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磨难，母亲和她的外婆，舅舅等到了重庆，稍后不久，我的外婆外公带着我的几个舅舅和阿姨也逃难到重庆。据母亲说，他们一路上吃得苦简直没法说。母亲大约是1938年初南京沦陷后离开合肥的，其他人则在合肥沦陷前仓皇出走，几乎滞留城中。5月初合肥城被日本人占领，外公的几个兄弟和家人都没有逃出来。母亲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三个伯伯和伯母，他们的子女和后代也几乎没有联系，印象中母亲的一个堂弟在上海交大念书，后来打成右派到了青岛，一直不得志。我读大学时去青岛见过表舅一面，好像已落实政策，在青岛四方车辆厂做技术人员。母亲大伯的长孙在香港发表过一些家族回忆文章，其他人就没有联系了。倒是外婆家很多人到了重庆，后来交往多些。
抗战八年，三年内战，然后二十多年的各种政治运动，母亲就是想念他们，恐怕也没这个胆量去联系。只知道母亲的大伯父后来回到合肥，起初还有钱，加上出外做过官，架子很足，人称“大派头”。他的女儿比母亲大几岁，和母亲犹如亲姐妹，在重庆和母亲有很多故事，我会慢慢写出来。
母亲一家能在最后关头逃出日本人的魔爪，就像这儿一位朋友讲的，老天帮忙。我仔细一想，真的，母亲此后一生, 好运一直持续了20年整。
先说学业。大批难民到了重庆，再加上政府机关和许多民营公司都到了重庆，其中还有许多像母亲一样的学生。政府在安排青年学生上学这件事，做的及其有远见。大学生不说，就说中学生。以教育部长陈立夫为首，各机构马上为这些逃难流亡的学生安排学校就读，基本不收学费，还负责生活费，住宿等等。抗战前原来公立中学都是省立，市立，在重庆都改为国立中学。这“国立”冠于中学校名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母亲马上就去了国立九中，主要是招收安徽来的学生，在江津，那时还不属于重庆市，住校。母亲读了一年半，1939年毕业。她记得学习很正规，老师力量超强，全是全国各地来到重庆的老师，比在合肥时还要好。大家学习很努力，因为知道机会来之不易。没有听到母亲抱怨有吃不饱的问题，可见办学经费政府一直是优先保证的。在查找国立九中的史料时，注意到朱镕基总理是国立八中的学生，八中也是收安徽省籍同学为主。
母亲在名称“乓乓响”的国立中学毕业，然后就参加抗战初期时才有的“高考”，这也是“空前绝后”的。抗战前，各校自己举办入学考试，最多有几个学校联合招考（联考）。抗战爆发，由于各大学招生考试受条件限制，教育部规定举行全国范围的高考（联考），全国各地的学生也可异地参加考试。重庆大概有四个考场，其它省份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我父亲当时在宁波的高中毕业，考取早已撤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如何去报到的，母亲也讲不清，而父亲生前也没说过。
问过母亲如何准备“高考”，好像就和我们当年一样。复习，做考古题，写文章碰运气。考的科目当然有政治，当时叫三民主义什么的，语文，数学，外语，应该还有其它几门，反正科目不少。
当时重庆经常有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一拉警报，大家就要钻防空洞，出来换B卷继续做，原来的A卷题目如何处理不知道。后来，估计这样太麻烦，考试就安排在防空洞里举行，非常克难。据记载，有女学生因为空气不好昏倒。
母亲参加高考，也是昏倒被抬出考场送医院，但她不是因为空气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