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回爸爸的故里厦门，是妈妈带着我去的，从福州到厦门坐了十五小时的火车。
妈妈放了一条松软的毛巾在她的大腿上，让我枕着她的大腿，蜷缩在硬卧车座上睡得舒服些。
半夜三更经过沙县和三明一带，我习惯性地醒来，因为过去通常要在这里下车去探外公外婆的。那次醒来后，眼前的景象令我炫目。从半开的窗户探出头，我发现列车正在山腰上盘旋行进，黑漆漆的山谷底下是家家户户的窗口发射出的黄黄的微弱的灯光，温馨而柔和，刷的一下，照亮了我的心房。这是在远离城市的喧嚣之外，静谧世界里的灯光，没有霓虹灯那样绚丽多彩，也不像福州南后街挂的灯笼那样充满着喜气，它散发出的是昏黄暗淡但却温和的光，像是在安慰一颗颗不眠的灵魂。
我不由得看呆了，坐在车窗旁一夜无语。清晨时分，火车到了厦门。妈妈用小梳子梳好我散乱的头发，给我换了一件花衣裳，说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阿祖（闽南方言，曾祖的意思）。
阿祖家在大中路，厦门一百的斜对面，和中山路是交叉的。我的曾祖母将近九十高龄，几年前摔成粉碎性骨折，双腿打了石膏，只能半靠在床上，不能行走。爸爸的几个兄弟还未分家，和他们的祖母住在一起。
曾祖母见到我们母女很高兴，但她只会讲闽南话，和只懂福州方言的我们无法交流。每次她和妈妈说话，都要靠家里的保姆做翻译。曾祖母笃信算命，很自豪地对妈妈说，她是宰相命，这辈子儿孙满堂，享不完的福。
她是绝对有底气说这样的话的。她的女儿（我的姑婆）嫁给鼓浪屿金融世家的四少爷，解放后姑婆举家迁往新加坡，是南洋赫赫有名的富商。姑婆孝顺，每个月都寄给自己的母亲两百元人民币做生活费。曾祖母靠着这些钱养大了我早逝的爷爷留下的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不知道五六十年代两百元的购买力有多大，只知道当时像爸爸这样的大学生每个月工资只有五十多块。后来我和老公结婚，提到每个月200元的侨汇收入，老公吓了一跳，说毛主席的月工资才400元，你的曾祖母每月有200元的外快，太有福气了。我从这次谈话中理解了姑婆对母亲的孝心以及对爸爸这些小辈的厚爱，不禁热泪盈眶。
曾祖母还很疼爱我父亲，告诉妈妈说爸爸是带着胞衣出生的。所谓胞衣，就是孩子出生时全身裹着一层半透明的薄膜，必须将薄膜捅破了才能将孩子取出来。父亲出生的时候，奶奶疲惫得昏睡过去，曾祖母视力不好，抱着孙儿，看不清那层胞衣，没有及时捅破。待医生赶来，发现父亲满脸通红，在胞衣里拼命蹬腿挣扎，几乎要窒息了。闽南老一辈的说法：裹着胞衣出生的孩子世间罕见，必将大富大贵。曾祖母看好我的父亲有辉煌的人生，非常得意地在妈妈面前侃侃而谈。妈妈只是凄凉一笑，回了一句：“什么好命？我看是歹命（闽南话，命运不好的意思）。”
那时我们家的境况并不好，母亲重病无法工作，每月只有可怜的一点点安慰性的工资，全家靠父亲的工资以及南洋姑婆的汇款支撑着，而且下放的外公外婆一家也要靠我的父母接济。爸爸每日起早贪黑，买菜做饭做家务，照顾母亲这个重病号和两个小女儿，还有繁忙的设计工作，瘦得皮包骨，双手青筋暴露，全然看不出一副好命相。
母亲的反驳让阿祖很不高兴，但她还是热情地招待我们。大白天，妈妈带我去逛颇有特色的中山路。从阿祖家走到厦门轮渡只要五分钟。兴致来的时候，妈妈就带我坐轮渡去码头对面的鼓浪屿游玩。鼓浪屿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美丽的岛屿，那里的旧式建筑很别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