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日寇为了打通陆路交通线，派重兵向我国西南进攻，占领衡阳﹑柳州，前锋到达贵州独山（因为当时黔桂铁路只修到独山），全国震动。当时我正在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念书，校长梅贻琦宣布联大不再迁校，到时上山打游击。蒋介石发表文告，宣布组织十万抗日知识青年军。联大召开全校大会进行动员，除梅校长外，还有一些教授讲话，印象最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两人。一是冯友兰教授，他按照蒋介石文告的精神动员学生报名参军，他话尚未讲完，张奚若教授大怒，起身指着冯教授历声呵斥：“你混蛋，你胡说八道！”冯教授急得举起双手结结巴巴地说道：“蒋……蒋介石混蛋，我……我冯友兰可不混蛋！”张教授说：“对不起，打断你讲话，你再说，我不听了。”冯教授不再说话，尴尬地坐下了。二是闻一多教授，闻教授讲话与众不同，全场肃静。闻教授说：“蒋介石他什么狗屁！他不配，要不是他号召，早就有十万人了。别人不赞成你们报名，我赞成，为什么？反正互相利用，蒋介石利用你们巩固他地位，你们就利用他的枪革他的命……”会后报名的学生达数百人，我也报了名。
1945年1月28日，学校为参军学生举行欢送会，实际只有200人，有些人报了名，但没去。十万知识青年组成8个师，我们编在208师驻昆明。据说第5集团军司令杜聿明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决定从208师抽调1500人(包括联大和西北方面的大学生约400人)到印度学习坦克。因为那边坦克学校停办，改为学习汽车驾驶，将这1500人编为中国青年远征军暂编汽车第一团（简称暂汽一团）。团长简立少将，美国西点军校留学生。当时缅甸全境尚被日军占领，中印之间陆路不通，只有飞越喜马拉雅山（号称飞越驼峰）的一条航线。3月初，我们换上远征军服装，乘美国军用飞机飞越驼峰,驼峰本是飞行禁区，由于战争开辟这条航线运输军用物资，可我们除了感到震动几下，并无特殊感觉就到达印度一个军用机场，然后乘火车到达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的训练基地兰加（Ramga）。在那里我们接受了三个月的汽车初级驾驶训练，然后转到中印缅边境一个小镇雷多。雷多地处野人山，周围猴子叫个不停，草丛中蚂蟥很多，蚂蟥吸人血没感觉，它吃饱离开后，伤口不停流血才知道。有一次出操，一个同学的小腿被蚂蟥咬了不停地淌血。他自己还不知道。这里有一条布拉马普特拉河连接中国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和印度的恒河，水不深，清澈见底，我们常去洗澡。中印公路印度部分劈山建到这里。在这里，我们一面在山区公路驾车练习，一面等待回国。我初中同学蒋文经在一个坦克部队，也在等待回国，我曾去看过他，老朋友异国他乡相见，特别亲热。在雷多期间，团部感到大学生集中的两个连不好管理，遂将这两个连以班为建制分散到其他各连。我们在印度期间，除驾驶训练外，其他什么训练都没有，连枪都没摸着。
1945年7月中国远征军收复缅北重镇密芝那,中印公路全线打通。7月下旬。我团起程回国，三人一辆吉普车，命名283车队，500余辆车在公路上排成一字长蛇阵，长度超过两公里，团长一声令下，浩浩荡荡向中国驶去。头几天，穿越缅北原始森林，人烟稀少。快到中国边境的时候，联大同学林宗棠﹑罗元和驾的车出了事故，由于，车轮陷进路边草丛中的坑里，整个车子翻到路边的一个小台阶上。在这一事故中，林宗棠驾车，头闯在玻璃挡板上，裂个大口，昏迷不醒，被送医院；罗元和坐在驾驶旁边，因为吉普车没门，车一翻他就掉出来了，没受伤；后面一人，不是联大同学，翻车时，他双手死死抓住座凳，他跟着车子翻了个，仍然坐着，安然无恙。罗元和是四川首富﹑药材商的儿子，在国家危急时刻，不顾万贯家财，报名参了军。林宗棠解放后，由于设计一万二千顿水压机出名，被任命为一机部副部长。7月下旬车队到达昆明，驻在西山脚下，滇池边的一排别墅里。不久，日本投降，战争结束。联大同学捲起行李，不辞而别，全部回校复学，梅校长说：“你们回来，学校都收留。” 后来我们曾请闻一多教授讲话，闻教授说：“我算服了，我原想让你们利用他的枪革他的命，没想到他连枪都不发给你们！” 八年抗战期间，联大参军学生达800人，除我们这200人外，全部是翻译官，1944年毕业生500人提前半年毕业，全部作翻译官。1946年联大复员时在校部（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院内）立了纪念碑，阴面刻有着800人的名字，现在北大﹑清华﹑南开有复制碑。
注：家公张义燊先生今年93高龄，退休前是数学教授。这是他几年前写的回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