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流放河北被迫離開北京
流放河北被迫離開北京
1958年父親被空軍總政治部打成極右派，無端撤銷了所有職務，並在醫務級別上被降了五級之後離開北京，離開了他的家庭，當時的父親以為可能只有一兩年的時間，哪裡想到這一走就是二十年！
父親去的第一個地方是河北省灤平縣醫院，從北京乘大約8個小時火車到承德，然後再搭幾個小時長途汽車到灤平。剛開始，院方只令他打掃衛生，清潔廁所和醫院走廊及診室等等，父親毫不介意，照做如儀，而且非常認真。那年他47歲，平生第一次見識中國北方鄉村，雖然灤平是縣城，但五十年代的中國北方小縣城，其貧窮落後與他熟悉的富蔗廣東，相差甚遠。
另一方面，父親在北京生活了不過七年，他的北京話仍夾雜着濃重的廣東口音，但他並未因此而羞於表達，在醫院打掃衛生的時候，見到最多的是病人，於是父親開始了他的針灸“外交”，跟病人打招呼，噓寒問暖，耐心詢問病況，表示他可以用針灸幫助他們解除痛苦。當地的老百姓十分質樸，只要能治病，全然不理會你的政治背景。醫院方面倒是也很開通，對父親的右派身份並未如北京那樣趕盡殺絕，他打掃衛生的工作只做了大概不到兩個月，已經被安排接待病人了，這令一向以治病救人為己任的父親非常高興，只要能給病人解除病痛，就是他最大的心願。
在北京，父親的針灸醫術已然獲得很大成就，1956年甚至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來到灤平縣醫院，前來求治的病人絡繹不絕，只是醫院需配備一名護士，為父親作翻譯，因他的廣東國語實在令鄉親們很難聽懂。儘管如此，病人依然有增無減，而且父親的醫術一傳十，十傳百，很多外縣的病人也趕來，甚至連鄰省遼寧的病人家屬也趕着馬車，帶著家裡的病人來求診。
父親在北京受到的種種不公、冤屈、迫害，在這裡都一掃而空，人們尊重他、敬愛他，僅因他的高明醫術，令很多久臥病床的病人重新有了希望。父親其中一篇手稿便是在那段時間寫下的，那是關於針刺治療闌尾炎的報告。闌尾炎雖然算不上很嚴重的病，但是一旦發作（尤其急性發作），就要馬上治理，否則發炎的部分穿孔會引起腹膜炎，後果甚至危及生命。當時的各大醫院，不論規模大小，遇到此症，都會以手術割治為唯一治療辦法。但是在沒有手術條件的鄉村，若有病人患急性闌尾炎，將會是很危險的。
父親在他的報告中指出，連針灸大師朱璉也認為闌尾炎是不適於針灸治療的，並建議應送醫院割治，以免延誤。然而，父親為病人着想，用西醫的方法診斷，用針灸的辦法為病人解除痛苦，結果，病人不用送到外地醫院，也不用開刀，就在父親的銀針下逐漸恢復了健康。他在報告中總結了用針灸治療38例闌尾炎的過程，只有1例僅接受了一次治療便轉院了，其餘37例都被治愈。
父親以針灸治療闌尾炎一事，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直到今天，依然沒有多少人知道針灸竟然是可以治愈闌尾炎的，西醫不清楚，即使專職針灸的醫生，也沒有把握像父親那樣用針灸治療闌尾炎。看來，父親在針灸領域裡的創新，至今都無人超越。
沒有了政治運動的干擾，父親在灤平縣醫院開展的針灸工作異乎尋常的順利，病人源源不斷地從灤平縣四周趕來。就在那段時間（1958至60年），父親甚至治癒了聾啞病人，此事曾傳到承德專區的一間報社，記者特意趕到灤平縣醫院，採訪了父親，寫成一篇十分感人的訪問稿交到上面，結果，稿子遲遲不發，最後記者被告知：歐陽靜戈是極右派，無論他做得多麽好，多麽受病人歡迎，也不能在報紙上報道，這是原則問題。
當然，以父親的性格而言，他根本不在乎是否登報表揚，令他最感到心滿意足的是病人們對他的信任，每天源源不斷的病人充盈着小小的診室，多少疑難雜症在父親的針治後恢復健康；多少躺在農村的架子車上拉來的中風病人，終能自己走著回家；多少聾啞兒童開口說話；太多治癒的病例，數不勝數。
當年，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初期，北方農村已經開始缺糧少油，但是因為父親超絕的醫術，樸實的鄉親們還是設法將當時非常奇缺的食物（如雞蛋、肉類等）送到他的診室，以酬謝父親的救命之恩。我還記得，當年父親回北京探親，總是提著大包小包，沉甸甸的，裡面有雞蛋、臘肉，還有飛禽，連當時的北京都難得一見，那都是鄉親們的一片心意啊。
本來父親被從北京下放至灤平，有著放逐、發配、懲罰之意，但父親卻在那裡憑他的針灸醫術治病救人，方圓百里，名聲不脛而走，鄉親們把父親視為神醫。1961年，灤平縣醫院黨委宣布摘掉父親的右派帽子，並且將父親調到承德市專區附屬醫院，承德是專區首府所在地，他們認為，像父親這樣的名醫，是應該在承德行醫的，而且承德的居住條件也比灤平好多了。
走筆至此，不禁想到當時中國底層的老百姓其實是非常善良的，即使是當地的黨員幹部，也不像大城市的幹部般胡作非為、泯滅良心。父親在那段時間雖是戴著右派帽子被驅逐至灤平的，但在那裡沒有人認為他是敵對分子，反而對他讚賞有加，歡迎之至，父親從三反運動到反右運動，五年的時間裡失去的尊嚴，在這個小小的鄉村又重新拾起，除了不能與家人團聚之外，父親的心情可以說基本是舒暢的，起碼生活單純、簡單，沒有了北京城的那些如虎臨門的政治運動。
1962年夏天，十二歲的我和二姐乘火車從北京到承德看望父親，那時的父親剛從灤平調到承德不久，承德專區附屬醫院裡貼了很多病人為父親寫的感謝信，為讓貧窮的農民少花錢，他早就試用針灸治療闌尾炎，還以針灸治愈聾啞病人，中風的病人更是治愈無數，當地人簡直就將父親看成神仙一般。當時的我對於父親是右派這件事，不是很懂，但在學校已感到受歧視，心裡不開心，回家也沒人問，母親和兄姐都對我絕口不提，可是那次承德探父卻給我很深的印象。
那一年父親五十歲出頭，帶著我們上街，一路上總是跟人打招呼，好像整個承德的人都認識他，每次打招呼還要停下來跟人家聊兩句，然後介紹我們“看，這是我的兩個女兒”，人家就會特意看看我們倆——北京來的女孩。短短一條路，因招呼打得太多，走半天都走不到目的地。那時承德市還有三輪車，父親帶我們去外八廟，叫了一部三輪車，那三輪車夫也是父親的病人，於是兩人一路走一路聊。回來的時候在一個飯館吃飯，我們一進去，廚子和服務員就趕出來歡迎了，原來他們也是病人，熱情地讓父親隨便點菜，他們一定奉上最好的飯菜。我至今還記得，其中一個炒茄子，那茄子端上來的時候，依然泛著鮮亮的紫色，奪人眼目，令我難以忘懷，而平時的炒茄子端上來都是黑乎乎的。不知那是不是承德特色呢？
父親確實在承德很有名氣，不僅承德，周圍鄉鎮縣城及至鄰省，幾乎人人都知道歐陽大夫/歐陽醫生，只是父親每年回北京的探親時間卻十分有限，一年僅有十天的探親假，這十天之中，還包括往返的交通時間，所以在北京只能有一個禮拜的假期。而且上面還規定，父親的探親假不能選在“十一”、“五一”這種政治性的節日，元旦和春節人多擁擠，最好也別回京，所以父親能夠選擇的假期多是母親上班我們上學的日子。短短的有限相聚時間，實在也談不了什麽，何況我當時尚年幼，更不懂如何與父親溝通。
唯一與父親保持聯繫的是我們的書信往來，父親剛剛離開北京時，我剛上小學，還不懂如何寫信，過了幾年以後，母親給父親寫信時，便叫我寫信封上的地址，再後來我可以寫簡單的信了，便開始給父親寫信，記得那些信的內容都是日常生活的流水帳，父親有時會將我的信寄回來，上面是他給我改的錯別字跟病句，我們父女的感情就是這樣慢慢建立起來的。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明報的專欄上便寫過這樣的話：
“自我懂得寫字，承德二字便被不計其數地寫在不計其數的信封上，承德即父親，父親即承德，像是一條無形的脈管一樣，在承德與北京我家之間，流了二十多年的血、淚、情、愛。”
直到今天，提到承德，看到承德兩個字，甚至都會引起我的一種特別感觸，一種碰觸內心深處之痛的傷感。
父親在承德專區附屬醫院一如在灤平縣醫院一樣，工作繁忙，病人源源不斷，雖年過半百，卻依然身強力壯。那時，住在香港的三伯父給父親寄來一本英文版有關瑜伽的書，從那時起，父親便開始堅持做瑜伽。記得他回北京探親的短短幾天，還給我們示範瑜伽動作，地上舖一塊地毯，他便可以在那上面做倒立，而且毫不費力。可見父親當年雖然不能一家團聚，但對前途還是充滿憧憬，他能為病人解除痛苦，就是他最大的滿足，唯一的追求，為此，他要保持最佳的身體狀態。
然而，在遠離北京的承德，父親以為可以躲過那種殘酷的政治運動，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僅僅幾年以後的一場浩劫，將會帶給他另一場災難，這場名為文化革命的災難，如同狂飆一樣將他捲入幾乎滅頂的惡浪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