豐厚的收入，生活無憂，人生的道路也會一帆風順。然而，性格決定命運，父親那一身熱血，便決定了他的一生將不會平坦。
這番假設，我曾在七十年代對受了二十年磨難的父親提起過，記得父親當時不語，看了我半天，最後說出一句：那就不是我了。我完全理解他的回答包含了多麼沉重的無奈，假設是不存在的，人生也是不能算計的。當年的父親怎麼也想不到，1938年他辭別了他所鄙視的殖民地香港，四十多年以後，他的小女兒我又千方百計地離開北京，來到香港定居。不知這是歷史的嘲弄，還是人生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