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
宋美龄(中排左四)任理事长,李德全(中排左五)任副理事长,
安娥（二排左二)，后排右一为邓颖超, 右三为郭秀仪。
邓颖超与宋氏三姐妹，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保护儿童运动而走到一起。几位夫人常常一起去重庆，看望保育院儿童。此后的五十多年，邓颖超与宋美龄一直有书信来往，保持了良好的友谊。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颖超自然而然地保持了海峡两岸之间的私谊，恰是坚固了民族大义的根系，为80年代两岸打破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营造了良好的基础。
赵炜说，在邓颖超80岁大寿的时候，宋美龄还曾经送了一份厚礼，送的是一只做工精美的水晶兔，因为邓颖超是属兔的，她还记得邓颖超是属兔的。现在这只友谊兔，仍被保存。
众所周知，邓颖超与宋美龄有书信往来，尽管在政治问题上对方有歧见，在历史问题上对方有恩怨蓄积难解之忧，但历史的渊源性、延续性昭示海峡两岸的不可分裂性。
1984年1月，在北京召開國民黨“一大”60周年學術討論會暨孫中山研究學會成立大會。會上，時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的鄧穎超在講話中說：“只要大家都以祖國統一作為共同的前提，以誠相見，多商量，多交換意見，問題總是不難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決的。”她強調統一是“歷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暫的插曲”。她向臺灣當局提出：“孤懸海外，受制于人，這種局面終究是很難長期維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從，不難立決。”
宋美齡看到鄧穎超的講話后,于同年2月16日回函鄧穎超，對鄧講話中談到的統一問題，這次宋美齡沒有回避，而是明確拒絕。她認為，大陸是因為無力武力爭戰臺灣，才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今日真正之中國乃在臺灣”是宋美齡最得意的話題。宋美齡在信中明確提出要中國共產黨“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宋美齡致鄧穎超的回信
穎超先生大鑒：
數年前“四人幫”倒垮前后，聞先生曾幾遭險厄，甚至受憂受逼，將至自殉邊緣，幸率無恙，論先生在共黨中之黨齡如此資深，尚時陷朝不保夕之境地，令人惻然不已。近閱報載，先生在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十周年紀念會中曾作一次演說，追念在我總理中山先生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茲將當時決策之來源為先生之道之。
按當時國家處境危殆，外則有世界列強企圖恣意瓜分中國，加之個帝國主義籍不平等條約之各種特權，不斷榨取我人力、物力、資源，以填其欲壑，國內則有大小軍閥猖獗，生靈涂炭，民生凋敝。我總理深感于此，乃為中國在國際上享有平等待遇，呼吁世界助我自助，亦即是求取消束縛我國之平等條約，但世界列強猶如聾啞，不加理會，此時僅新起之蘇聯政權，別具新裁，予我革命基地之廣東以有限之械彈，得一箭雙雕之收獲，當時，蘇聯政權被各國歧視，地位極為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壓迫眾生之好感，并又可以之炫耀于列強之前，顯示蘇俄政權乃是由正義之政權，且在廣大之中國，順理成章，樹立一將來征服世界不絕之兵源，亦即充當炮灰之資源，假此機會肆意吸收訓練基地骨干分子。以貫徹由蘇俄所控制之全世界蘇維埃帝國藍圖之推行措施。名利雙收，莫過于此。再者，當時大會所通過之“容共”政策，旨在聯合國內一切反軍閥反帝國主義之力量，其實，共產黨之力量，證之于當時所謂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到會者僅十二人耳。其首腦人物當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董必武及毛澤東等，事實上，中國國民黨乃是中國共產黨之保姆。
蓋若非仰賴當時國民黨之掩護、育養，其便能成為后日之黨耶？且如陳公博、周佛海等終亦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而摒棄之，由共產主義信徒而搖身一變竟成為后日之漢奸，此亦是共產黨頭兒、腦兒對主義信仰之最大諷刺。……后日之葉劍英、彭德懷、賀龍、林彪以及過去小軍閥朱德，曾任廣東時代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及黨宣傳部代部長之毛澤東等人無一不宣誓效忠國民黨，而后背叛誓言，成為反國民黨之一群。……此試與中外綜理國家萬機之政治家總擁有靜穆之修養與磊落之風格相提并論，乃適成強烈對照，諒先生定必默許余言。
回憶前在重慶抗戰時期，曾與大姊孔夫人數度與先生聚首交談，征詢先生對當時抗戰問題及國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認為先生認解超群，娓娓道來，理解精透，所談及之問題均無過于偏頗之處，實我當時女界有數人才，迄今思之，先生談話所代表者，言皆由衷之歟？姑不究其內容真偽，猶記曾告家姐，若穎超能為國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脫穎而出，甚至超穎而出也。又何必沉湎于被泰半理智之猶太人所不齒之德國猶太馬克思理論所蠱惑耶？固然，1920年時代馬列理論曾在俄國得手，憑籍許多因素僥幸成功，此實于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沉醉于“時髦心理”，令馬列學說彌漫于知識階層，大多自認為馬列信徒或馬列崇拜者，尤其在法國，幾乎造成任何人不能誦說幾句馬列教條，則必目為白癡或非知識分子之風氣。只要是馬列教條，即不求甚解，“囫圇吞棗”猶如天詔，（近日時代雜志亦有敘述法國知識分子之盲從風氣）。加之，法國左派理論家沙特不時以辯證法及邏輯語匯，撰寫似是而非之文學莠言惑眾（近年已逐漸經阿宏駁斥其矯偽，至于體無完膚）……
泊聞先生所言，謂中國共產黨人是“言必信，行必果”，此乃指所謂“文化大革命”對同胞之信諾耶？抑指先生幾遭不幸而言耶？據所聞知，大陸人民名共產黨為破產黨即家破人亡之謂也。故對共產黨之言行，大陸稚子亦不予置信、齡近聞電大陸探親返自由世界者云，其親戚竊告，“臺灣人民固然反共，但更反共者，乃大陸手無武器所遭殃之人民也。”……近三十余年來，共產黨政權已早知無法再可侵蝕金馬臺澎之復興基地，乃重襲統戰故伎。以惡言毀謗為張本，或以蜜語騙詐為武器，企達成“三度合作”。
殊不知第一次我總理寬大容共，遂使原不過五十余人之共產黨徒，經中國國民黨襁褓鞠育后造成騷擾動亂，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當中日戰爭國家存亡關頭，先總裁不究既往，誠恕相待，原望其回心轉意，以抵擊外侮為重，豈知共黨以怨報德，趁火打劫，鑄成大陸的沉淪，二次慘痛，殷鑒昭昭，一而再之為已甚，其可三乎？
再者，先生以前若為國民黨黨員，當以同志相稱，若以相對立場或友誼，亦當以周夫人或鄧女士稱呼，恐嫌此乃BOURGEOIS布爾喬亞階級之稱謂，然共產黨慣例連名帶姓相稱，恕齡礙于中國人之庭訓，對任何人都以禮貌相待，此中我國文化之所熏陶若，諒不已怪。先生高壽已登耄耋，當已無所恐懼，若言出肺腑，則請規勸大陸迷途諸君，“學習中山先生之榜樣”，再次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復使大陸民眾，猶如臺灣同胞，享有安寧、富裕、康樂，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不然，則將如李自成、張邦昌及跪于杭州岳墳前之秦檜夫婦鐵人，永受萬世唾罵，須知今日真正之中國乃在臺灣，邯鄲學步，猶為晚焉，維希三思之，即此順頌。
蔣宋美齡謹啟
民國73年2月16日（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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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鄧穎超寫了一封信給宋美齡，此次宋未回復。
蒋夫人美龄先生大鉴：
庐山初识，忽忽五十年矣。山城之聚，金陵之晤，犹历历如昨。别后音问阔绝四十余年，诚属憾事。幸友谊犹存，两心相通。每遇客从远方来，道及夫人起居，更引起怀旧之情。近闻夫人康健如常，颇感欣慰。
令姊孙夫人生前，极为思念夫人。每每言及夫人爱国情切，必将致力于中国之统一。孙夫人手足情深，亟盼生前能与夫人一晤；曾亲笔致□□□，然未能如愿，终成遗憾。
尝读夫人之《我将再起》，思感殊多。回首当年，国难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战，促成国内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弘扬抗日民气，救助难童伤兵，厥功至伟。今夫人年事虽高，犹时时关心国家之强盛，民族之再起，于海峡两岸关系之缓和，亦多所推动。
夫人谋国之忠，诚如令姊孙夫人所言，我极为钦佩！
环顾当个今世界，风云迭起，台湾前途令人不安。今经国不幸逝世，情势更趋复杂。此间诸友及我甚为关切，亟盼夫人与当政诸公，力维安定祥和局势，并早定大计，推动国家早日统一。
我方以为，只要国共两党为国家民族计，推诚相见，以平等之态度共商国是，则一切都好商量，所虑之问题均不难解决。
我亦年逾八十。今虽卸却政务繁荷，然念念不可置之者，唯国家统一一端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深愿与夫人共谋我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
我与夫人交往，数十载矣。历时弥久，相知愈深。直率陈言，尚祈谅察。海天遥隔，诸希珍重。
临颖神驰，期待回音。
即颂大安
邓颖超
一九八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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