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前夕，前往医院去探望因急性肺炎而住院的聂元梓。一搭讪，已经米寿之年(八十八岁)的老人又把话题提到往事上去了。回首前尘她真是有一肚子的委屈与埋怨。
毛泽东最恨知识分子
回顾历史，聂元梓认为，毛泽东最恨知识分子，因为与北大有宿怨，这是因为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勤工俭学时，曾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为毛的字体潦草，张还要他重新再填写一本图书卡片。延安时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询问张申府的情况，建政之后，他几次提到「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所以，张申府于建政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一九五七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此有关联。
据史料记载，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间，北大教职工打成右派的九十人，学生右派四百二十一人，共计五百一十一人。但毛泽东不高兴了，嫌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十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進行甄别，就是给明显搞错的、不是右派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一百七十三人，总数达到了六百九十九人，其中教职工一百一十人，学生五百八十九人。
聂元梓回忆，文革初起，各个院校都有造反组织，可毛泽东偏偏选定了北大作为他的「文革策源地」，是有一定目的的，还是想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当时，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听了，毛泽东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并且让女儿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了这句原话。一个「深」字不要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地升级了。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到了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大领袖」，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到了这年年底的十二月十八日夜，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也是熬不过去的结果。
认为自己是政治判决
到了今年，应该是聂元梓退出历史政治舞台的四十年的日子。她说，拿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
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还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甚或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领袖」的罪错?谁又能知道，一个被全国上下视为「造反第一人」的聂元梓，仅仅两年之后，就被江青说成是「聂元梓太骄傲，谁的话都不听，叫她反右她反左」，就把我给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
对待历史，聂元梓认为，十年文革等同于十年浩劫、十年梦魇。可是，发动者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举手赞同文革的领导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还要加害别人;有的造反派头头竟还成了声名显赫「国学大师」。一个国家与一个党的罪错，就这样利用「政治替罪羊」的审判方式，轻而易举地算在我们几个人身上了，难道这就是官方刻意营造的历史，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在我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十年文革，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人事沧桑白云苍狗，其后的八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中渡过的，如果有正常历史思维的话，请问：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如果没有形成，当初我所追随的，又是什么「集团」?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我与这后来才有的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与邓朴方跳楼一案无关
邓小平曾说过，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楼的大儿子邓朴方。所以，这也决定了聂元梓一案不让上诉，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的政治判决。聂元梓叫屈说，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有关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進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進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关系?
更可笑的是，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于是，硬把这件事情的发生时间提前了将近五个月。什么叫「人治」，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于此可略窥一斑。现在的邓朴方先生，已经厕身政协副主席这样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了，他心里应该最清楚，到底是谁逼迫他跳了楼?这里面除了那个疯狂的时代和不正常的体制之外，还应该包括他的父亲、即身为党的总书记也举手赞同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邓小平本人。
最大愿望是回北大
当年的「五大领袖」，除去谭厚兰早逝，其余的三人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各有事业。聂元梓本人经过多方申诉，现归北京市民政局救助扶困，暂借其住房两间，每月有一千多元的生活费，看病按离休人员待遇报销。但聂元梓认为，在高消费的北京，这点待遇远远不够，也就是雇用一个保姆的工资。北京市有明文规定，像我这样提前假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原单位接受，但我多年来屡屡给北大、国家教委甚至胡锦涛写信，要求按照国家政策，还由北大来接受我，可迄今仍无下文。我又曾一度要聘请大律师张思之先生，状告北大校长许智宏，可惜已精力不逮了。
聂元梓说，她已经拟好了给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一封信，申诉自己的现状与委屈。她说，她与习副主席的母亲齐心是延安时代的同学，看看能否起点作用。「我没有别的奢望，就是想回北大，让人生有个归宿。尽管我有罪错，可我还是一九三七年便参加抗战的老革命，也是一个北大人啊。」
看着眼前这个白发皤然、步履蹒跚的老太太，不禁让人泛起一丝苦笑。说实在话，在一个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对政治替罪羊進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体制内，作为正常
人的伦理良知与道德底线已经完全失守，所以是很难指望一封信或是一个老同学，就能使自己的境遇得到改善的。诚如前些年笔者为她写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的那样：
老皤然蹒跚太婆，当年领唱造反歌。
「何其好也」大字报，鸟尽弓藏入网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