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姑奶奶家是我爱去的地方，她家有着宽敞的院落，一排木格子的门窗对着院子开着；大人说那里是我们家的老屋，祖父被赶出去之后，这里就成了姑奶奶的家。那里的屋子很明亮，白墙上挂着两张《光荣军属》的金字招牌，下面分别贴着两张英姿勃勃的解放军军官的照片，使整个屋子看起来气势非凡。
姑奶奶告诉我，那两个解放军军官是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空军，一个是陆军。还有这一张呢，她边说边打开抽屉，在一个角落里翻出一个旧的信封，拿出一张对折的照片，展开以后，用手细细的抹平整。照片上一个英武非凡的年轻军官，穿着笔挺的军服，比墙上的气派多了。姑奶奶对我说，你仔细看看这是谁。我把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半天也猜不出来。“这是你的大伯伯呀。”她说。什么，我怎么也无法把这个英俊的军官，和住在我家附近的，整天拉板车的大伯联系起来。
原来姑奶奶有三个儿子，一起去考黄埔军校，只有一个考取了，另外两个就去延安读了抗大，如今黄埔军校儿子的照片只能藏在抽屉里，去抗大的两个儿子高高的挂在了墙上面，给母亲带来了实惠和荣誉。
这个第二代的大伯和我家住的不远，大人之间的走动并不多，那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年代。伯母是个贤淑美丽湘女，常常带着一口湖南腔喊孩子。我们都很喜欢去他们家里玩，因为那里很少有大人，小孩子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两口子为了支撑起这个家，总是天不亮就出门，带着一辆粗实的平板车，汗水把车把子磨得油光发亮。
大伯很喜欢孩子，只要他下班回来的早，总要带着几个孩子在大杂院里面操练一番；无论处境怎样的艰难，都难改他训练有素的军人风范，哪怕就是拉着平板车，那腰杆子尽量挺得笔直，双肩很有型的端着。遇上难得的休息日，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排着队到公园里去玩，让我们这些邻居家的孩子羡慕不已。
大伯对周围的人很有热心，别人有事找到他，他从不拒绝，愿意舍出时间，舍下力气，他知道自己是苦，深知还有人比自己更苦。那是个人情冷漠的社会，他用自己的善良的付出，维系着邻里之间可人的温度。
一个夏日的傍晚，大伯很难得的坐着院子里喝酒，我们几个小孩围在他身边，要他讲个故事，不知谁说了一句，要讲个打仗的。大伯拿着酒杯的手抖了一下，嘴巴里喃喃的说：打仗的，这个仗怎么能打，满地都是民工，我们下不下手呀。在一旁做饭的伯母听见了，一向细声慢语的她，失声的叫起来：闭嘴，你在瞎说什么。大伯红着脸吼了一句，说了又怎样。说完这句话，大伯垂下头去，很久都没有抬起来。我们这一帮孩子看见气氛不对，就一下子散去了。
后来我们家在大学的宿舍里分到了房子，搬家的那一天，大伯一大早就过来帮忙，一辆平板车，来回跑了好多趟。大伯知道我哥哥有哮喘病，特地悄悄的留下常用的药罐子，当着哥哥的面摔碎在地上，对我哥哥说，你的病根留在这里了，到了新家你就会好起来。这是一个长辈对一个孩子最深切的祝福。
我们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和大伯家联系就更少了，下放当知青时，遇到大伯家那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儿子湘生，他也是知青，湘生眉宇间虽然有着父亲留给他的英气，可那双眼睛流露出更多的是忧郁和无奈。他丢失了什么，我们丢失了什么，也许我们都丢失了大伯身上，那举重若轻的生活态度，百屈不挠的黄埔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