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厚泽和王如兰的婚礼是在1969年5月1日举行的。
婚礼非常简朴，简朴是意愿，穷人的思维里没有铺张这个词，非常这个定语却是无奈，是经济条件对简朴进行了苛刻的限制，一直限制到寒酸为止。要不是章厚泽从工会干事那儿要了半张红纸，剪了几对双喜贴在门窗上，即便是邻居也不会晓得这个家庭今日是娶亲的喜庆日子。一斤水果糖害怕不够散发，就放在一个粗瓷盘子里，任人取；一盘自家炒的南瓜子和花生米儿放在水果糖的旁边。几个邻家的孩子伸头缩脑，想要喜糖，却被家长及时呼唤回去。这些家长挺知趣，既然没钱送礼，那也就别拿人家的喜糖了。王如兰倒是非常大方，他见一个邻家孩子在门前一伸头，就把他喊进来，抓了几粒水果糖放在他手中。其他的孩子见如此，也就大大方方地进来要喜糖吃，不一会儿，水果糖就没了，紧接着花生米也没了。南瓜子似乎不太受人欢迎，一直到最后都没见少多少。新婚家具仅有一张四六床和两只樟木箱，买不起木板，四六床的床橕上只好铺细竹笆；樟木箱是王如兰的娘舅从山里送来的，多少给女家长了脸面。多数同事因为没钱凑份子，也就不参加婚礼了，因此只来了三四个人，拿着一对价值二元五角钱的枕巾做礼品凑热闹，因为没有举行任和仪式，他们坐一会儿就告辞了。其实，他们没必要举行婚礼，举行婚礼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他们结婚了，在一块儿睡觉是合法的。
他们自小在一起长大。永安桥附近的人们时常看到这两个人的身影，起先是两个孩子一块儿玩耍，接着是两个少年在沧浪河滩上的红柳林里砍柴，后来又几乎天天看见他们成双成对的经过永安桥上班下班。在永安桥附近的父老乡亲心中，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不需要媒婆撮合，也不需要走男方家送礼提亲的套路，到时候自然而然地会结成夫妻。
章厚泽弟兄姊妹五个，他是老大，底下有两个弟弟妹妹。父亲没有正式职业，在瓦匠队干下手活，挖基础、和泥、搬砖，哪样重就得干哪样，哪样脏就得干哪样。虽干的尽是些重活脏活，但每个月仅能挣二十几块钱，逢到阴雨连绵的天气，有时到手的只有几块钱。家中饮食的主要来源，出之于母亲那双粗糙的大手，她辛勤地打理沧浪河坎子上的五六分菜地和沙滩上约两亩滩涂，出售蔬菜的钱差不多可以买来粮食本上的计划供应的粮油，滩涂出产的蚕豆和玉米可以使一家人填饱肚子，多余的出售一些，以便换来日常用品，诸如鞋袜裤头汗衫之类。王如兰家的情况和章厚泽家差不多，父母也都没有正式职业，按照王如兰的妈妈说：“我们都是属鸡的，到处搂，到处搳，能填饱肚子就算烧高香了。”
婚期是两个亲家母闲聊时定下的。那天，他们同时在滩涂上摘蚕豆，聊天的话语不时地在沙滩上飘荡。摘得的蚕豆把麻袋包装得满满的，王母扛不起来，喊章母帮忙，一百余斤的麻包这才上了肩。王母掂掂肩膀，使之踏实了，扭头翻眼说：“斌斌妈，我家的如如那对奶子布也裹不住了，再这样裹下去，说不定将来会影响奶水。把他们的婚事办了吧？”章母说：“我知道他们的事也就在这年巴，去年准备了两床盖被和两床垫被，这两年又省吃俭用省出了100块钱。我回家就拿给你，看着给如兰做一套新衣服，置办些女孩儿家的用品。”王母说：“手头紧就不要送了。留着自己用吧。丑话说在前，我就陪一对樟木箱子，还是她舅舅送来的。还有，如兰的工资今后每月还得留给我们10块钱，她带去14块。”章母说：“留10块钱是应该的。100块钱我一定得送去，你看选什么日子？”王母说：“5月1号怎样？”章母说：“还有十来天，来得及。就这么着吧！”王母扛着麻包吭哧吭吃地走了。
参加婚礼的三四个人走后，章厚泽说：“水果糖散光了，上班时带到厂里的糖怎么办呢？”王如兰说：“散光了我才高兴呢！喜庆的日子，来人就是喜，冷飕飕的那才叫人丧气呢！”她以近似于撒娇的口吻继续说：“明天再去买嘛！别那愁眉苦脸，还男子汉呢！”章厚泽脸上的愁云被这柔风吹散些许，“好，依你，明天去买。我们屠宰车间140人，你们分割肉车间80人。一共220人，得买多少呀？”王如兰说：“每人两粒总是要的喽，那就买三斤吧！”章厚泽说：“那得5块多钱呢！上哪去搞？总不能再向我妈要。”王如兰说：“我有，我上两个月的加班费埋下了，没给家里。省下6块多钱，就怕这一天不够用。”章厚泽说：“这些人真够酸的，连份子都不凑。我们反倒要散喜糖。”王如兰说：“不要埋怨，我们车间好几个人结婚，我们不也是没凑份子吗？你们车间有人结婚，你都凑份子了吗？”章厚泽说：“我们两家日子难过呀！我每月只有2块钱零花，洗澡剃头还不够呢！”王如兰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们不来礼，我们喜糖照散不误，这才叫喜庆。”章厚泽说：“这还叫喜庆？看你是冤大头相。”王如兰说：“什么是喜庆，大度就是喜庆。我们结婚不仅仅是自己高兴的事，得让人家也高兴。大家同乐才是喜庆。亏得你读了许多书。”章厚泽不言语了，呆痴痴地看着王如兰。
他们相视片刻，王如兰说：“天天老是想儿想的，想得昏天暗地，没想到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来了。连一挂爆竹都没放，一点都不火爆。”章厚泽嘘了一声，“小点声，糊纸的麻秸墙一点都不隔音，说什么都能听见。”王如兰脸儿一红，低下了头，她突然想起了什么，用双手压压床，马上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她眉头一皱，小声说：“这怎么办呀？”章厚泽说：“我有办法。”他悄悄地从垫被底下抽出一块折叠好的黑色橡胶垫子，把它摊在了床前，然后把被褥枕头铺在了上面。王如兰说：“地上不凉吗？容易生病的。”章厚泽说：“玩好了再上去。”说着他拉了电灯开关。
黑暗里，像一对蛐蛐调情，悉悉索索。章厚泽要去解开王如兰的衣服，却被一把推开。
“姑娘最值钱的马上后都给你了。今后不许你亏待我。”
“怎能呢？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你得发咒。要不我不放心。”
“今后我要是变心，天打五雷轰。”他毫不犹豫，信誓旦旦。
“嗯，我放心了。”她贴过去。
“你还信这个？”
“那我信什么呢？对自己发咒是最厉害的了。什么人都破不了自家的咒。”
“你就这么肯定？”
“那当然。要不我为什么要你发咒？”
章厚泽听了，心里发毛，但禁不住她那软软的胸脯的揉擦，身心立马像飘展的旌旗。
他们之所以能在地区肉联厂工作，得亏于一个叫秦晓雨的军代表。秦晓雨是苏州人，陆军的排长，1969年被派往汉州城西大街街道支左。那时候，军代表的权力巨大，可以说一不二。不知道什么原因，秦晓雨非常同情基层的穷苦人，他知道永安桥附近有很多人家连一个有固定工作的都没有，大都是靠打零工或者河沿坡上的菜地以及滩涂为生，因此生活很困苦。恰好此时一些工厂开始招工，他就利用军代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有意安排一些没有一个固定职业的家庭中的青年去工厂当工人，使这样的家庭能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以此减轻生活中不期而至的灾情。章厚泽和王如兰就是在这难得的机遇中，双双成为肉联厂的职工。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肉联厂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单位。出口肉类是肉联厂的主业，但骨头、油脂、头尾、五脏等出不了口，这些副产品大都以低价出售给职工。职工每隔十来天，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回十来斤猪腿干骨和内脏下水，足够五口之家解一个星期的馋。这在肉类和油脂靠计划供应的年代，可以说是天大的赐福了。章厚泽和王如兰自从进了肉联厂，两家的生活顿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肉香汤香时常从简陋的棚屋中飘出，把附近的那些每月只能领到半斤肉票和三两计划供应的菜籽油的邻居们，馋得流涎、羡慕得眼睛滴血。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肉联厂的工资低，章厚泽每月28元，王如兰每月24元。即便这样，也打下了他们能够结婚安家的基础，要不然家中哪有钱为他们准备床上用品和相应的衣服？如果他们想办一个像样的婚礼，无异于等待芝麻开门的好运气，况且在等待中，往往有许多变数，一些也和他们一样的青梅竹马的情侣，最终也没熬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那一天，不是悲痛的分手，就是由情生恨、反目为仇。极端的一例是一对情侣，无法冲破家庭的阻力，用手帕拴住二人的手腕，双双从二十余米高的五里墩大桥跳入汹涌的新沧浪河中，他们的爱情悲剧由此而谢幕。
婚后不到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第三年，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章厚泽还要生一个，说一个儿子不保险。王如兰说：“添一个孩子等于降一级工资，你还嫌日子过得不够苦吗？真的想要，你找相好的替你生吧！反正我是不会再生了。”章厚泽说：“我就这么一说，看你说得多难听。”王如兰说：“难听话好懂。”
