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前我在深圳和重庆做讲座时，曾经开玩笑道：“要找最好的科学家，要到大学去找，美国大多数科学院院士都在大学里；要找最好的工程师，要到公司去找，美国工程院院士很多在公司里；要找商业精英，要到市场去找，哈佛斯坦福商学院的不少教授是给公司老板抬轿子拎皮包搞装修的；要找对美国教育真正了解的人，要到留学中介里去找，因为我们是靠这个吃饭的，真刀实枪，玩不得虚的。”
作为从事教育咨询和留学服务的专业人士，我对“教育咨询师（或教育顾问，educational consultant）”和“留学中介（agent）”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一直很敏感。但在国内给人做讲座，我还是采用了国内一般人对和留学服务有关的从业人员的统称；他们包括原始意义上的中介、教育咨询师、国际学校或高中国际部/班的有关教师。虽然 “留学中介”素质参差不齐，但宏观上看，过去几年里，这个群体客观上确实引导和促进了中国的教育，功不可没。比如，国内不少学生现在往往会做一些假期公益活动或义工，这个风气的形成，和几年前美国对中国开放大学和高中留学签证有关，最早和“留学中介”的推波助澜有关。
做美国的留学咨询，做到一定层次，必然要弄清楚：教育的功能是什么？中美教育有什么不同？中国教育的弊端及对学生的影响在哪里？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学生最好地完善自我、表现自己。这一点，对那些需要面试的美国私立高中申请和顶尖大学申请，尤为重要。
这几年，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中国的教育，没有解决好教育的社会功能问题。教育的社会功能，说到底，首先是继承，即通过教育，把以前的东西传下来、守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发扬。但在中国，一个家族，富不过三代；中国的历史，每隔一段时间就乱，而一乱，往往伴随着前人积累的物质财富和文化遗产的大面积摧毁。这就是教育的问题，教育没有起到继承和稳定的作用。
我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又出在教育的社会化方面。本来，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但中国的教育，不是引导学生积极务实地认识社会、参与社会、最后融入社会；相反，中国的教育，常常把自己当着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和社会对立的实体，通过一套脱离现实的考试机制和课程内容，让学生拼比输赢。这个系统的一些胜出者，自视甚高，争强好胜，极端自我，但又幼稚脆弱。中国的教育，骨子里是反社会的。
中国教育的反社会意识，不仅反映在传统的励志名言，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即使今天，我们还经常听到有人将“有问题”的学生归咎于“受到‘社会’的影响”。前年，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政治与公共管理方面的教授，在毕业典礼的演讲上，对学生这么说：
“你们将披戴上一副庄重的桂冠和礼袍，那表示你们成为了‘学士’。在中国传统的语言中，成为‘士’，那就是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学以居位曰士’，‘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有各种，而‘学士’，就是以学问和才智获得‘士’的资格，受人尊重的人. . .
你们即将进入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丰富而精彩的人生舞台，你们将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你们的人生。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 . .”
“险恶的江湖，污浊的泥潭”？这竟然是一所著名政法大学一位资深政治与公共管理教授对他的毕业班学生说的！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公共管理？政治就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艺术！公共管理就是要拥抱社会的！如果社会都那么单纯，还要政治干什么？
已经21世纪还过了10几年，这个演讲，据说当时还受到了广泛赞誉，让我吃惊。或许，这个教授的演讲“被社会”了。但他的演讲，确实反映了很多人的认知，即仍将教育和社会对立的观念。
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怪圈：一方面，中国父母（包括大学教授和中小学幼儿园老师）在现实社会（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打拼，尽可能从社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父母，包括那些有资格教诲学生、被视作成功人士的利益获得者，不少却在维护这样一种教育：轻视劳动，蔑视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这就像靠海吃海的渔夫教育孩子憎恶大海，靠山吃山的山民教育孩子憎恶山林，道理上好像说不通啊！
千真万确，社会上确实问题不少，有的还很严重，就像大海会起狂涛，深山总有猛兽，但在教育孩子时，应该 “堵”还是“疏”？其实，大多数时候，社会并没有那么丑恶。一个人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就算独立了。劳心也罢劳力也罢，就要用自己的付出换取自己的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往往会和金钱有关，虽然这听起来有点“俗”，但人性而已，是社会的正常部分，绝大多数时候和“险恶污浊”根本沾不上边。总不能跑到人家店里，吃饱了喝足了还打包了，一看到人家要开账单，就勃然大怒，以一种纯真的受到伤害的表情，指责别人毫无人情没有爱心。
中国把学校和社会对立，表面上看，是在保护孩子，实际上，既不利于孩子也不利于家庭和社会
30多年前，我还在上高中时，中国有个很有名的潘晓讨论：“人生的道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 .？”反映的是年轻人无法融入社会的问题；20多年前，我刚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不久，学校的一位被中美顶级交流项目精选派出的中国留学生在枪杀了他的几位教授和同学后自尽，反映的是年轻人无法融入社会的问题；2年半前，MIT斯隆管理学院一位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在家身亡，之前她曾感叹：“在麻省理工商学院，跟世界的高级人才比，我唯一的优势就是一口流利的中文. . . 同学们不光工作认真勤奋，并且十分高效和考虑周全。不光学业和工作的专业程度让我无法胜出，而且我发现他们很会说话和做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知道如何不动声色地达到他们的目的. . .”同样，反映的是年轻人无法融入社会的问题。中国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向社会过渡的成本太高了。
而中国这个社会在接收其教育产品时，代价也太高了。因为从小就接受社会是 “险恶污浊”的灌输，大家就不会对社会有爱惜之心，更勿谈敬畏回馈；每个人都把社会当作尔虞我诈的攀比竞技场，心安理得地对社会资源巧取豪夺，对亲朋好友坑蒙拐骗杀熟，凡事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是目前中国社会乱象之源，也是中国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中国教育需要走出将社会视作“险恶污浊”的恶性循环，回归对现实的尊重，既教学生志向，也教学生公德；既教学生技巧，也教学生规矩。而社会公德和规矩后面，有个核心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就是别人的利益。教会学生正确对待别人的利益，是中国教育所缺乏的，而这恰恰是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美国名校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