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屋，低矮黑暗。因为屋檐太低，只能门开山墙。还好是独门朝南，有一缕阳光温暖。
门前有块一丈见方的空地。父亲在空地四角各栽了一棵楝树，说等树长大了，就把树当柱，叶作顶，建个树屋。害得我和弟弟妹妹们老是去看这些树长得如何。
村里的人有“摆座碗”的习惯。午饭或晚饭，人们左手端着盛满稀粥的大碗，弯曲小拇指夹住一个装了咸菜酱豆的小盅，穿东家，走西家，边吃边聊。串门的吃完了碗里的，主人会邀请“摆座碗”的到自家锅里去打粥。一般情况下，串门的会轻言谢绝。也有当仁不让的时候。
夏天的晚上，人们喜欢聚到一起，打着芭蕉扇乘凉，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互相取乐。
老屋门前的树下空地，自然就成了村里人乘凉闲聊的场所之一。
一个夏天的黄昏，月光皎洁。干完农活洗过澡，叔伯哥爷们光着胳膊，脚着拖鞋，手摇芭蕉扇，或蹲或坐，聚在树下的空地。五 - 六岁的我，喜欢混在大人堆里，听他们讲山海经。但也常常成了他们取乐的对象。
这天，大家正闲聊着，隔壁的成良老大哥忽然一脸认真地问我，“你长大了，要娶谁做老婆？”
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会，说，“我要娶两个”。
人们笑了起来。我不解其意。我就想，别人娶媳妇都是十个八个的，我只要两个。是不是嫌我说得少了？
我低头想了一下，还是坚定地摇摇头说，“我就只要两个”。
他们还是笑。成良又问，“哪两个啊？”
我摆着小手，认认真真地说，“xx 和 xx”。
这两个小女孩，一个是我们村里的，大我2岁。一个是我们邻村的，小我2岁。他们两家，在乡里算是富裕的。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人们哈哈大笑起来。我不解。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也跟着笑，说成良，“你个怂”。
原来，我把那些婚礼上的伴娘，都当成新娘啦，以为娶老婆都是十个八个的。
从此，成良和村里人就常常拿“只要两个”来开我玩笑。我大学放假回家时，成良还不放过我。
我呢，懂事后，见到这两个女孩就局促不安。生怕她们知道了我从小的雄心壮志，把我臭骂一顿。
再说说我的另一句“名言”。
大约是74-75年了。我12-13岁。父亲在县化肥厂，当我们公社临时工的头。他每月10号左右回到公社，把这些临时工上个月的工资领出来，再分给工人。父亲领完工资，我们就有希望改善一下伙食。父亲会去割一斤猪肉回来解解馋。
这一年的4-5月份，天气已经很暖和。遍地是黄黄的油菜花，和忙碌的蜜蜂。
到中午时，父亲提着白花花的猪肉从镇上回来了。那时，猪肉是奢侈货。大家争相要肥肉。有头面的人，才能割到肥肉。一般人，只能吃瘦肉了。
公社里大大小小的公家人物，包括供销社的屠夫王忠林师傅，都是实权人物。他管收猪，也管割肉。收猪时，他左手在猪身上摁几下，右手拿剪刀，把猪身上的毛唰唰唰地剪上几个符号，标明需要扣除的猪食重量和猪的等级。卖猪的农户都得巴结他，希望少扣些猪重，给个好等级。等割肉时，他决定给你肥肉还是瘦肉。割肉的人们又得巴结他。所以，不管是收猪时还是割肉时，王师傅嘴里永远叼着香烟。
因为父亲当过多年的大队长和大队书记，镇政府又在我们大队，所以，镇上大大小小的官家，都和父亲熟。村里的亲朋好友要卖猪或割肉，也会来找我父亲帮忙，希望父亲出面，能让王师傅高抬贵手。父亲也几乎每次都能割到肥肉。运气好，还能买到9分钱一斤的猪骨头。
这天，父亲又割回一斤肥肉，我们兴奋不已。赶快把肉洗净，用水先煮熟，准备做成红烧肉，就白米饭。可揭开米缸一看，没米了。已经到了中午，母亲还在队里干活。我们小孩和父亲也不知去向谁家借米。父亲就说，算了，改吃菜粥吧。于是，我们到自家地里，拔了一篮子青菜，做了一锅菜汤。
吃饭时，我们每人捧着一大碗青菜汤，里面漂着几片肥肉。我一边稀里哗啦地喝着菜汤，一边吃着难得的猪肥肉。太可惜了，好不容易吃一次猪肉，居然没米做白饭。我就叹息说，“这是尼龙洋袜，穿在芦花靴子里了”。
父亲听了，哈哈地笑起来。
当时，尼龙洋袜刚刚流行，高大上但贼贵。而芦花靴子是我们用当地的芦花编制的草鞋，非常粗糙，但便宜，且御寒。你要是穿着尼龙洋袜穿芦花靴子，不出半个小时，尼龙洋袜肯定是漏洞百出了。所以，谁也不会把昂贵的尼龙洋袜穿到贼便宜又粗糙的芦花靴子里。
后来，生活好起来了，吃肉不再是稀奇的事。村里的人和我一起吃饭时，也会开玩笑说，“这次，可不是尼龙洋袜穿在芦花靴子里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