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本来计划把澳洲行写下去,谁知冒出个屁来赞知青叫伟业,我本是当年的知青之一,知道那是什么味道。看这样的瞎说八道,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不得不腾出手来,写篇来悼念我那死去的同窗好友,邹金明同学。为死者声张一点冤屈,顺便将这样绝灭人性的歹徒小刺一二。
知青应该索赔,这是最值得追究的时代呼声。我们一代的青春损失,前途毁灭,这是政府国家行为的罪行,应该赔偿,这笔债要追究到底才对!---刚才读到贝苏尼文,提到知青索赔,我认为这是必须的我们一代人应有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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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青的时候我的同学死在农村的床上
唐夫
我的初中同班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邹金明死在农村,距离大竹县城略十几公里出的独居小屋子。
还记得他的容貌,青春萌芽的面容,那么朝气勃勃,团团的脸,微带蒜头的鼻子,笑起来整个脸向菊花那么堆积。开朗的神色,诚挚的口吻,让我一下对他有说不出的好感。我们在一块吹牛,他最爱说的是怎么杀狗,毛泽东时代的人,什么都缺,都想吃,杀狗捉猫,成为人们遇到机会的一种常态。也许邹金明还真杀过一条狗,他那比手画脚的姿态,被同学们取笑为狗贩子。之后,狗贩子就成为邹金明的外号了。也许是性格脾气相投,每每聊天说得投机吧,很快我们成了朋友。我们一同上下课,常在一块儿玩耍,也爱翻单双杠,摔跤,作业的时候我们彼此看看,说说笑笑,你推我揉,上学放学并肩行走,嚷嚷叫叫的,那时候我们才十三四岁啊。
1969年是全国驱赶中学生下农村最激烈的一年,毛酋的淫威和朝鲜金家父子以及萨达特之流有过无不及的霸道,他的话在那时候就是神的话,谁敢半个字说不就得死。那场名为轰轰烈烈,实为乌烟瘴气的运动,让千家万户痛哭不已,分裂的情景,和杜甫诗中的兵车行,哭声直上干云霄的镜头大字若此。现在有人吃过摇头丸之后,竟然说那叫伟业,这样的疯话,和毛泽东用屁做诗词接近异曲同工之妙吧。
一阵阵,一波波的雷鸣般宣传,鼓噪,各个学校开设了征集和驱赶中学生的输运活动,一批批的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被分别抛洒到深山老林的农村,被各个生产队队长到公社集市场上领回各自的社队。然后就和农民一模一样的过日子,一块干活分配粮食,过上彻底的独立日子。十几岁的孩子从来没有离家独立生活,突然一下离开故乡,离开父母亲友,离开熟悉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就这样突然生活在那陌生的穷山恶水里,那是何等的熬煎?在那封闭的年度,人们的生活很难变迁的状况,那种虚张声势的运动和谎言覆盖的假象,被压榨得不敢怒又不敢言的年代,家家户户牵挂的是自己的儿女,独自出去的农村生活是何等的困难。
重庆最先被驱赶到农村的是1969年三月开始,由各自的学校负责包车运送,那时候连公车都没有,是用货车运载学生们跑长途。我们所在的农村距离重庆有300来公里不到,那时候的公路都是坑坑洼洼,一小时不过四五十公里而已。那时候由重庆出发到大竹县要跑整整一天。
我的同学邹金明是第一批就下到大竹县农村是山前生产队,我是一再抵赖不走,直到父亲的单位对他施加压力,不走是对抗毛泽东了,这样的威胁下,我只好报名离去。最后拖到11月才报名,到19号才被运走,被分配到更远的后山周家公社的六大队二生产队。
一年之后我才听同学说到邹金明已经死了,拉肚子,估计是痢疾,农村的不卫生状况,染病是十分容易的。农民口渴了走累了,都是喝田里的水,溪沟里的水,那样的水里有多少病菌,可想而知。我有一次也大病一场,独自睡在床上发抖,冷的感受像落到冰酷。我熬过来,而他却这样年纪轻轻的去世了。没有亲人在身边看护,没有人的照顾,独自一人在山村小屋子里,就那样熬完最后一口气的死去,那是何等的悲惨啊。其实他的死表面上是毛泽东所害,实质为毛的一系列鼓吹者所灭杀,这样的事在中国,此起彼伏,受害而后被认为伟业的蠢话与卑鄙话覆盖着,那又是一种辱杀,对死者的进一步凌辱。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邹金明的父亲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纺织厂里工作,他被安排为招工队的队长去儿子所在的地方招工。离家不过一年多的儿子,已经成为一堆尸骨,埋在生产队的泥土包里,他去召调同学的时候,一定了路过儿子的坟墓,一定含泪憋气。
那样的感受,我无法形容了。
这就是有人说的伟业!
2015-07-09 写于 赫尔辛基宅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