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3月25日都是我的紀念日，這一天並非本人生日，而是我離開大陸，走出國門的日子，算起來，今年整整35年了。
35年前，或者說更早幾年的七十年代，整個中國大陸瀰漫着一股壓抑氣氛，在那個事事都要講家庭出身的時代，我的黑五類出身背景，像一道符咒一樣捆綁著我，令我不論走到哪裡，都會遭到輕蔑、冷淡甚至厭惡。
我很明白，家庭出身和所謂複雜的海外關係，令我不可能在中國大陸範圍之內有任何出路，更談不上有任何作為了。深思熟慮之後，我開始為走出國門做種種準備。雖說我備受海外關係之累，但海外的親戚卻無人願意提供幫助，我唯有自助。那個年代不像今天，移民出國有的是專業公司供你選擇，那時有本事能離開大陸的，簡直鳳毛麟角。
和另外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商議之下，認為我們年紀尚輕，應該走出去讀書，於是，我們去北京圖書館，找出那本厚得像磚頭一樣的美國50個州的大學和社區學院指南。沒有人幫助，也沒有人可供諮詢，僅憑我們的分析與思考，初步制訂了我們特殊的赴美留學方案。
先攤開美國地圖，特別挑選那些學校所在地較為偏僻，而且名不出眾的學校，不為別的，只圖命中率。然後，用一部老舊的打字機打出英文申請信，寄給所申請的美國校方，而且採用打漁撒網的方式，一寄便是十幾間學校。在那個封閉的年代，我們的舉動算得上前衛和大膽了，沒有辦法，如果你想在命運的痛擊下，走出自己的路，唯有如此。
至於學習的專業，我選擇的是音樂教育和護士專業，前者因自幼習琴，後者是因我了解到讀護士專業，可以半工半讀。記得我還用英文寫了一篇短文，說明我的家庭情況，父母皆為醫生，本來也想成為一名醫生，卻因文革中斷學業，失去求學機會，遂不得不改變初衷，退而求其次，學成護士，也是不錯的選擇，云云。
那時大約是1977年，出國留學者除了公派幾乎沒有人像我們這樣自力更生的，將申請信寄出去後不久，竟然陸續收到從美國寄來的回信，有些是讓我填補資料，有些是婉言謝絕，不論是怎樣的回信，都令我激動不已，只不過最初讀到那些來自大洋彼岸的英文信時，確是令我心驚肉跳了一番，怎麼呢？
按英語習慣，信首有Dear，信尾有Yours 或Sincerely, 這是西方人士極普遍的寫信方式，但看在我們這些紅旗下長大的傻瓜蛋眼裡，卻是稀罕得不得了。啊呀，稱我作Dear, 還稱我Miss，生在偉大的革命時代，從來沒聽人稱我“小姐”。小時候被人稱小同志，長大了就被人稱女同志，同志來同志去了多少年，也不知道跟四周圍的人“同”的什麼“志”，反正這跟“喂”、“哎”、“嘿”，還有英文的“Hi”差不了哪兒去。
於是，看到信中稱我“小姐”，立時感動得幾乎落淚。至於Dear，這西方人用的幾乎麻木的形容詞，卻是中國夫妻間都不敢用的字眼，竟也看得我臉紅心跳。而信尾綴著Yours和 Sincerely，真的假的先別管，這份誠意你能不感動嗎？特別是在那禮教、誠信全被革命的時代，特別是當年所有的信件後面都是“致以革命的敬禮”的時代。
當年很多人都嚮往香港，覺得不論怎樣哪裡都是中國人的地界，文化習俗不會相差太遠，這並不錯，但我考慮的是我到香港能做什麼呢，何以在那樣一個競爭激烈的地方安身立命呢。所以選擇去美國習一技之長，應該是相對正確的。
然而，往往人生之路的安排並非如你所想。當父親1978年去世後不久，母親很快便被批准去了香港，北京的家只剩了我一個人留守。哪知次年忽傳來她中風入院的消息，我心急如焚，便到北京電報大樓給已經定居在香港的姐姐打長途電話，請她幫我到母親住的醫院討一份疾病證明，然而，我這個姐非常冷漠地說，我很忙，沒有時間管你這個事。一頭涼水澆下來，我清醒了：我自己的事必須要自己辦，自己的路必須要自己走。
母親病發時被救傷車送入瑪麗醫院，幾天後轉入葛量洪醫院，於是，我給那兩間香港醫院的院長各寫一封信（中英兩語），請他們為我們母女團聚，出示母親的疾病證明，並寄給在北京的我。信封上僅用中英文寫了兩間醫院的名字，連具體地址都欠奉，院長的名字也不知道，只寫上院長大人收。結果如何？回信約十天便收到了，證明信是英文打字打出來的，簡明扼要，附有院長的親筆簽名。
這一次應該是我與香港政府機構第一次打交道，沒想到效率竟如此之高。有了這樣的證明信，我的赴港申請很快便批准了。這信也猶如一把鑰匙，打開了我人生的另一扇大門。
哪裡想到，與此同時我也收到美國兩間護士學校的錄取通知，其中一間連財政資助都提供給我，在這命運的路口，我考慮再三，最後還是以盡快走出國門為上策，於3月25日經深圳踏上香港的土地。雖然香港並非我的初衷，但畢竟走出了國門，開始了命運的另一行程。
當我離開北京的時候，真是五味雜陳，我選擇了坐火車到廣州，一點一點地從北京退出，我要讓自己記住北京那片土地和天空的顏色。
1980年3月25日上午，大約10點鐘，我拖著一隻沉重的帆布箱，隨人流走向海關。當年的深圳火車站還沒有建成聯檢大廈，我夾在一群挑擔子、揹孩子的同胞中，聽他們高聲低語地講著我似懂非懂的粵語。
隊伍進入那間白天都覺得黑咕隆冬的大場棚，裡面就是海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過了海關，再向前走不遠，應該就是異境香港了。
“分開，分開！”一名穿制服的男人用廣東話指揮著人群，我能聽的懂這兩字的意思，半路認識的北京老鄉站在我旁邊焦慮不堪，他連這兩個字都聽不懂。我拿著證件上前請教，“制服”聽我一口北京話，便吃力地用他那幾乎咬短舌頭的國語說道：
“你地，排‘節’邊（這邊）。”北京老鄉一臉的惶惑：怎麼這廣東話，像日本人說中國話？什麼“你地”，“我哋”？
好不容易過了中國海關，走向羅湖橋，這橋北是中國地界，大約一百米外的橋南，便是燈紅酒綠的香港了。透過三月的霧靄，可隱隱約約望到香港島，一時間感慨萬千，索性將隨身帶的兩隻箱子放下，左顧右盼，真恨不得兩隻眼睛變成錄影機鏡頭，將這一切——舊木橋、大標語、解放軍和倉惶的人群都記錄下來，留作我永遠的紀念。
還有一步便踏上香港的土地，一位駐守在邊境的邊防軍操著河南口音問道：還回來不？我大聲答道：當然回來。那就是我三十幾年前走出國門前的最後一個定格。登上從羅湖開往九龍的火車，北京老鄉激動地在我身旁不停地發表議論，我卻望著映入眼簾的五光十色的廣告招牌，一股愁緒慢慢爬上來，我實在看不出我在這光怪陸離的城市的前途。然而，幾年後方發現，命運竟然這樣為我鋪好了一條路，真的不是我自己所能設計的，那是另一個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