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的兴趣或嗜好，用来好好的调解或是排遣自己。
- 在现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说一定要走理论的路线，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层次再提升两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东西。
- Self-Help: 他有一次就跟那个老师抱怨：“那你为什么不教我点东西呢？”那个老师就说：“如果我知道结果，那我要你来这边念书做什么？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要我们共同探索一个问题、一个未知的领域。”他说其实这两种教法都有用处，但是他自己从这个什么都不教他，永远碰到他只问他“有没有什么新发现”的老师身上，得到很大的成长
- “人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另外三小时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响。
- 曾任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他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之原則影響深遠。
傅斯年為人性格耿直，嫉惡如仇，而且文章見解深入，眼光銳利獨到，即使在抗日戰爭期間踏入政壇，成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仍不改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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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留下时间，精致思考
还要记得给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时间。一篇论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胜，很重要的是在现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说一定要走理论的路线，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层次再提升两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东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整体意义是什么？整体的轮廓是什么？千万不要被枝节淹没，虽然枝节是你最重要的开始，但是你一天总也要留一些时间好好思考、慢慢沉淀。conceptualize 是一种非常难教的东西，我记得我念书时，有位老师信誓旦旦说要开一门课，教学生如何conceptualize，可是从来都没开成，因为这非常难教。我要提醒的是，在被很多材料和枝节淹没的时候，要适时跳出来想一想，所看到的东西有哪些意义？这个意义有没有广泛连结到更大层面的知识价值。
傅斯年先生来到……以后，同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及台大的校长。台大有个傅钟每小时钟声有二十一响、敲二十一次。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当时很轰动。他当时对这二十一响解释是说：因为台大的学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响是欢迎国家元首二十一响的礼炮。不久前我发现台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古迹下面竖一个铜牌，我仔细看看傅钟下的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另外三小时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响。我觉得这句话大有道理，可是我觉得三小时可能太多，因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个三十分钟、一小时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么？学习跳到比你所看到的东西更高一点的层次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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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里碰到刚从美国读完博士回来的同事，因为他们刚离开博士生的阶段，比较有一些自己较独特的想法，我就问他：“如果你讲这个问题，准备要贡献什么？”……
一、研究生与大学生的区别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大学生基本上是来接受学问、接受知识的，然而不管是对于硕士时期或是博士时期的研究而言，都应该准备要开始制造新的知识，我们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时都会领到看不懂的毕业证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问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内容为何？他告诉我：“里头写的是恭喜你对人类的知识有所创新，因此授予你这个学位。”在中国原本并没有博硕士的学历，但是在西方他们原来的用意是，恭贺你已经对人类普遍的知识有所创新，这个创新或大或小，都是对于普遍的知识有所贡献。这个创新不会因为你做本土与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学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
（一）选择自己的问题取向，学会创新
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只是要完全乐在其中，更要从而接受各种有趣的知识，进入制造知识的阶段，也就是说你的论文应该有所创新。由接受知识到创造知识，是身为一个研究生最大的特色，不仅如此，还要体认自己不再是个容器，等着老师把某些东西倒在茶杯里，而是要开始逐步发展和开发自己。做为研究生不再是对于各种新奇的课照单全收，而是要重视问题取向的安排，就是在硕士或博士的阶段里面，所有的精力、所有修课以及读的书里面都应该要有一个关注的焦点，而不能像大学那般漫无目标。大学生时代是因为你要尽量开创自己接受任何东西，但是到了硕士生和博士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论文，那篇论文是你个人所有武功的总集合，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个问题取向的学习。
（二）尝试跨领域研究，主动学习
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跨越一个重要的领域，将决定你未来的成败。我也在台大和清华教了十几年的课，我常常跟学生讲，选对一个领域和选对一个问题是成败的关键，而你自己本身必须是带着问题来探究无限的学问世界，因为你不再像大学时代一样泛滥无所归。所以这段时间内，必须选定一个有兴趣与关注的主题为出发点，来探究这些知识，产生有机的循环。由于你是自发性的对这个问题产生好奇和兴趣，所以你的态度和大学部的学生是截然不同的，你慢慢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是一个主动的探索者，并学会悠游在这学术的领域。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得了诺贝尔奖。他曾经在中研院的周报写过几篇文章，在他的言论集里面，或许各位也可以看到，他反复提到他的故事。他是因为读了一个叫做马亨教授的教科书而去美国柏克莱大学念书，去了以后才发现，这个老师只给他一张支票，跟他说你要花钱你尽量用，但是从来不教他任何东西。可是隔壁那个教授，老师教很多，而且每天学生都是跟着老师学习。他有一次就跟那个老师抱怨：“那你为什么不教我点东西呢？”那个老师就说：“如果我知道结果，那我要你来这边念书做什么？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要我们共同探索一个问题、一个未知的领域。”他说其实这两种教法都有用处，但是他自己从这个什么都不教他，永远碰到他只问他“有没有什么新发现”的老师身上，得到很大的成长。所以这两方面都各自蕴含深层的道理，没有所谓的好坏，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两个方式结合起来。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就是强调在这个阶段，学习是一种“ self-help ”，并且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self-help ”，而不能再像大学时代般，都是纯粹用听的，这个阶段的学习要基于对研究问题的好奇和兴趣，要带着一颗热忱的心来探索这个领域。
然而研究生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 Learn how to learn，不只是学习而已，而是学习如何学习，不再是要去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而是要学习拿起那一根针，学会绣出一件漂亮的衣服，慢慢学习把目标放在一个标准上，而这一个标准就是你将来要完成硕士或博士论文。如果你到西方一流的大学去读书，你会觉得我这一篇论文可能要和全世界做同一件问题的人相比较。我想即使在……也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情，你的标准不能单单只是放在旁边几个人而已，而应该是要放在领域的普遍人里面。你这篇文章要有新的东西，才算达到的标准，也才符合到我们刚刚讲到那张拉丁文的博士证书上面所讲的，有所贡献与创新。
二、一个老师怎么训练研究生
我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训练，哪怕是自然科学的训练，到研究生阶段应该更像师徒制，所以来自个人和老师、个人和同侪间密切的互动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跟大学部坐在那边单纯听课，听完就走人是不一样的，相较之下你的生活应该要和你所追求的知识与解答相结合，并且你往后的生活应该或多或少都和这个探索有相关。
（一）善用与老师的伙伴关系，不断 Research
我常说英文 research 这个字非常有意义， search 是寻找，而 research 是再寻找，所以每个人都要 research，不断的一遍一遍再寻找，并进而使你的生活和学习成为一体。中国近代兵学大师蒋百里在他的兵学书中曾说：“生活条件要跟战斗条件一致，近代欧洲凡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凡生活与战斗条件不一致者弱。”我就是藉由这个来说明研究生的生活，你的生活条件与你的战斗条件要一致，你的生活是跟着老师与同学共同成长的，当中你所听到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带给你无限的启发。
回想当时我在美国念书的研究生生活，只要随便在楼梯口碰到任何一个人，他都有办法帮忙解答你语言上的困难，不管是英文、拉丁文、德文、希腊文……等。所以能帮助解决问题的不单只是你的老师，还包括所有同学以及学习团体。你的学习是跟生活合在一起的。当我看到有学生呈现被动或是懈怠的时候，我就会用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来跟他讲：“作研究生不是请客吃饭。”
（二）藉由大量阅读和老师提点，进入研究领域
怎样进入一个领域最好，我个人觉得只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就是让他不停的念书、不停的报告，这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后不知不觉学生就会知道这个领域有些什么，我们在不停念书的时候常常可能会沉溺在细节里不能自拔，进而失去全景，导致见树不见林，或是被那几句英文困住，而忘记全局在讲什么。藉由学生的报告，老师可以讲述或是厘清其中的精华内容，经由老师几句提点，就会慢慢打通任督二脉，逐渐发展一种自发学习的能力，同时也知道碰到问题可以看哪些东西。就像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修过一些我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国家的历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念书、不停……着自己吸收，而老师也只是不停的开书目，运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训练，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时，我发现自己仍然有自我生产及蓄发的能力，因为我知道这个学问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碰到问题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所以努力让自己的学习产生自发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三）循序渐进地练习论文写作
到了硕士或博士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完成一篇学位论文，而不管是硕士或博士论文，其规模都远比你从小学以来所受的教育、所要写的东西都还要长得多，虽然我不知道教育方面的论文情况是如何，但是史学的论文都要写二、三十万字，不然就是十几二十万字。写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如何才能有条不紊、条理清楚，并把整体架构组织得通畅可读？首先，必须要从一千字、五千字、一万字循序渐进的训练，先从少的慢慢写成多的，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到可以从一万字写到十万字。这么大规模的论文谁都写得出来，问题是写得好不好，因为这么大规模的写作，有这么许多的脚注，还要注意首尾相映，使论述一体成型，而不是散落一地的铜钱；是一间大礼堂，而不是一间小小分割的阁楼。为了完成一个大的、完整的、有机的架构模型，必须要从小规模的篇幅慢慢练习，这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因为受计算机的影响，我发现很多学生写文章能力都大幅下降。写论文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文笔一定要清楚，不要花俏、不必漂亮，“清楚”是最高指导原则，经过慢慢练习会使你的文笔跟思考产生一致的连贯性。我常跟学生讲不必写的花俏，不必展现你散文的才能，因为这是学术论文，所以关键在于要写得非常清楚，如果有好的文笔当然更棒，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文彩像个人的生命一样，英文叫 style ， style本身就像个人一样带有一点点天生。因此最重要的还是把内容陈述清楚，从一万字到最后十万字的东西，都要架构井然、论述清楚、文笔清晰。
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位欧洲史、英国史的大师 Lawrence Stone，他目前已经过世了，曾经有一本书访问十位最了不起的史学家，我记得他在访问中说了一句非常吸引人注意的话，他说他英文文笔相当好，所以他一辈子没有被退过稿。因此文笔清楚或是文笔好，对于将来文章可被接受的程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容非常重要，有好的表达工具更是具有加分的作用，但是这里不是讲究漂亮的style ，而是论述清楚。
三、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
（一）尝试接受挑战，勇于克服
研究生如何训练自己？就是每天、每周或每个月给自己一个挑战，要每隔一段时间就给自己一个挑战，挑战一个你做不到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求自己每次都能顺利克服那个挑战，但是要努力去尝试。我在我求学的生涯中，碰到太多聪明但却一无所成的人，因为他们很容易困在自己的障碍里面，举例来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碰到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是没办法克服他给自己的挑战，他就总是东看西看，虽然我也有这个毛病，可是我会定期给我自己一个挑战，例如：我会告诉自己，在某一个期限内，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三行字改掉，或是这个礼拜一定要把这篇草稿写完，虽然我仍然常常写不完，但是有这个挑战跟没这个挑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挑战三次总会完成一次，完成一次就够了，就足以表示克服了自己，如果觉得每一个礼拜的挑战，可行性太低，可以把时间延长为一个月的挑战，去挑战原来的你，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不过也要切记，硕士生是刚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的新手，如果一开始问题太小，或是问题大到不能控制，都会造成以后研究的困难。
（二）论文的写作是个训练过程，不能苛求完成精典之作
各位要记得我以前的老师所说的一句话：“硕士跟博士是一个训练的过程，硕士跟博士不是写经典之作的过程。”我看过很多人，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就是因为他把它当成在写经典之作的过程，虽然事实上，很多人一生最好的作品就是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因为之后的时间很难再有三年或六年的时间，沉浸在一个主题里反复的耕耘，当你做教授的时候，像我今天被行政缠身，你不再有充裕的时间好好探究一个问题，尤其做教授还要指导学生、上课，因此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生最集中又精华的时间，当然就是他写博士、或是硕士论文的时候，而那一本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不一定要刻意强求，要有这是一个训练过程的信念，应该清楚知道从哪里开始，也要知道从哪里放手，不要无限的追下去。当然我不是否认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只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论文的完成当成一个目标，不要成为是一种的心理障碍或是心理负担。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时候，那边旧书摊有一位非常博学多文的旧书店老板，我常常赞叹的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在大学做教授。”他说：“因为那篇博士论文没有写完。”原因在于他把那个博士论文当成要写一本经典，那当然永远写不完。如果真能写成经典那是最好，就像美丽新境界那部电影的男主角 John Nash一样，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博士那二十几页的论文，不过切记不要把那个当作是目标，因为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应该要坚定的告诉自己，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结构严谨、论述清楚与言之有物的论文，不要一开始就期待它是经典之作。如果你期待它是经典之作，你可能会变成我所看到的那位旧书摊的老板，至于我为什么知道他有那么多学问，是因为那时候我在找一本书，但它并没有在旧书店里面，不过他告诉我：“还有很多本都跟他不相上下。”后来我对那个领域稍稍懂了之后，证明确实如他所建议的那般。一个旧书店的老板精熟每一本书，可是他就是永远无法完成，他梦幻般的学位论文，因为他不知道要在哪里放手，这一切都只成为空谈。
（三）论文的正式写作
1. 学习有所取舍
到了写论文的时候，要能取也要能舍，因为现在信息爆炸，可以看的书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树，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识树，才能在那棵树挂相关的东西，但千万不要不断的挂不相关的东西，而且要慢慢的舍掉一些挂不上去的东西，再随着你的问题跟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然而这棵知识树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须对所关心的领域中，有用的书籍或是数据非常熟悉。
2. 形成你的知识树
我昨天还请教林毓生院士，他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告诉他我今天要来作演讲，就问他：“你如果讲这个题目你要怎么讲？”他说：“只有一点，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书要读好几遍。”因为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还有几位近代思想大师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们受的训练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读原典。这句话很有道理，虽然你不可能只读那几本重要的书，但是那五、六本书将逐渐形成你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照这一个架构，然后把不相干的东西暂放一边。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你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的好书，所以要学习取舍，了解自己无法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而且一但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很可能就会落得普林斯顿街上的那位旧书店的老板一般，因为阅读太多不是自己所关心的领域的知识，它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地的散钱。
3. 掌握工具
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掌握语文与合适的工具。要有一个外语可以非常流畅的阅读，要有另外一个语文至少可以看得懂文章的标题，能学更多当然更好，但是至少要有一个语文，不管是英文、日文、法文……等，一定要有一个语文能够非常流畅的阅读相关书籍，这是起码的前提。一旦这个工具没有了，你的视野就会因此大受限制，因为语文就如同是一扇天窗，没有这个天窗你这房间就封闭住了。为什么你要看得懂标题？因为这样才不会有重要的文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连标题都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如何找人来帮你或是自己查相关的数据。其它的工具，不管是统计或是其它的任何工具，你也一定要多掌握，因为你将来没有时间再把这样的工具学会。
4. 突破学科间的界线
应该要把跨学科的学习当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学科涉及到的东西必须要对你这棵知识树有帮助，要学会到别的领域稍微偷打几枪，到别的领域去摄取一些概念，对于本身关心的问题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启发，可是不要泛滥无所归。为什么要去偷打那几枪？近几十年来，人们发现不管是科学或人文，最有创新的部份是发生在学科交会的地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学科大部分都在西方十九世纪形成的，而中国再把它转借过来。十九世纪形成这些知识学科的划分的时候，很多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跟学术背景比如说，中研院的李院长的专长就是物理化学，他之所以得诺贝尔奖就是他在物理和化学交界处做工作。像诺贝尔经济奖，这二十年来所颁的奖，如果在传统的经济学奖来看就是旁门走道，古典经济学岂会有这些东西，甚至心理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连John Nash这位数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学科的交界上，学科跟学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处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学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经search 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创新，所以为什么跨领域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一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最重要、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统摄性的重要概念，而通常你在本学科里面抓不到，是因为你已经泡在这个学科里面太久了，你已经拿着手电筒在这小仓库里面照来照去照太久了，而忘了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更好解释你这些材料的现象，不过这些东西可遇而不可求。John Nash这一位数学家为什么会得诺贝尔数学奖？为什么他在赛局理论的博士论文，会在数十年之后得诺贝尔经济奖？因为他在大学时代上经济学导论的课，所以他认为数学可以用在经济方面来思考，而这个东西在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用处。他是在数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交界之处做突破。有时候在经济学这一个部分没有大关系，在数学的这一个部分也没有大关系，不过两个加在一起，火花就会蹦出来。
5. 论文题目要有延展性
对一个硕士生或博士生来说，如果选错了题目，就是失败，题目选对了，还有百分之七十胜利的机会。这个问题值得研一、博一的学生好好思考。你的第一年其实就是要花在这上面，你要不断的跟老师商量寻找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的问题，而且不要太难。我在国科当过人文处长，当我离开的时候，每次就有七千件申请案，就有一万四千个袋子，就要送给一万四千个教授审查。我当然不可能看那么多，可是我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看诉。有些申诉者认为：“我的研究计划很好，我的著作很好，所以我来申诉。”申诉通过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在百分之九十未通过的案子正式判决前，再拿来看一看。有几个印象最深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不必再做了、这个题目本没有发展性，所以使我更加确认选对一个有意义、有延展性、可控制、可以经营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学生常常选非常难的题目，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没有人会仔细去看你研究的困难度，对于难的题目你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史料，才能得到一点点东西；要挤很多东西，才能筛选出一点点内容，所以你最好选择一个难易适中的题目。
我写过好几本书，我认为我对每一本书的花的心力都是一样，虽然我写任何东西我都不满意，但是在过程中我都绞尽脑汁希望把他写好。目前为止很多人认为我最好的书，是我二十几岁刚到史语所那一年所写的那本书。我在那本书花的时间并不长，那本书的大部分的稿子，是我和许添明老师同时在当兵的军营里面写的，而且还是用我以前旧的笔记写的。大陆这些年有许多出版社，反复要求出版我以前的书，尤其是这一本，我说：“不行。”因为我用的是我以前的读书笔记，我怕引文有错字，因为在军队营区里面随时都要出操、随时就要集合，手边又没有书，怎么可能好好的去核对呢？而如果要我重新校正一遍，又因为引用太多书，实在没有力气校正。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后来想一想，那本书之所以比较好，可能是因为那个题目可延展性大，那个题目波澜起伏的可能性大。很多人都认为，我最好的书应该是剑桥大学出的那一本，不过我认为我最好的书一定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个语文我能掌握，英文我没办法掌握得出神入化。读、写任何语文一定要练习到你能带着三分随意，那时候你才可以说对于这一个语文完全理解与精熟，如果你还无法达到三分的随意，就表示你还在摸索。
回到我刚刚讲的，其实每一本书、每一篇论文我都很想把它写好。但是有些东西没办法写好，为什么？因为一开始选择的题目不够好。因此唯有选定题目以后，你的所有训练跟努力才有价值。我在这里建议大家，选题的工作要尽早做，所选的题目所要处理的材料最好要集中，不要太分散，因为硕士生可能只有三年、博士生可能只有五年，如果你的材料太不集中，读书或看数据可能就要花掉你大部分的时间，让你没有余力思考。而且这个题目要适合你的性向，如果你不会统计学或讨厌数字，但却选了一个全都要靠统计的论文，那是不可能做得好。
6. 养成遵照学术格式的写作习惯
另一个最基本的训练，就是平时不管你写一万字、三万字、五万字都要养成遵照学术规范的习惯，要让他自然天成，就是说你论文的脚注、格式，在一开始进入研究生的阶段就要培养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部份，如果这个习惯没有养成，人家就会觉得这个论文不严谨，之后修改也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的论文规模很大，可能几百页，如果一开始弄错了，后来再重头改到尾，一定很耗时费力，因此要在一开始就养成习惯，因为我们是在写论文而不是在写散文，哪一个逗点应该在哪里、哪一个书名号该在哪里、哪一个地方要用引号、哪一个要什么标点符号，都有一定的规定，用中文写还好，用英文有一大堆简称。在 1960年代……知识还很封闭的时候，有一个人从美国回来就说：“美国有个不得了的情形，因为有一个人非常不得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得了，他说：“因为这个人的作品到处被引用。”他的名字就叫 ibid 。所谓 ibid 就是同前作者，这个字是从拉丁文发展出来的，拉丁文有一大堆简称，像 et. al.就是两人共同编的。英文有一本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就是专门说明这一些写作规范。各位要尽早学会中英文的写作规范，慢慢练习，最后随性下笔，就能写出符合规范的文章。
7. 善用图书馆
图书馆应该是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地方，不必读每一本书，可是要知道有哪些书。我记得我做学生时，新进的书都会放在图书馆的墙上，而身为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书名看一看。在某些程度上知道书皮就够了，但是这仍和打计算机是不一样的，你要实际上熟悉一下那本书，摸一下，看一眼目录。我知道现在从计算机就可以查到书名，可是我还是非常珍惜这种定期去 browse新到的书的感觉，或去看看相关领域的书长成什么样子。中研院有一位院士是哈佛大学信息教授，他告诉我他在创造力最高峰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到他们信息系图书室里，翻阅重要的信息期刊。所以图书馆应该是身为研究生的人们，最熟悉的地方。不过切记不重要的不要花时间去看，你们生活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跟我生长在信息贫乏的时代是不同的，所以生长在这一个时代的你，要能有所取舍。我常常看我的学生引用一些三流的论文，却引得津津有味，我都替他感到难过，因为我强调要读有用、有价值的东西。
8. 留下时间，精致思考
还要记得给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时间。一篇论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胜，很重要的是在现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说一定要走理论的路线，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层次再提升两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东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整体意义是什么？整体的轮廓是什么？千万不要被枝节淹没，虽然枝节是你最重要的开始，但是你一天总也要留一些时间好好思考、慢慢沉淀。conceptualize 是一种非常难教的东西，我记得我念书时，有位老师信誓旦旦说要开一门课，教学生如何conceptualize，可是从来都没开成，因为这非常难教。我要提醒的是，在被很多材料和枝节淹没的时候，要适时跳出来想一想，所看到的东西有哪些意义？这个意义有没有广泛连结到更大层面的知识价值。
傅斯年先生来到……以后，同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及台大的校长。台大有个傅钟每小时钟声有二十一响、敲二十一次。以前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当时很轰动。他当时对这二十一响解释是说：因为台大的学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响是欢迎国家元首二十一响的礼炮。不久前我发现台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古迹下面竖一个铜牌，我仔细看看傅钟下的解释，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另外三小时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响。我觉得这句话大有道理，可是我觉得三小时可能太多，因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个三十分钟、一小时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么？学习跳到比你所看到的东西更高一点的层次去思考。
9. 找到学习的楷模
我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每次写报告头皮就重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的英文报告三、四十页，一个学期有四门课的话就有一百六十页，可是你连脚注都要从头学习。后来我找到一个好办法，就是我每次要写的时候，把一篇我最喜欢的论文放在旁边，虽然他写的题目跟我写的都没关系，不过我每次都看他如何写，看看他的注脚、读几行，然后我就开始写。就像最有名的男高音 Pavarotti唱歌剧的时候都会捏着一条手帕，因为他说：“上舞台就像下地狱，太紧张了。”他为了克服紧张，他有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捏着白手帕。我想当年那一篇论文抽印本就像是我的白手帕一样，能让我开始好好写这篇报告，我学习它里面如何思考、如何构思、如何照顾全体、如何用英文作脚注。好好的把一位大师的作品读完，开始模仿和学习他，是入门最好的方法，逐步的，你也开始写出自己的东西。我也常常鼓励我的学生，出国半年或是一年到国外看看。像现在国科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增长眼界，可以知道现在的餐馆正在卖些什么菜，回来后自己要作菜也才知道要如何着手。
四、用两条腿走路，练习培养自己的兴趣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是两只脚，我们不是靠一只脚走路。做研究生的时代，固然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业上，探索你所要探索的那些问题，可是那只是其中的一只脚，另外还有一只脚是要学习培养一、两种兴趣。很多人后来会发现他的右脚特别肥重（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就是因为忘了培养左脚。很多很有名的大学者最后都陷入极度的精神困扰之中，就是因为他只是培养他的右脚，他忘了培养他的左脚，他忘了人生用两只脚走路，他少了一个小小的兴趣或嗜好，用来好好的调解或是排遣自己。
去年夏天，香港《亚洲周刊》要访问我，我说：“我不想接受访问，我不是重要的人。”可是后来他们还是把一个简单的对话刊出来了，里面我只记得讲了一段话：做一个研究生或一个学者，有两个感觉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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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与 毛泽东】
傅斯年向 毛泽东 索字 润之复之
傅斯年 幼 毛泽东 2-3岁， 据说 相识与 老北大 曾有彻夜谈
1945年 伪参政员傅斯年 曾随团赴延安 又见 ‘匪首’毛泽东
重庆谈判时 毛 曾 宴请 傅 等
50年底 傅 卒眠于台。
“五·四”运动时期，傅斯年和毛泽东同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傅斯年是北大学生，常到图书馆看书，二人开始相识。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傅斯年在北大创办了《新潮》杂志，二者遥相呼应，相互声援。这些使毛、傅二人更觉亲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
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毛泽东上七月五日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
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是清兵入關以後的首任状元。
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運動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
曾任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长、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橘、傅斯年、左舜生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飞抵延安
1945年7月1日，为推动国共合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橘、傅斯年、左舜生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飞抵延安访问。
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与黄炎培谈了历史“周期率”问题。图为毛泽东林伯渠等人在杨家岭机关食堂设宴招待。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845368.html
台大自由校風建立者──傅斯年
傅斯年
他曾一手創辦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接掌中日戰後北京大學的復員校務，並出任因日人離台而幾成空城的台灣大學校長。而今，中研院史語所是台灣史學研究的重鎮，台大則站穩腳步，成為台灣第一學府。他，是胡適的得意弟子，前台大校長──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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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長兩年，以他的「北大經驗」，將戰後陷入混亂的台大校務導上常軌。首先，他重新整理校園的硬體設備，在極其窘困的預算中，想方設法的籌措經費添購圖書儀器、興建校舍，以解台大在教學上的燃眉之急。
在教師的聘任上，他則以自已在學術界豐沛的人脈，延請多位中國知名的學者來台授課，如董作賓、毛子水、薩孟武、英千里、李濟等人，奠定了台大續為台灣第一學府的堅實基礎。此外並樹立一套教員聘任制度，成立資格審查會，凡資格不符者，就算有再有力的後台，也無法在台大校內求得一官半職！傅斯年對學生的考選也相當重視。為了使台大招生考試能夠公平客觀，他採用印題「入闈」，以台大圖書館內的一處角落為闈場，建築物四周封得密密嚴嚴，外面更如臨大敵般的設有警衛，出題印試的教職員只進不出，這樣的作法能減低試務弊端，自然達到招生公平。後來台灣各種重要考試，都採用傅斯年這套「入闈印試」制度。
傅斯年對台大的貢獻還在思想、學風、校園氛圍的塑造，他認為大學教育不在培養士子，而是在培養人才；教育不只是讓學生獲取知識，也在培養學生的技能、陶冶性情、塑造人品，而這一切皆取決於良好的學風。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因警察不當拘捕學生，台大及師院爆發學潮，當局派出大批軍警到兩校鎮壓搜捕學生，是為「四六事件」。當年事件爆發軍隊入校時，傅斯年曾警告警備司令要驅散學生可以，但是「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但事後台大仍有數十位學生遭到軍方非法逮捕，軍方甚至對外宣稱逮捕學生是經校方同意；傅斯年隨即登報聲明，台大從未接到通知及同意軍方的行為，並且和幾位熱心的教授努力奔走、四處籌錢，保釋出許多被非法拘留的台大學生；學校還為他們保留學籍，讓多數的受害學生能夠回校復學，繼續完成學業，成為「四六事件」中較幸運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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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建校百年來，歷任十五位校長，至今最為人所懷念的依然是任職僅兩年的傅斯年，只因他為台大留下最珍貴的遺產──自由開放的學術精神。椰林大道上的傅鐘每節上下課都會響起二十一響，因為傅斯年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沈思……」。
傅斯年
《啟蒙師與父》
傅斯年[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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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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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96年3月26日 大清山東省東昌府 |
| 逝世 | 1950年12月20日（54歲） 中華民國台北市 |
| 學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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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
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1948年第1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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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先祖傅以漸生於山東聊城，是清兵入關以後的首任狀元。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者。曾任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他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之原則影響深遠。
傅斯年為人性格耿直，嫉惡如仇，而且文章見解深入，眼光銳利獨到，即使在抗日戰爭期間踏入政壇，成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仍不改其志，甚至在任內搜集證據，在1944年以「美金公債案」公開炮轟當時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將孔趕下台；後於1947年的「搶購黃金風潮」中，炮轟時任行政院長，有發國難財之嫌的宋子文，再將宋趕下台，時人稱其為「傅大炮」。
縱觀傅斯年一生，儘管對國民黨時有批評，但他並沒有像聞一多等文人般，受到國民黨的政治逼害，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仍然懷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傳統思想。即使傅斯年曾將孔宋兩位「皇親國戚」趕下台，但他的文章很少以推翻國民政府的統治為目標。另一方面，傅斯年崇高的學術地位，深厚的愛國熱情，以及旗幟鮮明的反共反俄色彩，亦令他贏得蔣介石的信任。因此將傅斯年其人比喻為民國時期的魏徵，亦相當符合他的形象。
目錄
[隱藏]
家世[編輯]
其七世祖為清朝第一位狀元傅以漸，曾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侄子傅樂成隨他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歷史系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70年代出版《中國通史》。
侄子傅樂煥是英國倫敦大學博士，1951年從英國回到中國大陸。1966年5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身亡。
生平[編輯]
早年[編輯]
幼年喪父，由祖父及母親撫育成人。
1909年就讀天津府立中學堂，1911年，與聊城鄉紳丁理臣長女丁馥翠結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四年考試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進入北京大學。
1918年春夏與羅家倫、毛子水等20餘人組織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與北京大學國粹派論戰，影響頗廣。傅斯年也因此成為著名學生領袖。
1920年，他去歐洲，在倫敦大學學院研習三年半後，轉赴柏林大學。在遊學六年半時間中，大部份時間都在研讀實驗心理學在內的自然科學，在柏林大學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言。
學成回國[編輯]
1926年10月，傅斯年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之主任）。1928年積極籌劃並負責創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後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北伐勝利後，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飯。傅斯年喝醉了酒，信口亂說：「我們國家整理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蔡元培聽到這裡，聲色俱厲地道：「這除非你做大將！」傅斯年驚得一下醒了酒。
1934年夏天(39歲)，和元配丁馥翠離婚，丁馥萃一生未再嫁，身後無一子女。。8月5日，與同學俞大維的妹妹俞大綵在北平結婚。1935年9月15日，兒子仁軌出生。
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孔貪污舞弊[註 1]，罵他是皇親國戚。事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痛批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訪問延安[編輯]
抗日戰爭後期，日本戰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共兩黨亦開始考慮未來國家的執政問題。此時，一些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希冀未來由三方共同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黃炎培、章伯鈞等民盟成員拉上無黨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聯合致電毛澤東，提出訪問延安。兩個星期後，毛才復電，表示歡迎；而蔣介石亦不表示反對。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專機到達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學者，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
褚輔成是老國民黨黨員，素以老實的讀書人著稱，傅斯年屬於無黨派人士，學界重量大腕。很明顯，褚輔成與傅斯年加入這個班子，是受到黃炎培等人極力鼓動和拉攏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此羅家倫暗地裡曾略帶諷刺地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1]。
由於毛澤東曾經擔任北京大學的圖書館助理員，基於所謂的「北大情意結」，他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當毛澤東談及傅斯年曾在五四運動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作出偉大貢獻時，傅斯年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1]
傅斯年在返回重慶之前，請毛澤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註 2]，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做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敬頌
旅安
七月五日
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7月5日，訪問團成員離開延安回到重慶。與同行的學者不同，傅斯年對毛澤東其人，有著極為獨特的觀感和政治洞見。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澤東的夜談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內容都相當熟稔，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2]。
此外，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一件事：當傅斯年與毛澤東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麻麻、各地獻給毛澤東的錦旗時，他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點察覺到，但並沒有回應[2]。
對於同行的民盟成員，傅斯年認為他們很沒有出息。他毫不留情地批評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把毛澤東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為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們[2]。
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編輯]
1945年，傅斯年50歲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堅持「民族氣節」、「正是非，辨忠奸」，決意反對留用汪精衛政權時期北京大學教員，所有汪精衛時期北京大學的教職員都被開除，學生學籍和學歷都不承認，要先補習才能參加學歷甄審入新北大。
傅以汪精衛時期華北政務委員會國立北京大學的圖書資料和設備房舍為基石重新開始，結合原西南聯合大學和新邀聘的朱光潛、金克木、季羨林等師資，成立擁有文、法、理、醫、工、農6個學院和文科研究所（擁有陳寅恪等多位導師）的國民政府國立北京大學，並邀請朱光潛主持西方語文學系，在文學院新成立東方語文學系，請從德國學梵文回來的季羨林做主任，與金克木等教梵語、巴利語，馬堅等教阿拉伯語，中日戰爭前周作人創辦的東方文學系只有日本語專業，而且早已停辦（金、朱是從武漢大學請來）。
各院院長依序是湯用彤、周炳琳、饒毓泰、馬文昭、馬大猷、俞大紱。
傅自己承認「有一件好事，即北大並無太大之損失……尤其好者，是偽文學院添了好些書。」[3]，對自己的老師周作人為首的留平北大人仍極力清算。
周作人寫的「倉卒騎驢出北平，《新潮》餘響久消沉，憑君篋載登萊臘，西上巴山做義民。」和「次有齊魯民，生當靖康際，沿途吃人臘，南渡作忠義，待得到臨安，餘肉存幾塊，哀哉兩腳羊，束身就鼎鼐，猶幸製熏臘，咀嚼化正氣，食人大有福，終究成大器，講學稱賢良，聞達參政議，千年誠旦暮，今古無二致，舊事倘重來，《新潮》徒欺世，自信實雞肋，不足取一胾」對學生傅君怨恨諷刺也不是偶然。
1946年9月6日，傅斯年將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交給先前在美國辦外交的候任校長胡適。[4]
台灣大學校長[編輯]
1947年2月14日，參政會駐會委員會開會，參政員紛紛抨擊政府經濟政府政策，指斥少數人搜括國富民財，要求政府迅採有效辦法；傅斯年稱：現在國家資本被官僚資本吃盡，官僚資本又被豪門資本吃盡，此現象如不取締，國家將陷於極端危險的境地。[5]:8286
1948年12月15日，南京行政院批准台灣大學莊長恭校長辭職，同時發表傅斯年校長人事案。
1949年1月5日，陳誠接掌台灣省政府，當日即致電傅斯年「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巨艱」。[6]1月19日，他飛到台北，1月20日從代理校長杜聰明（1948年12月7日開始代理）手中接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1949年6月學期結束前，發生文學院外文系李霽野教授棄職逃離台灣事件（李在四六事件後逃走，輾轉到了天津）。
1949年7月11日，又名葉青的任卓宣在台北《民族報》發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論反共教育與自由主義》，指控傅校長不但是蔡元培、胡適兩先生之高足，且繼承北京大學自由講學、自由研究的傳統風氣。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後，亦將自由主義作風帶到臺灣來，在學術自由的掩護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黨分子和親共分子，以致學校成為政治上的特區，院系成為共產黨細菌的溫床，赤焰相當高漲。
傅斯年發表了《傅斯年校長的聲明》和《傅斯年校長再一聲明》，表示「對於文學院教授李霽野無故離職，傳聞前往共區一事，已經校內行政會議決議予以停薪處分，並函請警備司令部派員查明在案，校方完全依法辦理，豈有袒護親共分子之理？學校必定有聞便查，查明便辦，絕不護短。」[7]
從這件事可看出傅校長試著要在中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和北京大學式的兼容多元學風中取得平衡的艱苦。
受命於危亂之際，他積極「替台大脫胎換骨」。坐上臺大校長交椅的傅斯年，再度施展出當年敢打硬沖，「凡事先騎上虎背」的本領，對臺大積習實實在在地來了一番大刀闊斧的改造，不論是通過誰的條子和門路，後臺有多硬，凡不合學術水準，濫竽充數的教授，全部驅逐出校門。校內職員，特別是原「帝大」時遺留的醫務人員，凡無醫療常識，不知救死扶傷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幾個月，傅斯年掄圓了手中的權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樣「稀里咔嚓」，將七十餘名不合格教授與職工切掉，趕出校園。自此，臺大面貌為之一新，形成了一個蓬勃向上的局面。許多年後，無論是傅的追捧者還是被趕走的對立面，在回憶這段往事之際，都不得不承認，假如沒有傅斯年，臺灣大學在那樣動蕩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中迅速崛起，奠定一個現代大學的基礎，確是難以想像和不可能的。據陳雪屏回憶，傅赴臺時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擔憂，「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臺大建設成一個夠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松」。
傅斯年在臺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為之叫好歡呼的同時，自然觸及了許多權貴者的利益，令對方極為不快和惱怒。當時臺大師生反對國民黨腐敗無能，以權謀私等令人激憤的醜行，學潮一浪高過一浪，而傅的對立面借學潮運動趁機發難。有國民黨政客在報紙上發表致傅斯年的公開信，指責臺灣大學優容共產黨，並指名道姓地說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參共親共」，某某院長、系主任是「共產黨分子或參共分子，他們把持院系，排除異己」，把各院系變成培植親共勢力的溫床等，企圖置傅氏於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絕地。
傅斯年對臺大師生特別是臺灣一幫鬧獨立的土著反蔣倒蔣活動一直深惡痛絕，對學生中有真憑實據的共產黨員亦不寬容，每有發現均嚴懲不貸，其態度與他處理西南聯大學潮時並無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讓布爾什維克滾出臺大！」的響亮口號。但他同時認為，如沒有真憑實據，當局不能肆意進入校園在師生中搜查，更堅決反對隨意指責他人為共產黨。當年西南聯大爆發學潮，並鬧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謂西南聯大學潮「地方當局荒謬絕倫，李宗黃該殺，邱清泉該殺」等便是他做人處世的主張與原則。
正是緣於這一指導思想，傅斯年讀了報上對臺灣大學師生的指責後，既惱又怒，毫不顧及地以「他媽的！」開罵起來，而後採取以牙還牙的戰略進攻態勢，在報上兩次發表措辭強硬的檄文予以反擊：「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若當局有真憑實據說某人是共產黨，我將依法查辦，但是我辦理這種事，決不能含糊其辭，血口噴人」。最後聲明：「反共須有反共的立場，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以為同志。」傅氏聲色俱厲與咄咄逼人的態勢，令對方不得不暫時退卻，伺機而動。
據說，傅斯年常去找蔣中正要辦學經費，他每去一次陽明山，必定是「滿載而歸」，是敢在蔣中正面前從容蹺起二郎腿、抽著菸斗的人[8]。胡適也感慨：說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諍友和保護人」。1949年4月6日台灣大學和師大發生「四六事件」，爆發軍隊闖入校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政府官員交涉，要求逮捕台灣大學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向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警告：「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但事後陳誠採取懷柔的措施來安撫社會大眾與台灣大學教職員，並邀傅斯年等台大教授餐敘；會後傅斯年與其他教授表示：「贊同政府整頓學風，惟希望被捕學生除行為不法者，即予依法辦理外，其餘早予保釋，對於各校實際困難問題，亦望能協助解決」，顯見傅斯年亦非一味支持學生任何行為。
埋骨台灣[編輯]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並戒肉類葷腥。又查出患有膽結石。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9]，享年55歲。當時有郭大砲（郭國基）罵死傅大砲的說法[10]。省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在新聞公布時說「傅斯年先生棄世」，因其臺語口音而被其學生聽成了「傅斯年先生氣死」，引發小規模學潮，直到官方出面解釋才平息[11]。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其中，傅鐘啟用後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12]
社會活動[編輯]
傅斯年對於「教育學」這門學問，跟「國醫」（中醫）也有他獨特見解。
政治觀點[編輯]
傅斯年是民國時期最為著名的反共學者。
早在他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的時候，就已經對共產黨充滿著不信任[2]。在1932年6月19日《獨立評論》當中，傅斯年以《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發表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他稱共產黨「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除了反共外，傅斯年同樣反對蘇聯，並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在傅斯年眼裡，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說法，中共緊隨蘇共之後，學史達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
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出路問題，他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瀕危。儘管如此，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他打個比方說，這就好比明朝滅亡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樣。對於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斯年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東西很多還是洋八股。」
抗日戰爭勝利後，隨即爆發國共內戰，北京大學的師生們很多都投向左翼懷抱，連被傅視為「漢忠」的許多學人也對國民政府非常失望，6位院長和羅常培、俞平伯、朱光潛、季羨林、金克木、賀麟、雷海宗、鄭天挺、錢端升、汪敬熙等教授先生都迎接人民解放軍，甚至連傅斯年的親戚俞大紱和陳寅恪（俞是內兄，陳是內表兄）都留在中國大陸時，傅看在眼裏，對此憂心忡忡，一次閒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簡短几言透出了他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這一態度直到他退守台灣都沒有改變[1]。
傅斯年在臨終前，曾經寫過四篇文章，分別是《自由與平等》、《蘇聯究竟是甚麼國家？》、《我們為甚麼要反共？》及《共產黨的吸引力》四篇文章，大力宣揚反共抗俄的思想，不但指出蘇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更遑論是經濟上的平等，並指蘇聯是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史達林是個真正集中古代近代的一切壞東西之大成的混蛋。故此他指出，為了中國及世界的文明傳統，保持人類的自尊，以及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拚命反抗[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